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近400年历史的巴陵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7月10日，周日，在全国唯一的巴陵戏专业院团岳阳巴陵戏传承研究院，演员们正在排练加工修改后的巴陵大戏《远在江湖》，为9月3日的晋京演出做准备。院长魏传宝憧憬之余也有忧虑：“现在能上台演巴陵戏的演员，还不到20人。”
湖南一直以“戏剧大省”著称，有19个地方戏曲剧种。然而，它们的生存状况却不容乐观。侗戏、傩戏没有专业文艺团体，巴陵戏、湘昆、荆河戏、苗剧、岳阳花鼓戏、常德花鼓戏、邵阳花鼓戏、零陵花鼓戏均仅存一个专业剧团在艰难支撑。
文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的地方戏曲剧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60多种下降到目前约280种，正在以一年超过一种的速度消亡。湖南这些仅存一个院团的剧种，会不会登上将来的消亡名单？
1 在巷子里排练，能上台演出的演员仅剩10多人
6月28日上午，永州市零陵区正大街157号，零陵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院内，三四米宽的巷子里，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几位演员各就各位，排练新创小品《扶贫记》。因为剧团没有排练场地，排练就在露天的巷子里进行。
巷子里的一面墙上，“危房，请勿靠近！”的警示牌极为醒目，已20多年未用过的旧剧场成了危房。几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宿舍楼，显得陈旧破败。
零陵花鼓戏，湖南花鼓戏六大流派之一，是由祁阳花鼓灯和道县调子戏结合而形成的地方戏剧种，具有地方色彩鲜明、生活气息浓郁的特色。作为湖南19种地方戏之一，零陵花鼓戏演员仅剩10来个，就如其院内的旧剧场一样摇摇欲坠。
李江元，是零陵花鼓戏唯一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43年舞台生涯，见证了零陵花鼓戏最红火的年代，也目睹了它的沉沦。
“1978年到1996年，是最红火的时候。我们剧团有80多人，分成两队去演出。经常去桂林，一演就是半个月，一票难求。”李江元自豪地回忆。
1991年，其大戏《野坳谷》在全省获得优秀剧目奖；1993年、1995年，两次被评为全省好剧团。
登上顶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上世纪末，随着电视的普及、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多元化，零陵花鼓戏剧团每况愈下。
零陵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主任魏荭，1989年进入剧团，是剧团招收的最后一批演员中的一个。她告诉记者，近20年里，演员或老去、或退休、或转行，“目前能上舞台演出的演员仅剩10来个，年龄最小的都已40多岁，传承已经断代。”
演员少，只能演小戏。2015年湖南艺术节上，剧团只有一个小戏参演。“没有排练场地，我们的戏都是在巷子里排出来的。”魏荭说，剧团排新戏，排练就在院内的巷子里；等道具做好后，就借零陵区文化馆的排练厅；到布景出来，就去50公里外的祁阳借剧场，合成“灯服道效”。
2 近一半地方戏曲剧种，仅存一个剧团在支撑
零陵花鼓戏面临的危机，只是冰山一角。湖南共有19种地方戏，随着地方戏曲剧种不断衰落，像零陵花鼓戏一样，一个剧种仅剩一个专业剧团的现象愈演愈烈。
湖南省艺术研究所原所长邹世毅，带人进行过一次比较全面的湖南地方戏曲资源现状调查与考察。他说，侗戏、傩戏一直没有专业院团；巴陵戏、湘昆、荆河戏、苗剧、岳阳花鼓戏、常德花鼓戏、邵阳花鼓戏、零陵花鼓戏均仅存一个专业文艺团体在艰难支撑，成了“天下第一团”。这些剧种里，除去湘昆近况较好外，其余剧种能上舞台演出的演员少，青年演员更少，传承状况堪忧。
花垣县苗剧团是苗剧现存的唯一专业文艺团体。演员青黄不接，能登台的演员不到30个，其中35岁以下的仅10多个。几年前创作出苗剧大戏《边城恋》的剧本，因缺钱缺人，尘封至今。“我们也想培养年轻人，但很难招到人。”团长邓德明忧虑地说，“照这样下去，苗剧迟早会消亡。”
流传于湘鄂川一带的荆河戏，过去有“湖南成班，沙市唱戏”之说。而今，澧县荆河剧院成了湖南唯一能演荆河戏的院团。院长王四龙介绍，目前能上台的有60余人，在县级院团中算大团了。5年以后，将有近30人退休。让王四龙稍微宽心的是，澧县荆河剧院已由县里全额拨款，解决了演员的后顾之忧。
“评估一个剧种的生存状况，主要参数是剧团、剧目、人员、演出、影响等，其中最关键的参数是有无公有专业剧团和公有专业剧团的演出活动。一些剧团的演出活动逐渐减少，剧目贫乏，流布地域范围日窄，衰落的表征十分明显。”邹世毅说。
3 衰落不可避免，抢救保护势在必行
“湖南地方戏曲是湖湘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艺术魅力、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表现和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千百年来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邹世毅说，如果不加以特别的保护，消亡的不仅是一个剧团，还有一个剧种和一种地域文化。
邹世毅说，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从当地的戏曲就可窥见一二。“戏曲最大的特点就是综合性，它综合了文学、民间艺术和各种艺术样式。因而，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文化习惯、民族风格、地域特点、文化样式都集中记录在戏曲中。”
在著名剧作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孙文辉看来，湖南的地方戏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人的“情感形式”，比如祁剧、湘剧，即表现了明清时期湖南人的语言、声腔、衣食住行及情感生活等，这种“情感形式”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记忆，是不可多得、无法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这一点出发，真实地保存一些传统剧目、折子戏和传统唱腔，就显得非常有价值。
