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德林,是泰州市淮剧团团长,现在已经退休了。我虽然退休了,但退休不离岗,仍然热爱着淮剧事业。我女儿叫陈澄,而且刚刚得了21届梅花奖,我的女婿也姓陈,是江苏省淮剧团的副团长,也是唱小生的。我的儿子本来也是在我泰州淮剧团工作,由于家里有个80多岁的年纪大的上人无人照顾,他现在在泰州的梅兰芳史料馆,是讲解员,也是从事文艺事业的。我这样简单地介绍一下,是想说我一家都是忠于淮剧事业,我一家是淮剧之家。我发言的题目是《淮剧事业是我生命的全部》,也就是说为了淮剧,我的命都可以不顾。

我不是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我家三代都是码头工人。不过我从小很爱戏剧,虽然家里很穷,但是我家有个远房亲戚,开了一个京城戏馆,所以看戏不要钱,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就爱上了戏剧。在家没事的时候,就模仿戏中的那些角色唱。我小的时候,泰州就有个迭罗汉的风俗,就是像杂技团一样,人迭人,人摞人,上面顶上要站一个最漂亮的小孩,有一回他们就选中了我做站在罗汉顶上的这个小孩。记得那是在我五岁的时候,请了京剧的一个名家叫崔丽君帮我化妆,花了五毛钱,站在那个顶上。人家都说:“呦,这个小孩子很漂亮,将来肯定是一个戏子”。

从看戏到爱上了戏,我那个时候还不是爱淮剧,那个时候是爱扬剧,扬剧在泰州演的比较多。在15岁的时候,我考进了泰州市的艺术剧院戏曲学校,我们的领导陈松寿是戏剧学院的领导人之一。进去了以后,就分在扬剧班,两个月以后由于我们有个学长是盐城人,他喜欢淮剧,他就帮我们开后门,三个月又到了淮剧班。进了淮剧班,我演了淮剧《断桥》以后,在戏校很红。五个月以后,又调进了京剧班学京剧。后来我们这个局长生怕我这个人才被挖走,在戏校一年的时候,就把我带到团里,就是1960年,进了泰州市淮剧团,一直到现在。他们称我是“小戏疯子”,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淮剧,把淮剧所有的唱片保留的很好,经常跟着唱片学。

我跟淮剧有了不解之缘,连我们的恋爱也是建立在淮剧上的。我爱人那时18岁,喜欢记谱;我呢,喜欢唱曲调。那时剧团没有足够的曲调,不过,有一句俗话:学会《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偷,用我们文艺界的话来说,就是学会曲调几十首啊,不会作曲也会偷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剧团演出那些《海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等,这些曲调都是我唱,我爱人记谱。所以那个时候,别人除了称我是“戏疯子”之外,因为我还有个坏习惯,喜欢在厕所里练嗓子,那里边有共鸣音,又不浪费时间。我在厕所唱,唱得他们烦了,又称我为“臭嗓子”。厕所里味道不好,你这个人经常在厕所里练唱就叫“臭嗓子”。

那个时候,我们剧团也有个组织纪律,学员早上是四点半练功,晚上是学徒学艺不许看戏。而我有点造反精神,到了晚上七点半钟我偷偷溜到剧场,喜欢看本团的剧,他们又给我起了个浑名,叫“偷犯鬼”,专门在旁边偷看老艺人的剧。在文革的十年,我也没有荒废,我就专门研究、保留这个唱片。样板戏那个时候不是谁都能随便演出的,我们淮剧不能演出样板戏的时候就演现代戏,现代戏不能演的时候就搞歌舞。

以后我们还面临过更大的艰难,一度传说要解散泰州市淮剧团。这时我发挥了一个优势。我们市委王书记,他是淮阴人,他喜欢淮剧,特别喜欢《贫下中农一条心》,我没有事的时候就唱这个曲调给他听,给他一个好的印象。所以在泰州京、淮、扬三个剧团撤时,保留了淮剧团。

