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小乔初嫁》得失谈

一、《小乔初嫁》对三国时期的历史叙述，不同于史实。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与史实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文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20世纪有关历史剧的几次大讨论，涉及的主要就是这一理论难点。这几次争议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历史剧要做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然而这样的共识，其实很难得到实践层面上的支持，因为无论中外，优秀的历史题材文艺经典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都是复杂的，其中就包含了相当多不同于历史原貌的作品。

三国故事也不例外。从隋唐年代起，有关三国故事的演义，一直是勾栏瓦舍内民间说书讲史艺人极喜爱的题材，他们极具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讲述，使三国故事衍生出无数有差异性的文本，并且由此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现在我们看到的小说《三国演义》是明代罗贯中写就的定本，只就是基于“三国”故事多样化的叙述遴选与撷取而成的。诚然，罗贯中之后，由于他所整理写定的这部相对完整的历史小说被普遍接受，并成为通行文本，其他同一题材的民间说书，就只限于书场才偶有存在，就流传范围更广的刊印读本而言，实际上已经逐渐被它淘汰。只有同题材的元杂剧作品，因其刊行年代比罗贯中的整理本出现时间更早，让我们得以看到三国故事流传过程中出现过的多种多样的讲述方式。而这些被民众普遍接受的叙述，都是对三国时期的史实做了大量、甚至根本性的丰富与改写而成的。在《三国演义》和各类三国题材的戏剧作品成为经典之后，很少有人再冒风险去丰富与重写这段历史。数年前，电影《赤壁》为当代人重新叙述三国故事做了一次不成功的尝试，黄梅戏《小乔初嫁》是原编剧之一在电影基础上所做的另一次努力。

无论如何，电影《赤壁》和黄梅戏《小乔初嫁》与三国时代的史实的关系，都不应该是我们评价这部作品的重点。因为，如果我们把《三国志》作为对历史真相相对可靠与忠实的记载，《三国演义》就明显歪曲了历史，尤其是与《小乔初嫁》相关的赤壁之战。从史书看，火烧赤壁原是黄盖的计谋，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和“借东风”之类“近乎妖” (鲁迅语)的情节更是虚妄；同样，如果我们把《三国演义》的叙述作为对这一段历史叙述的标准文本，那么，京剧的很多三国题材剧目，都可以看成是对《三国演义》所叙述的历史的歪曲。千百年来，史学家对戏剧中三国题材作品和小说《三国演义》经常有所挑剔，却始终无法改变读者观众对它们的喜爱，也丝毫不妨碍与《三国志》很不一样的《三国演义》和各种与《三国志》及《三国演义》都很不一样的三国题材戏剧作品的普遍流行。相反，《三国演义》以及各类三国题材的优秀剧目，正因为相互间存在某些重要和关键的差异(或者说是“歪曲”)，让历史呈现出不同面貌，并且在其中融入时代需要、民族呼唤的价值观念，因而成为历史学著作无法替代的、饱含民族特有情感和伦理道德取向的优秀的文艺精品。历史上参与了三国题材创作的众多文人和艺人，就是由于他们对历史事件独特的叙述，才自觉不自觉地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在中国人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建构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看《小乔初嫁》，有关史实方面的评价，可能会更客观。

唯一值得指出的是，从唐宋直到明清的数百年里，文学作品和戏剧舞台上各类三国题材作品，他们面对的主要是历史知识相对贫乏的读者与观众。在那个时代，只有在总人口里占据极小比例的社会精英才有机会通过接受教育掌握历史真相。这个精英阶层的成员，当然很容易发现三国题材的小说戏剧和历史本体之间的巨大差异，但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渠道，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所以并不能强行剥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长期以来对小说戏剧中那些与历史本体有明显差异的叙述的认同和喜爱。然而今天，黄梅戏《小乔初嫁》的接受对象已经发生了变化，舞台下的观众对《三国演义》以及《三国志》所叙述的三国历史的了解程度，截然不同于教育极其落后的传统社会中的观众。现在的观众有更丰富和完整的历史知，他们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与生活经验，必不可免地要成为欣赏《小乔初嫁》新的历史叙事的补充，而戏剧家如何做到让观众忘却记忆中已经固化的三国，全神贯注地进入《小乔初嫁》所营建的“这一个”戏剧世界里，随着剧情发展分享剧中人物的情感，就成为这个教育普及的时代戏剧家必须面对的新的巨大挑战。如何通过具有自身合理性的叙述重构历史，既通过具有想象力的方式找到历史故事全新的叙事空间和方式，让人们看到历史另一种可能性，同时又能够获得拥有一定历史知识的读者观众的接受甚至喜爱，这是今天的戏剧家比唐宋年间勾栏瓦舍里“说三国”的艺人更艰难的任务。