时代日新月异，戏曲生存的土壤已经发生巨变。生成于农耕文明的地方戏曲，其衰落是历史的必然，而抢救保护也势在必行。
201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中宣部、文化部召开全国戏曲工作座谈会，全面部署戏曲传承发展工作。今年4月，湖南出台《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意见》，29条措施涉及戏曲保护与传承、戏曲生态环境、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发展、戏曲人才队伍建设等九方面。
4 戏曲要生存，必须不断创新、适应观众
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要如何推进戏曲的保护传承？
孙文辉说，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戏剧与旅游联姻；第二条路，向地方音乐剧的方向发展。“以前说戏剧的改革要‘移步不换形’，而我始终认为要‘移步换形’，不换形适应不了已经换形的时代。”
在农村，唱戏是一种风俗，至今仍有相当多的观众。“遗憾的是，新世纪以来，戏曲从生活剥离出来，离农村的观众渐行渐远。”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韩学君认为，保护戏曲要从优化戏曲生态环境着手，选择基础好的“戏窝子”，建设戏曲生存发展的根据地和大本营。
邹世毅说，在保留戏曲基本内核的情况下，要结合所处的时代进行创新，引入新的文艺样式，与时俱进，拉近距离。
孙文辉也认为，首先要保“天下第一团”，不要让他们为生存而担忧；其次要发挥院团自身的内在动力，保护坚守在第一线的演职人员，稳定住演职人员，地方戏才有未来。今年，零陵区专门下发文件，将零陵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纳入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由财政全额拨款。同时，计划公开招聘11位演奏人员，并对旧剧场进行修缮。岳阳巴陵戏传承研究院、澧县荆河剧院等，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 他山之石
日本歌舞伎历久弥新
歌舞伎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2005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日本官方的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对传统艺术传承者的扶持、商业机构的运营、民间团体的极力推动、学术界与文学界的长期关注与支持、艺术家的进取努力，让歌舞伎历久弥新。
建立国立剧场确保传统艺术传承。日本在1966年公布了“国立剧场法”，同年底在东京千代田区内建立落成。国立剧场的开张以及其培训计划的落实，给歌舞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培养了新一代歌舞伎接班人。
民间团体积极推广，吸引青少年学习传统艺术。最难得的是日本有识之士如在1988年创办松尾塾的松尾波俦江和2012年创立未来座的立花志十郎，他们如文化接力赛的选手，不谋名利为歌舞伎培养新一代知音。这种民间力量正是传统艺术薪火相传的动力。
政府在经费上大力支持。日本政府2010年提供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的经费为20亿日元，其中9.2亿日元给国家剧院，可见其官方对扶持歌舞伎的重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也多次资助歌舞伎艺术家出国讲学与演出。
中国昆曲焕发生机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投票，将中国昆曲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代表作。
昆曲传承在历史上时断时续，有时到了濒临灭亡的地步。如今，又焕发出勃勃生机。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以政府为主导、剧团与表演艺术家为主力的中国昆曲保护、传承与发展模式全面凸现。
近10年来，“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成果显著，抢救性地录制了由当代众多昆曲名家主演，源自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昆曲优秀传统折子戏200出，确保了昆曲这一“活态传承”的文化遗产能够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得到更具真实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记录和保存。
古老剧种作为文化遗产传播下去，必须要有一代代传承人生生不息地活跃在舞台上。昆曲传承人培养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基地加培训班方式。2005年至2009年期间，“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举办了五届昆曲创作人员培训班、五届昆曲表演艺术人才培训班，共有170余位昆曲编、导、音、舞美创作人员和200余位在职优秀青年演员接受了高规格的专业培训。二是当代昆曲名家收徒工程。从2012年起，文化部启动“名家传戏——当代昆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蔡正仁、张继青、汪世瑜、侯少奎、张静娴等一大批名家收徒传艺，让昆曲传习工作代代相传。（记者 李国斌）
■ 链接
湖南戏曲源远流长，品种丰富，共有19个剧种留存于三湘大地，包括：湘剧、祁剧、辰河戏、衡阳湘剧、常德汉剧、荆河戏、巴陵戏、湘昆、长沙花鼓戏、邵阳花鼓戏、常德花鼓戏、衡州花鼓戏、岳阳花鼓戏、零陵花鼓戏、阳戏、花灯戏、苗剧、傩戏、侗戏等。
（摘自 《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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