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倒了四人帮以后,我迎来了艺术的春天,获得了最好的锻炼的机会。由于我在“唱”上很有基本功,在1978年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机会到了上海。我以到上海治脸上的皮肤病为理由在上海淮剧团进修,相识了我的老师筱文艳。筱文艳老师是我们淮剧的泰斗,是淮剧的代表人物,她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淮剧的自由调。她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老师。

淮剧团到了泰州以后有个老艺人死掉了,我听到有人哭,哭的声音相当好听,那个调子拉得也很好听。以后我在看戏的时候,心想这就是淮剧吧。后来再听听上海淮剧团的那种自由调很好听,加上我文革当中,到了交大偷看了袁雪芬老师和丁是娥老师、筱文艳老师。他们当时在交大受罪,我去的时候,有人的时候就说两句通常的大话:“我代表苏北人民看望你,希望你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没有人的时候,我就跟她筱文艳老师学唱腔。

1978年我有一个机会到了上海淮剧团,所以我拜了这么一个女老师。这也是一个奇特的,我为什么拜女老师呢?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这个生腔的曲调太单调了,就像文革以前一样我们男同志在街上穿的衣服全是清一色黑的卡其布,这个男同志太不美了。我们淮剧的这个曲调也是这样。老生唱腔也是这样,花脸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小生不能创新呢。当时我就想了,我的老师筱文艳是女中音,她的嗓子很宽厚,嗓音不尖,如果把我老师的唱腔融化到我小生的唱腔中,那不是一个创举吗?我在上海淮剧团抓紧了机遇,继承了老师的自由调。

1978年,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人好调动,那时户口还比较难迁。所以1981年以后我又回到了泰州市淮剧团。多年的艺术学习、追求和实践,使我感到艺术不是捧出来的,是在舞台上滚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有这么好的政策,我一天最多的是演四场戏,最少的是演两场。1981年这一年我演了600多场。那个时候不断翻新、不断创新,一个小生接着一个小生,一个曲调接着一个曲调。观众就把我的名字和泰州市淮剧团挂在一起。无论到哪里,人们都会说:陈德林的班子到了,陈德林剧团到了。当时我们的体制也和省里不同,我们发工资是要自己发工资,我们没有文化经费,那时文化经费泰州全年只有三万块钱,还要扣掉三千五作为会员经费,我们的名字就叫二万六千五。二万六千五是拿了好多年,所以说我们演出没有退路,我们就是靠我们的演出。为什么要演出多呢,要吃饭;演员为什么要演出多呢,演出多了观众才能承认你,我这个流派怎么形成的,也就是观众今天听你这个戏,明天听你那个戏,不是说演一场歇好多天,要不断地听,不断的翻滚。我记得到阜宁去演出,观众排队买票,我们有个戏叫《刘桂生市场》(音),他们不叫《刘桂生市场》(音),他们喊:“我们买陈德林市场”,他把我的名字和剧名都挂在一起。观众对我很热情,我对观众的回报出真情,生病都不休息。我还有个特异功能,跟我爱人不同,我爱人发烧到37、38度就头昏了,但我到了39.9度靠近40度头还不昏,还能在台上一天演出四场戏,直到天太热了演倒下来了,还有半场戏呢,那喝口水,观众涌到后台来看一下,帮我煽扇子,缓过来了再上台。那时没有感到苦也没有感到累。吃饭也很简单,一天工作15多个小时,早上起来见不到太阳,晚上四场戏下完之后太阳也已经落山了。

我只有2个舞台,一个舞台就是我的铺睡觉,还有一个就是天天在舞台上泡。吃饭怎么办呢,就是用开水泡萝卜干,我喜欢吃萝卜干、喜欢吃咸菜,和同志们讲这个不科学,这都是腌制品。吃了以后,我就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我的小便就大量出血,我没有空上医院,就跟我爱人讲:“你替我把小便化验一下。”哪晓得农村医院条件设备不好,化验说没有毛病,身体很好,说是运动性血尿就这样耽误了。正当我事业很旺的时候,正当我陈派唱腔很流行的时候,正当我们泰州组建大市,1997年这个关键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机遇来了,泰州本来是属于扬州,组建大市以后,我觉得我施展才华的时间到了。哪知1996年年底在上海演出的时候,那天很累,我开的是陈派演唱会,观众对我很热情,散完戏之后不给我走,还要在台上加唱几段,我还是愿意为观众加唱的。回去到旅馆之后休息,发现小便鲜血往下流,我就瞒着我的爱人,怕她受惊吓。

