父母从小喜欢唱戏,所以,我家就成了村里的业余俱乐部。
我家有很多乐器,扬琴、笛子、二胡、三弦、梆子、四块瓦,还有成套的锣鼓镲。这些东西父亲都很精通,而且还是无师自通。父亲还会写唱词,会改调,能统筹一切,可以说是某一时期我们村坐腔的领军人物。
打坐腔很随意,人们啥时候想红火了,互相招呼一声,夏天在院儿里唱,冬天在屋里唱;远远近近的人听见了,就都聚过来,你唱,他唱,一唱就是好几个小时。那时我还不知道这种很随意的民间表演形式叫“打坐腔”,但知道开唱前好听的曲子是牌子曲。后来还知道“你拉胡胡(二胡和四胡)我哨枚(吹笛子)咱俩逗一段二流水”说的就是演奏牌子曲。
早先我们这里坐腔不唱山曲儿,基本就是《挂红灯》《方四姐》《五哥放羊》《打金钱》等传统剧目,偶尔有人唱几嗓子《割莜麦》,但我那时不懂唱腔美,只觉得唱的人如果一直“嘶喽喽喽”下去,指不定那口气就上不来了。
我家打坐腔有时规格很高,任粉珍、邸文杰、刘全、宋振莲等,都在我家唱过。可能你有所怀疑,这些呼市二人台大腕儿,怎么会上你家打坐腔?不可能吧!其实这是真的。为什么呢,任粉珍是我老师,我和她学唱二人台。其他人,是我们桥靠村业余剧团的指导老师,常来常往,打个坐腔很平常。我和任粉珍老师学的第一首歌是《大红公鸡咯咯叫》,接着学唱《走西口》。呼市民间歌剧团排演歌剧《洪湖赤卫队》后,我学会了《洪湖水浪打浪》和《小曲好唱口难开》,每次坐腔打起来,其他人唱戏,我就唱这两首歌。我妈和我爸会唱很多出戏,但唱的最多的,是他俩从小就搭档唱的《卖菜》。
每年正月初二晚上,我们一大家子约定俗成,聚到大爷家,先吃烧麦,后打坐腔,我八十多岁的大爷仍然一嗓子说唱到底,绝不输给年轻人。还有我能唱莲花落的大娘,能唱《夸河套》的二大娘,喜欢跳舞的三大娘,能拉能吹的大姐夫,唱的跑了调还在自我陶醉的大哥,满地乱跳乱舞的男女老少,让年的喜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现在呼市依然很流行打坐腔,几乎每个公园都有。我常去听的,是离家很近的牧机所汽车站。那里每天下午都有,且晋剧和二人台一替一天的唱,很受欢迎。我喜欢二人台,尤其喜欢听两个女人唱《水刮西包头》《走西口》和《偷红鞋》,所以往往是有选择的去听。他们有时也唱山曲,新编的词,虽然有点下里巴,甚至有点微色,但能博得大家一笑,就达到了坐腔艺术所追求的真谛。
我还喜欢在网上看土右旗二人台坐腔第五代传承人郭威老先生的《害娃娃》,其原生态口语化的唱词,经他声情并茂、抑抑扬扬一唱,那是阳春白雪根本就不可能具备的一种美。不信看看身怀有孕的老婆和“他”要酸东西吃时“他”是怎么答复的:“黏老婆不要给我瞎圪塌,你听哥哥把话话一句一句对你说,四月的天哪有酸溜溜酸葡萄酸杏干干山里红,杏干片片哪能到了你的小口口中,你明明知道这四月天这么多的酸的、你叫哥哥那里寻。”这样唱了还不算,又加一句:“就把那山西老陈醋喝上两碗哇!”这才是民间艺术,生活气息浓,地气也足。当然,坐腔艺术也有让人感到遗憾的事儿,就是现已经很难听到蒙语汉语揉进同一首歌的“风搅雪”了。
星期天我喜欢到公园去听。有时听的心也痒痒嗓子也痒痒,就故意走的离坐腔摊子远点儿,然后低声跟着哼唱,自我感觉还挺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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