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台”发源于陕西府谷和山西河曲的黄河两岸,是黄河文化、草原文化和黄土高原文化的交汇之地.

“二人台”是戏剧,把“二人台”称为“榆林小曲”或“陕北民歌”、“山西民歌”是不确切的。关于“二人台”的发源地,说法不一,我以为,“二人台”的发源地就是现在位于黄河流域的陕西府谷和山西河曲两县隔河相望的毗邻地带。这一带是黄河文化、草原文化和黄土高原文化的交汇之地,尽管历史上地瘠民贫,但是文化积淀相当深厚。

“二人台”诞生于什么年代?业内权威人士多认为是清代咸丰或同治年间。其依据是根据丁喜才那一辈老艺人的回忆去分析判断,或是根据《走西口》唱词内容去推理。我认为,《走西口》的唱词非但不能证明“二人台”诞生于咸丰年间,相反,恰恰可以证明“二人台”只能诞生于清代以前,因为从《走西口》的完美性看,它不可能诞生于“二人台”这种艺术形式形成的早期,到了创作《走西口》的咸丰年间或同治年间,“二人台”已经进入盛行和成熟时代。

从“二人台”传统剧目的内容分析,则足以证明其发源于府谷、河曲。《走西口》反映的是府谷、河曲一带的老百姓在家乡遭灾后,一对新婚夫妇蜜月未满,丈夫大春要到内蒙打工、妻子玉莲深情送别的故事。在另一首“走西口”民歌中,“头一天住古城,第二天住纳林”的唱词也是佐证。

作为民间艺术,“二人台”是基层劳动人民创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人对其流传功不可没。它的扩散和传承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行向周边地带辐射,如府谷“二人台”向神木以及逐步在榆林十二个县区普及;河曲“二人台”辐射到忻州、雁北以及山西北部、中部甚至河北省境内。二是在饥馑或战乱年代,民间艺人举家迁徙,将“二人台”这一民间戏剧带到新的移民地,主要沿着两个方向扩散传播,向西通过“走西口”的通道,流传到内蒙古地区,在大草原生根开花;向东则由“闯关东”的艺人们将其沿河北张家口带到“黑土地”,逐步演变发展为东北“二人转”。

府谷地区的“二人台”代表人物对“二人台”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人台”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与山西河曲隔河而望的府谷地区,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丁喜才、王向荣、柴根儿和陈维业等,他们的功绩应载入史册。

丁喜才的贡献在于他以自己杰出的艺术才华赢得着名音乐家贺绿汀的赏识,使“二人台”这一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从此一下子步入高等学府的音乐殿堂,由他改编的“二人台”代表作品《走西口》、《五哥放羊》不仅收入现代民乐教材,而且经他的学生鞠秀芳演唱风行全国,并曾在国际比赛中获金奖。如果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时间界限的话,丁喜才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二人台”艺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开山鼻祖。

王向荣被称为“西部歌王”,这是观众就其演唱陕北民歌的水平赠与他的桂冠。但如果从演唱“二人台”的水平来评价王向荣的话,这顶桂冠则有点小了。王向荣极具艺术天赋,加上他对艺术的挚爱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他的演唱行腔优美,气势豪放,酣畅淋漓,情感真实,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王向荣在民歌和“二人台”领域都是大师级人物。

柴根儿是府谷“二人台”的“活化石”,他从8岁起就与民歌和“二人台”结下不解之缘,至今近80个春秋。他不仅亲自创作了《摇三摆》、《对花》等具有自己风格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凭惊人的记忆力,在头脑里记忆了近百首民歌和“二人台”词曲,其中有的已几近失传。如果将这些资料全部记录成文字,其字数远比一本《唐诗三百首》还要多。柴根儿是“二人台”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口头传承者、国宝级艺术大师。

 现在知道陈维业的府谷人特别是年轻人甚少。陈维业对府谷“二人台”的保护和传承应该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初期,陈维业在府谷县文化馆工作期间,曾和李继爱一块收集整理了有关“二人台”的资料,于1955年出版了3集石印版《陕北二人台》一书,是当时关于“二人台”原生态资料的第一本专辑,是后来研究“二人台”的奠基之作,对“二人台”的传承起到了抢救性的保护作用。

只有创新才能让“二人台”这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树,在今天的西安开出令人欣喜的新枝来

对于府谷来说,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说,要使“二人台”走出目前自生自灭的困境,光有继承不行,关键还在于发展。从现状看,府谷的“二人台”在陕西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创新意识不足。

“二人台”作为地方小戏,没有好的剧本是不可能得到长足发展的。由于它素以短小精悍见长,所以永远不可能去表现类似“开国大典”、“三大战役”那样的重大历史题材。但“二人台”如同小品一样,能及时把握时代脉搏,准确敏锐地捕捉生活激流的浪花。这就要求必须要有既能反映时代精神,又能体现“二人台”传统特色的词曲相配套的新剧本、好剧本,否则,只靠吃祖宗饭是没有前途的。

影响“二人台”发展和传播的另一个因素是方言问题。府谷方言仍然保留着古代汉语中的“入声”,其发音过于短且又急促,使得“二人台”的道白无法“字正腔圆”,经过喜剧化夸张式处理后,连府谷人听起来也有点刺耳,这就形成了“二人台”道白的“鸟语”与音乐曲调的“花香”不相协调。唯一出路只能是忍痛割爱,舍弃方言,向普通话过渡。

内蒙古不是“二人台”的发源地,为什么“二人台”却特别流行,而且在全国形成很大影响?我以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内蒙古的戏剧舞台上主流戏剧(“大戏”)长期缺失,它不像山西的晋剧、陕西的秦腔一直统治着本省的戏剧舞台,始终是地方小戏发展的无形对手。“大”挤压“小”,“雅”排斥“俗”,这可以说是不是规律的“规律”。

因此,要发展和繁荣“二人台”艺术,我们必须要另辟思路才行,譬如政府、企业、“二人台”艺术团体携手,甚至以“王向荣”为“招牌”在西安先创出一小块“二人台”的“根据地”,再经不懈努力,让“二人台”这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树,在今天的西安开出令人欣喜的新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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