到了泰州以后,匆匆忙忙把女儿婚事办完,我一个人悄悄地到医院检查,一检查,那个医生啧了几下嘴,坏了,可能我这个病不是什么好病,医生问:“你有家属吗?”我说:“我姐姐陪我来的,我爱人没空。”医生说那你叫她来一下。一检查就是膀胱恶性肿瘤,癌症恶性晚期,只能活4个月,全部都扩散了。第一次去检查做膀胱镜的时候很痛苦,我被懵住了,不知深浅,上去做感觉像上刑一样。那个时候思想不在这个上面,就是急需知道我的后果是什么样的。泰州组建大市我真正能发挥才华的时候我究竟得了什么病。当做完膀胱镜割了一块肉去化验时,医生告诉了我情况,大家都是文艺界的,在戏台上演到这种戏时,如果得了癌症无疑是晴天霹雳,但是我很冷静,我的心态平和到认为我应该得病,因为我这么多年来这样不顾身体演出,而且吃的尽是腌制品,又不注意休息,我不得病才怪呢。我向刚上任的文化局长汇报:“我得了很坏的一个毛病。”这时我家里才知道,都到外边抱头痛哭,他们不敢当着我的面哭,我就告诉他们:“不要紧,我最担心的还不是我的病,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合同已经签了。”那时候要过年了,过年以后一天四场戏在兴化的胜利剧场。我担心的是我们的观众,票出去了,这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向组织上讲,不要安排我爱人陪我去上海看病。如果我走了,已经一个梁塌下来了,如果我爱人再走了,那剧场没有办法了,夫妻2个就这样,你去演戏,我去开刀。以后就在我家里开了个办公会进行了分工。我大年初二就到了上海看病,这个时候,我爱人在底下演出,她的心情是不得了。临走分别的那天晚上,我倒是睡着了,她睡不着抓住我的手,我醒了以后,我意识到了她抓我手的意思是:我不能失掉你。因为那一天晚上我已把我所有事情包括家里存折有多少钱全部向我的爱人交待了,等于是给她一个精神准备。但我思想里还有一种想法:顽强的拼搏。我跟我爱人讲:我不可能就这样离开人世,你放心好了。我肯定有顽强精神拼搏。你放心把戏演好。我到了上海2月18日是开刀的前一天。这一天我爱人在兴化演出,那个感动人啊,一排排的老百姓,手上抓着香,跪在菩萨前面,都是这样讲:能保佑我们的陈德林艺术大师明天开刀成功,然后再给我们兴化的观众唱几段淮剧。我爱人就在观众的后面感动的热泪盈眶。我在化疗期间也是很痛苦的,出院后还要化疗一年,吃中药还要一年,但是我们剧团的经济正在滑坡,刚刚组建大市,观众这样对我尊重,我怎么能忘掉观众呢?从泰州去上海,去的时候我乘汽车,要快捷,回来时坐船,要方便。因为灌疗,膀胱疼痛难忍,人要在铺上打滚,四个方面都要滚下来,所以为了方便,我就晚上乘大轮船,大轮船晚上可以上厕所,这样可以赶到团里演出。有时演出赶不上怎么办呢?那必须是乘汽车去灌疗,乘汽车赶去演出。那在车上不得了,灌疗以后有错觉不是小便就是流血,没有办法,我坐最后一排,带一个茶缸,没人知道就尿在茶缸里,那全是鲜血。去登台时观众对我的鼓励是不得了,其实我唱得不好,虚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就这样我主动向文化局请战:我身体好了,能够挑担子了。所以在组建时我就将两个团并成一个团,主动要求排了《板桥应试》。在排《板桥应试》时我立了两个军令状,一个是这个戏一定拿出好的成绩,第二个是最关键的万一我的癌症复发这个责任由我自己担当。当时演下来也巧,省委书记回良玉在1999年6月17日他无意中手这么一点,就点到我的《板桥应试》,完整地看完这个戏,打电话给书记,他讲我们这个戏怎么好怎么好。《板桥应试》最大的特点除了我的拼搏之外还有创新。我觉得我们淮剧很粗犷要结合昆剧,昆曲很细腻、高雅,很适合郑板桥这个大画家、大才子,我们第一次尝试了昆剧与淮剧的结合,受到了回良玉副总理的高度的赞扬。

