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广播评书，第一部电视评书，都出自辽宁。北京评书的传承人中，只有连丽如一人来自北京，而其他三位——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则均来自辽宁。
辽宁评书那些事儿
辽宁也是广播评书与电视评书的发源地。辽宁的春风出版社在当年的评书出版界处在领头羊的位置。辽宁的评书在这六十年中经历了怎样的辉煌，现在又面临什么样的尴尬？本报联合辽宁曲艺家协会为您呈现那些人，那些事。
汉代就有说书的
评书在中国是最悠久的一门曲艺形式，能够在历史上与评书比肩的就只有杂技了。
1957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墓出土的一件高53厘米的陶塑“说书俑”，经过考究，这个说书俑为汉代一无名艺人创作的艺术品，所以评书的起源最近可以追溯到汉代。
在中国的曲艺界中有着这样一种说法，辽宁曲艺有四宝：相声、小品、评书、二人转，作为这四宝之一的评书，辽宁有着足够的资本笑傲于中国的评书界，从这里走出去了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刘兰芳、陈青远等一位位震古烁今的评书表演艺术家，而当年春风出版社更是全国评书出版界的“航母级”巨舰，其出版的评书可比肩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的散文，很多评书表演艺人宁可少要一点稿费也愿意在春风出版社出书，那应该算是一种“追求品牌”的心态。
辽宁的评书名家有多少？
面对这样的问题，辽宁省文联副主席崔凯如数家珍般的向记者娓娓道来：“沈阳的李庆溪，鞍山的杨田荣，营口的袁阔成，锦州的陈青远，鞍山的黄秉刚，还有田连元，刘兰芳，单田芳。”听到这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很难想象在辽宁省一省之内就有如此众多的名家，而在当时的曲艺界更是流传着“评书四大家”的说法——“南袁北田，西远中兰”。
从事评书出版工作大半辈子的耿瑛老先生也对辽宁说书艺人的众多进行了这样的描述：“那时候想在春风出版社出书的评书艺人特别多，一些说书人在我们这出不了书，就到别的省出书，结果也火了一阵。”
北京评书是我国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的传承人中，如今只有连丽如一人来自北京，而其他的三位——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则均来自辽宁，这不能不让人赞叹辽宁评书“一家独大”的雄浑和大气。
其实辽宁评书蜚声全国并不是偶然的，细细研究你就不难发现，辽宁评书从兴起到火爆，都是与辽宁的当地文化密不可分的。
崔凯和耿瑛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都提到了一个现象：辽宁的很多评书表演艺术家在说评书之前都曾经唱过大鼓。根据耿瑛的介绍，真正的传统评书段子在清末也就三十几部，但随着唱鼓书的人改说评书，一些鼓书书目就被带到了评书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评书的书目已经多达上百种，但是大鼓对于评书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带来了几部新书目而已。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很多的河北艺人来到辽宁，他们带来的西河大鼓，加之在东北土生土长的东北大鼓，鼓书这种曲艺形式在东北也是盛极一时。辽宁当初唱鼓书的艺人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但是这唱书的人多了，弹弦子的人就不够用了，“十个唱大鼓的人也就能有五六个弹弦子的”，耿瑛用这样的比例来形容当初弹弦子的艺人稀缺现象。这没有弹弦子的，唱大鼓的也不能不生存啊，他们也就开始脱离大鼓和弦子，说起了评书。
除了弹弦子的艺人稀缺外，经济利益也是造成鼓书向评书转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唱大鼓的和弹弦子的艺人所拿的钱基本都是固定的，拿到手之后两个人再按照事先的约定进行分配，但是时间久了，很多大鼓艺人就不愿意跟弹弦子的艺人去分演出费，渐渐的也就开始尝试独立说评书。久而久之，一些唱大鼓的艺人就转变为说评书的艺人，除了丰富了评书的表演曲目外，也使评书的表演形式有了创新。
辽宁省文联副主席崔凯认为，辽宁评书除了名家众多外，富于创新性也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辽宁评书对于整个评书的发展变化所作的贡献可以堪称是最大的，第一部在电台上播出的评书，第一部在电视台播出的评书，都是出自于辽宁曲艺界，而这除了肯定了辽宁评书在整个中国评书发展进程上的巨大作用外，也反映出了辽宁评书的兼容并包的特性。
而说起辽宁评书的创新，还是应该从脱掉演出的大褂说起。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本是天津人， 16岁就随着父亲开始登台献艺，当时天津乃至全国的评书表演形式都是非常传统的，表演者身着长褂，坐在一张方桌之后，桌上放着折扇、手帕、醒木三个物件，是一门非常纯粹的“上半身艺术”。但是袁阔成有一次登台演出却身着西装，这在当时的曲艺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许多老艺术家无法接受袁阔成的这种变革，纷纷表示袁阔成“大逆不道，数典忘本，欺师灭祖”，袁阔成无法面对人们对于他这样的负面评价，带着巨大的压力，离开了天津，来到了辽宁。在辽宁营口，袁阔成停下了脚步，东北的曲艺圈没有排斥袁阔成的改革创新，而袁阔成也在卸下了包袱之后全身心的投入到演出之中，最终成为中国曲艺界的一朵奇葩，绚烂的绽放在辽沈乃至中华大地。
在脱掉大褂之后，辽宁评书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朝着更适合时代发展的方向大步前行，广播评书的出现就是很好的证明。
