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大众欢迎做低俗的“挡箭牌”

最近有家外国刊物，议论中国正在反对低俗文化，提到了小沈阳。外国人说点什么，本来不予理睬也罢，当然也可以正面回应。小沈阳先生采取后一种态度，接受了这家刊物的采访。我从网上看到，小沈阳重申：“我是纯爷们！我只是想让自己的表演逗大家笑而已。”“纯爷们”是小沈阳的“名言”，穿得花里胡哨在舞台上这么一说，确有搞笑效果，大家可以一笑了之。现在对记者这么说，语境变了，就显得不伦不类——这个“纯”字，是说的生理还是心理？如果是说给外国人听，那就难为翻译了。

作为一位当前蹿红的艺人，我更关注的是他下面一段话：“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低俗，我只知道，观众喜欢我的表演。”今天我们不议论小沈阳的表演有没有低俗的成分，而在当前反“三俗”的背景下，一位知名艺人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低俗”，对艺术处于这样的认知水平，我们怎么能信任他在舞台上不会有低俗的表演——即使有，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是的，“观众喜欢我的表演”。这句话说得准确点，是“许多观众”喜欢他的表演，也有不少观众不喜欢乃至厌恶他的表演；如若不信，可以上网查一下。即使有大批“粉丝”，就可以对反“三俗”装聋作哑、置若罔闻吗？

这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2004年，天津某报文化部主办了一次赵本山小品艺术的研讨会。赵本山先生亲自到会，态度也很谦虚，说主要来听大家意见的。那时赵本山不仅小品走红，还拍了电视剧，并努力把“二人转”推向全国。与会人士充分肯定赵的成就，也真诚地提了一点意见。因为大家知道，二人转是东北地区很受欢迎的民间文艺，但确有一些比较低俗的内容。无非是建议在推广二人转时，注意抛弃那些低俗的东西。说了这样一些意思后，赵本山一改听取意见的初衷，讲了半个多小时，一再强调二人转是大众文化，就是为大众的，只要大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听了他徒弟说的“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低俗，我只知道观众喜欢我的表演”，觉得似曾相识。

听了赵本山的发言，我有点不同看法，当时在会上就说了。我说，大众文艺当然要追求大众的欢迎，避免低俗并不是要背离大众，也不是要向高雅文艺靠拢。例如，二人转已有几百年历史，当前的发展势头强劲，赵本山功不可没。下一步如何？赵本山肩负重任，甚至可以说“成也赵本山，败也赵本山”，这里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去粗存精，把二人转中一些粗俗的东西抛弃，发扬其精华；就像侯宝林、马三立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相声的改革，使相声能登大雅之堂。赵本山作为二人转的领军人物，希望能够理智地引导二人转的健康发展。

那次交流，气氛是融洽的，我感到赵本山还是大度的。作为文艺批评的一个标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个问题还应该进一步讨论。

受众的欢迎程度，无疑是文艺、尤其是大众文艺的重要追求目标。优秀的大众艺术肯定应该受到大众的欢迎，但受到大众欢迎的不一定是优秀的大众文艺。因此，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应该是统一的，但两者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大众”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的文化艺术需求也各不相同。有些演出票房很高，也只能说是受到一部分“大众”的欢迎，不能因为剧场里的掌声便自认为得到了全体“大众”的喜爱。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即一些低俗的表演，也可能有很好的票房。因为有人就说，我们也有追求“低俗”的权利。作为个人，主张这样的“权利”，似也并不犯法。作为一个经过注册有合法执照的演出单位，为了票房而一味满足这些观众的需求，就是“媚俗”，显然违反了社会文化管理制度，是不被允许的。

其实，这是文艺批评的一个常识性问题。票房价值应当考虑，但并不是文艺作品的重要评价标准。文艺作品的高下优劣，主要还是由自身的内容与形式所决定的。过去只讲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是一种偏向；反过来，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同样是一种偏颇。现在需要注意的一个倾向是，有人拿大众欢迎做低俗的“挡箭牌”。我认为，坚持反“三俗”才是维护大众享受健康文化的正当权利，是当前大众共同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