这个拼搏之后,1999年我到南京人民剧场参加演出,又坏了,那一天早上眼睛跳得厉害,今天我可能要出事,我是到南京打前站,车里还坐着我的爱人和作曲家,未料到在高速公路上撞车。在这一撞车中我想我肯定是死了,没有办法挽救这一次死亡,我坐在副驾驶,当时考虑到就是我的脸,万一救活了的话,我这个脸还要唱淮剧,如果死了,开追悼会难看。我是光头,戴了一顶太阳帽,一下把帽子拉到前面,用手撑住前面,保护自己的胸、肋骨,我喊了一声:“撞车”,告诉了我爱人他们做好准备,那时像山崩地裂“崩”的一下,我估计我已经上了阴曹地府了。车子已撞了包饺子了,第一个是我醒了,我动动腿,我又活过来,我的膀子却撞断了,但是以后我打110报案,并喊我的爱人:黄素萍、黄素萍、黄素萍,喊了三声。她“啊、啊”的叫起来,她昏过去了,我想她活过来了,还有作曲家哭起来说她腿断了。实际上,是我断了,他们都没事。进了开刀房,一看你这个膀子要残废了,碰到神经了,我说:“不可能。”又闯了一关,里面绑了钢板等,过了四天,我带人在盐城演出,我就瞒着医生跟他们开了个后门,在台上又奇迹般地出现了,在台上唱。以后就跟他们巡回演出,不能上台扮小生,清唱还是可以的,就这样帮他们度过了难关,取得了经济效益。在1999年参加六艺节,演郑板桥时,我吃了苦了,在台上我忘了自己身体里有钢板,拍台子用力过大,从脚跟一直麻到头,不得了,这又开了一刀。开这一刀时医生讲:“你叫啊,陈德林你疼的时候你喊!”我奇怪了,说:“不疼。”又闯过去了。在第四届淮剧节的时候,我又拼搏了,又创新了,搞了个《祥林嫂》。可身体又坏了,这次是耳朵坏了,我唱小生,这个油彩,我喜欢漂亮,你别看我皮很黑,一上油彩扮相还是相当漂亮的,雪白粉嫩,上油彩洗脸的时候,水到耳朵里了,今天灌,明天灌,几十年得了中耳炎,流脓流血。医生说:“你得过一次癌症,这个容易癌变。”我一听不能,如果癌变赶快把它开掉,演完《祥林嫂》我又开了这个耳朵。我跟医生谈条件了:还有12天就在泰兴演出,演出《祥林嫂》,我能不能演出?医生说:“你完全能演出,十天你就可以演出了。”哪个知道,我瞒着医生仗着自己身体好,三天我就能下床了,我就回去在巷里被风一吹,脸歪掉了,嘴也歪掉了,不好,吃饭的时候漏口水饭往下掉,我就跟医生讲:“不得了,我还要演出呢!”医生说:“你话都不能讲还唱戏,歪嘴嘛!”那怎么办呢?到了这一天打了个激素药,把我抬到了港阳(音),徒弟帮我化了妆,因为激素药,腿是肿的,鞋子不能穿,只能穿自己的棉鞋上台,单鞋也不能穿。上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唱的这鲁四老爷,嘴是歪的。团里人还不敢笑我,我自尊心很强,我当时还有个安慰,不是演小生,演老地主歪嘴还是可以的,为了观众要把戏演好。后来这个耳朵又犯了,还要再开一刀,我想如果倒在病床上不如倒在舞台上,这句话就要应了吧,恐怕我今天就要倒在舞台上,因为下半场戏还要演,还没有比较。医生说你今天不能,你今天上去唱高腔,你就血管爆炸,你就能冲到头脑。我没办法,吃了一片药,告诉拉幕的你看到我的腿两边倒你就拉幕,我当时就跟我爱人讲我真正恐怕就要倒在舞台上。所以我和病魔的斗争主要有一个信念,我爱这个戏爱得要命,我相信我不会死,我很乐观,我心态很平衡,我觉得病来了不可怕,来了以后你要面对它,要和它斗争。

