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二人台

40多年前，老舍先生两度塞上行，想不到这位享誉世界的大作家，在他出塞之初便与二人台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1961年夏天。老舍先生观摩了呼市民间歌剧团为他安排的精彩演出，当场挥毫写下了盛赞二人台艺术的诗句:“亲切二人台，民间歌舞来。春风扬锦帕，飞蝶百花开。”

就在这次观摩之后，老舍先生对内蒙古的记者说:“内蒙古人民所喜爱的二人台果然可爱。它的老底子厚，有丰富的唱腔与活泼的舞蹈，所以几年来已经有了很好的新发展。”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文艺事业的扶持与关爱，老舍先生在返京后不久(1961年10月)，便为呼市民间歌剧团赶写了新《走西口》剧本。老舍先生在后记中说:“《走西口》是二人台名剧之一，凄楚动人，经常上演。因爱此剧，我草拟了第二本，化凄楚为欢快，以见时代的变化。剧中语言是普通话，押韵以京音为准，恐与内蒙古习用的汉语有些出入，上演时可略加变动，多些地方色彩。”

接到剧本，呼市民间歌剧团自然喜出望外，日夜兼程赶排了这出戏。所憾者，这个在立意上热情礼赞新生活的剧本，却因艺术上的不足未被保留下来。对于这一现象，我也曾有过一些思考。时隔40多年，似从老舍先生研究的一些文章中，悟出些许道理，至少也该像老舍先生自己的理论判断一样，是因写了作家并不真正熟悉的生活所致。

或许，也像老舍先生在《白石夫子千古》的文章里所言:“白石夫子(齐白石)是一代大师”，但是“他的山水，也是先看了名山大川，而后落笔的。”不过，从排演期间发生的小小“争论”来看，倒是从另一方面揭示了作为大作家的老舍先生尊重创作规律的意识世界。剧中有句表现新一代走西口人宽松心态的“打上百分去包头”的唱词，当剧团同志因为作曲需要将其改为“欢欢喜喜去包头”时，老舍先生当即批评了改词的同志，今天看来，尽管“打上百分”在声律上有不当之处，但是它较“欢欢喜喜”有着明显的人物个性。老舍先生的这种坚执，也恰如大诗人苏东坡的“拗律”精神:“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

1962年4月，由自治区有关部门牵头的《二人台传统剧目汇编》编委会，又为老舍先生在新城小宾馆组织了别开生面的专场演出。说它“别开生面”，一是剧目老，都选解放前老艺人口传心授、原汁原味的传统剧目。二是指演员老，都已经年过花甲(若活着，今天多是百岁老人了)。5个老艺人中除卢章、樊六、杨润臣外，还有2个残疾演员，即计子玉、巴图淖。这场演出结束后，老舍先生扶着拐杖走上舞台，他以作揖的传统礼节向“老哥几个”道了辛苦，并且十分激动而亲切地对叹为绝响的《顶灯》等高难度表演艺术，给予很高的评价。

谈到樊六先生，我想赘述几句。这次他为老舍先生演出的剧目是《阿拉奔花》。这出小戏，是描述一个在外经商的蒙古族青年同一个汉族村姑大胆相爱的故事。剧中，以彩旦名世的二人台表演艺术家樊六先生，却破例串演了小旦的角色。熟悉二人台艺术的老一辈观众，恐怕都曾为樊六先生在《探病》中刘干妈的精湛表演所倒。可是这个晚上他却以端庄温婉而又多情的村姑形象，给老舍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在剧中与他合作的盲艺人计子玉先生，有时还用流利的蒙古语同他对白，这种表演形式在二人台传统剧目中恐叹为仅见。

近日重新拜读老舍先生的新《走西口》剧本，我似发现这位曾经写出《茶馆》等惊世之作的文学大师，以其慧眼，对二人台的悲剧艺术是十分欣赏的。我想，这与二人台这个地方戏的形成时间、背景与剧种风格有关。就我所知，作为成熟的戏曲艺术，特别像京剧或晋剧之类，其悲剧形态中，必定会有好大一部分属于英雄人物的历史悲剧的，如《屈原》、《满江红》等等，而这些特点在二人台里是不会看到。相反，二人台的悲剧形态，却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像《走西口》一样，是以塑造与表现清末民初破产农民的悲剧形象见长的。尤其在唱腔与曲牌音乐构成上，它把内蒙古西部区地域性文化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难怪这一曲《走西口》至今仍风靡大江南北。记得，1988年笔者在中央戏剧学院进修时，专门研究戏曲艺术的祝肇年教授，就因为对它的钟爱，曾经特意嘱我从呼市给他带一盘《走西口》的录音磁带。

众所周知，老舍先生在1966年“文革”中，不堪凌辱，竟以身殉道，自沉于太平湖。这距他的内蒙古之行只隔三四年。每当念及老舍先生对二人台的热情扶植时，我不禁感慨万端，尤其是对于一个他的作品与人品的敬仰者来说，就更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