1979年，刘兰芳与丈夫合作整理编写评书《岳飞传》，在全国100余家电台广播，轰动全国，波及海外，这也是评书第一次走出茶社，通过电波传递给广大的群众。要说这刘兰芳的《岳飞传》在当年的影响，那可真是难以用词汇来形容的，但是耿瑛和青年演员穆凯给我们讲述的两个小故事就可窥见一斑。
大街小巷都回荡着刘兰芳的声音。一次穆凯去一个县级市参加一个活动，在休息的时间，穆凯在小城里面四处转了转，就是这转一转让穆凯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一个茶社面前，一张大海报上面写着：刘兰芳说评书，两毛钱一位。穆凯当时就纳闷了。当年刘兰芳的评书通过广播火遍全国，这个小县级市真的能请到刘兰芳来说书吗？穆凯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还特意问了卖票的，卖票的当时就拍胸脯向穆凯保证确实是刘兰芳说评书，也确实是两毛钱一位。穆凯在参加完当天的活动之后，特地又来到这个茶社，花了两毛钱进去听评书。这穆凯进去之后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群人围着一个收音机听广播里刘兰芳讲《岳飞传》。
而耿瑛为我们讲述的另外一个故事则更是让人联想到今天的追星族，当年《岳飞传》热播的时候，在哈尔滨有人公开兜售刘兰芳的照片，而且生意很火爆，但是这些照片全都是假的，这是因为当初人们只是从广播中听到了刘兰芳的评书，并没有见过刘兰芳本人，就这样让不法分子发了笔横财。
辽宁评书最辉煌的时期当属1985年田连元的《杨家将》走上电视荧屏，评书也从那时候起从响在耳畔变成进入眼帘。对于这种变革的评价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些人认为评书紧跟时代脚步，在进入电台之后进入了电视台，将评书转变为了一门视听艺术，而另外一些人则对这种做法产生了质疑，评书是说给人听的，现在被搬上了电视屏幕会取得成功吗？事实证明，这样的质疑在电视评书掀起了一阵激荡在全国范围内的浪潮之后就烟消云散了。
当时电视评书的火爆态势让全国的各家电视台始料未及，在有着巨大的观众需求情况下，全国的电视台都只能播出田连元的《杨家将》，中央电视台都不得不在三套不同节目的不同时段播出《杨家将》。田连元用李金斗的一个玩笑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这种情况。在一次研讨会上，李金斗对田连元一本正经的说：“田老啊，今天联合国发布了一条公告，将今年定为田连元电视评书年。”田连元面对这样的玩笑哈哈一笑，而李金斗则接着打趣道：“这打开电视机都是《杨家将》，都躲不开您了。”从这样一段趣事中，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当年的评书火爆。
除了评书传播媒体的创新，辽宁评书在说新书的行列中也是名列前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袁阔成主讲的《平原枪声》《红岩》，陈青远主讲的《烈火金刚》，都是根据当时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这种在说书内容上的大变革在当时可以说是有着划时代发展的意义，这种变革让评书的这棵大树抽了新芽开了新花，增加了在面对风吹雨打时的砝码。
记者观察
草根艺术何去何从
将评书定性为草根艺术，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反对，但是评书仿佛变成了一位迟暮的老人，虽然依然有着自己光彩照人的地方，却无法显出耀人的光芒。
2004年到2005年前后，电视评书逐渐式微，许多电视台陆陆续续取消了这样的栏目。但是电视书场的消逝并不能代表着评书失去了生命力，田连元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他说：“评书在中国存在了这么多年，汉代就有了说书俑，足以见得它的悠久历史，但是评书走过的这一千多年，必然不是一帆风顺，势必要经历各种波折，但是评书却坚持走到了今天，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评书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在田连元看来，评书能否真正的传承下去，很多关键的因素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是现在的人们无法预测的，评书的路究竟该向何处走，该怎么走，不但是从业者应该考虑的问题，观众也应该担负起传承评书这门艺术的一份责任。
对于评书的传承，田连元作为表演者这个群体的代表在做着自己的努力，他走进大学为学生们讲课，撰写评书理论的系统教材，还不顾工作的繁忙与身体的制约，亲自带了几个徒弟。我们不能说评书现在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形势，但是确实是一种后继乏力的局面，虽然曾经六年才出师的口传心授教学模式已经改变，但是对于评书面对的乏力局面，这些变革所能起到的作用还是显得有些杯水车薪。
而在评书的演绎上，“百家讲坛”“王刚讲故事”等一些新兴的栏目都为评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们必须承认评书在经过近两千年的沉淀之后，有一些东西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评书中的各种套词，观众们在听过几次之后都可以倒背如流，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还继续保持这种风格的话，或许这部评书最大的卖点并不是评书本身，而是说书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评书所要解决的问题或许已经不是小打小闹就能解决的了。
评书该何去何从，这是一个问题。
本版稿件由记者 王铁 王吉庆采访
记者 王铁主笔
（摘自 《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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