但是我也很幸福,怎么幸福呢?第一我遇到了很多好的领导,信仰中国共产党,我在入党举手宣誓的时候也是很激动。当时入党很难很难的。我在五几年入党的时候,天天扫地、倒痰盂,团里都说我表现不好,因为我谈恋爱,谈恋爱是不允许的。哪像现在的小青年,我们那时谈恋爱谈了三年,手拉手都有点不好意思。这是一个信念,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第二就是我有好的机遇、好的老师,没有我的恩师筱文艳也没有我陈德林今天,我的老师对我很好。第三我感到幸福是我有很多的观众在支撑着我,没有这么多的观众,我也没有这么多的力量,我也是观众培养的。第四是我一家特别支持,现在也有了淮剧的接班人。我的女儿、女婿现在也从事淮剧事业。

我虽然退休了,我是今年3月份退休的,但退休还没有退职,我仍然向党组织表态,小车不倒只管推。如果没有新的领导接替我,我还会把我的工作搞好。现在搞什么呢?目前我们创作反映信访局长张云泉的戏,我感到生长在泰州这片土地,还是很骄傲的。今天我也是借这个机会宣传我们泰州了,泰州是梅兰芳大师家乡,胡锦涛书记也是我们泰州的,我和胡锦涛书记是校友,张云泉那个信访局长在全国都是出名的,也是泰州的。我们抓住这个机遇,目前在排《张云泉》,我的一家从幕前走到幕后,我是这个戏的总策划,我不演张云泉,因为我的血压太高,培养青年也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我的爱人也不登台是做幕后的辅导。陈澄负责所有的伴唱、和唱。但是我感到还是比较轻松,以前我有几个职务,一个是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我文化不高,还要写文章,特别是这一次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我就觉得我跟不上,文化程度跟不上。第二是团长,我从1998年任职正团长,以前都是副团长,我就喜欢这个“副”,“副、副、副”就把我搞“富”起来了。第二个职务是团长包括法人代表,我要担负着大家吃饭的问题,我们的吃饭问题非要逼着我们走向市场,你不走向市场就不行。我今天上午听了扬剧团李政成的介绍,他们扬剧团在扬州文化宫就搞了良性循环,每个星期都演出。演出谁看谁买票,所以说现在市场萎缩、市场不好,我觉得这个市场还是要闯出来的,怎么闯出来?比方说以前是计划经济是散的票,以后到了农村费改税了,以前组织票务一个人有四五张到门口去退票,看戏的不来,不看戏的倒非来。现在不看戏你就不要来,真正要看戏的到剧场来,降低票价,放下架子,老百姓都是工薪阶层,这样不断演就会有观众。第三个职务是会计,我们剧团有时演出钱收不到,有的钱不一定到帐,我怎么做会计?我就把家里钱先拿出来垫资,等剧团有钱再还给我,对职工的工资我不拖欠,都是按月、按职务发放。第四个职务是我是总务,我还要跑台口,去交朋友,去组织票务、去策划、去宣传。第五我才是演员,搞得筋疲力尽的时候我还要上台唱戏,说这五个职务应该是很繁重的,但是我也是很高兴的。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想继续发挥我的余热,搞好戏剧总结,积极地参加社会的各项活动,为我所热爱的淮剧事业再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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