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与妞妞》来龙去脉

一
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作者无可考。这是较早的“包公戏”，它塑造了疾恶如仇、刚正不阿，而又深知为官之难，带点幽默感的包公形象。人物没有定型化，读来较为亲切。尤其包公为妓女牵驴，富有艺术特色。然而，古代的剧作家毕竟受着历史的局限，因而这出优秀的杂剧，还是摆脱不了传统“清官戏”的格局。《包公与妞妞》仅其主要事件和某件和某些富有特色的情节，另起炉灶，重新构思。说实在话，我们对原著不那么“忠实”。如变官高权大的包拯为辞了官而无职无权的包拯；变荒唐到底的红粉莲为不幸失身风尘、今人同情的张妞妞；变包公一亮相便不堪一击的刘得中为背后有强大后台的刘得中；变只是上传下达的范仲淹为作包拯后盾的范仲淹。此外，人物关系、故事情节也都作了一番大改动和再创造。我们是现代人，要有所作为，只要能够把握住历史感和现代意识的有机结合，对古典原著的这种不“忠实”，我想是可以的。

二

戏曲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的包公形象，疾恶如仇、刚正不阿是共同的固有品格。然而大多数“包公戏”里的包公，都是居高临下，所向披靡，不乏“神化”的现象，我们在不损害包公固有品格的前提下，放大原著的精华，着重写出其他“包公戏”中所未曾见过的东西。这里，我想着重把包公和妓女联系起来谈谈。包公是庄重的，妓女是下贱的，对比鲜明强烈。

包公与骑驴郊游的妓女不期而遇，这一庄一贱人物之间的戏就在此处展开了。贱的因毛驴不老实险些摔坏，庄的为之驯驴；贱的要回妓院，庄的为之牵驴；贱的钱包丢了，庄的替她寻找回来。包拯没讲多少道理，就把红粉莲感化了。红粉莲性格从渐变到突变，转瞬之间，判若两人，以后，红粉莲重新翻作张妞妞，一方面在包拯关怀下，找到了称心如意的“从良”对象，一方面卷进惩奸除恶的事件中来。包拯蒙难，在生死关头，妞妞偕良人(包拯的随从张千)把他营救出来。包拯的博大胸怀、深沉的爱终于得到反馈。这里，我们着眼于心灵的撞击，着意将人情味溶于庄重人物身上，让自尊感逐渐化入下贱人物心中。我们的设想是，通过真善美地表现人的价值，使自己塑造的形象，具有新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三

清官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现象。清官是值得赞颂的，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清官并不能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尖锐矛盾。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在塑造包拯、范仲淹等清官形象的同时，还用少而精的篇幅，写了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刘妃，以及皇亲国戚刘得中、杨金吾之流。包拯刚正不阿，常常触及皇家的至圣至尊，因此，皇帝对包拯便采取既需要又疏远、既尊重又怨恨的态度。然而，“这一个”皇帝毕竟是“这一个”，在刘妃左右下，终于演出一场“诡诏”的历史话剧。他们满以为这一着既可除掉包拯，又可收人心服天下。由于妞妞和张千的营救、范仲淹的上下奔走，包拯还幸免于难，使得玩弄权术者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包拯得救后，幽默地把自己比作看家狗(原著提供的)，把皇帝比作主人，把刘得中之流比作贼。这位清官大彻大悟，最后，包拯利用诡诏处死刘得中、杨金吾，而圣旨传来却要宣召刘、杨回朝。对此，包、范二位名臣不禁发出浩叹：“先天下之忧而忧----无限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何时乐？”我们就这样把对封建主义的清醒反思，寓寄于古人对所处时代的茫然前顾之中，效果如何我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