文学艺术作品对历史故事的重新叙述不仅应该容忍，而且恰恰是古今中外大量经典作品诞生并传世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没有在不同程度上打破原有格局的新的叙述，历史就很难成为文艺创作的题材，更不容易出现优秀作品。无论是京剧舞台上三国题材的《龙凤呈祥》，还是莎士比亚的那些历史题材剧作，其中与史实相去甚远的叙述，不仅没有降低其艺术魅力与价值，反而是它们在人类精神生活进程中独树一帜最主要的原因。那些声称要“严格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创作”的艺术家，除了机械搬运历史教科书的匠人之外，多半只是虚晃一枪，想借此躲避观众与批评家的质疑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小乔初嫁》的问题并不在它的内容与历史上的三国故事之间的差异，更不在它与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之间的差异。从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小乔初嫁》的问题在于它是否有可能说服那些熟悉中国历史和《三国演义》的观众，让他们接受这一新的叙述角度和方式。

所以，我们评价《小乔初嫁》最重要的标尺，不是《小乔初嫁》是否与《三国志》或《三国演义》相吻合，而是作品本身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是否自洽，内在的逻辑是否完整，至于它与历史上的三国之间的关系，或不必过于关心和计较。记得当年电视剧《戏说乾隆》热播时，有中学历史老师曾经为之忧心忡忡，甚至投书媒体控诉这部有异于史实的电视剧误导了学生的历史认知，一时各类“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遭到一边倒的训斥，全然不顾在人类文学艺术史上有那么多优秀作品恰因“戏说”历史而流传千百年，并成为经典。事实上，如果《戏说乾隆》这类娱乐化的电视剧，居然产生了颠覆观众(包括青少年观众)对清代历史原貌的认知，那首先是文艺理论基本原理传播的失败，说明社会公众还不能正确理解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其次是历史课程及教育的失败，有高考那么强有力的指挥棒相助，都无法让学生接受真实的历史，足见我们的历史教学多么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至于《小乔初嫁》，我相信它只是对“三国”历史的一次新的“戏说”，假如有观众误以为这就是真的历史，那应该向观众普及文艺常识，而不能归罪于《小乔初嫁》。

二、对文艺作品的分析与评价，首先而且只能基于作品本身。如果我们撇开与历史之间的相关性，只注意《小乔初嫁》本身的内在完整性与故事发展的逻辑性，那么，这是一部相当精彩的三国题材新剧目，编剧盛和煜也无愧为讲故事高手。

黄梅戏《小乔初嫁》的故事并不复杂，却安排得十分妥帖。如前所述，戏剧取材于三国时期著名的赤壁之战，然而贯穿全剧的故事线，并不是战争的过程，而是曹操与东吴之间战场之外的心理攻防。《小乔初嫁》的戏剧主人公不是三国故事里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而是一直被当成“花瓶”的美女小乔，她和周瑜的爱情成为全剧最重要的主线。该剧的情节设置与推进，正是借他们间的爱情展开的。对于一般的文艺作品而言，战争是极具吸引力的题材，然而，直接在舞台上表现战争却是戏剧的弱项。戏曲固然有通过虚拟性和假定性手段表现战争的特殊方法，但是在有限的舞台上表现规模宏大与残酷的战争，毕竟有违戏剧的规律。因此，多数优秀的战争题材剧作都明白扬长避短的道理，《小乔初嫁》的角度就是突出戏剧表现战争之优势的例子。但既要回避战争的直接表现，舞台上的人物关系就需要更多具有戏剧性的精巧构思，才能让作品具有吸引观众的魅力。

黄梅戏《小乔初嫁》即以小乔为主角，全剧从小乔新婚后回娘家看望闺中密友叶儿切入。尽管在简短的序幕之后，魏吴交战双方的主将之一周瑜就出现在舞台上，而且通过叶儿让他借阅读民间唱本消遣，他带出了该剧的抒情主旋律“送郎调”，周瑜和小乔的急速离去也暗示了曹操兵临城下的危急氛围，但这一场的内容似乎与戏剧的中心事件毫不相干。但这并不是戏剧情节设置的缺点，中国古代传奇小说叙说故事，讲究的不是开门见山，而是远远道来，初时仿佛不着边际，最后返观全篇，读者观众方才领悟全局的一体性。《小乔初嫁》第一场写小乔与叶儿分享新婚之乐，更似远离作品题旨，但是在周瑜与小乔的爱情故事展开之后我们才发现，叶儿和王小六充满市井气息的婚姻生活是他们的极好陪衬。尤其是将这两对夫妻的生活放在一个空间与平台上，就是为了说明，这一文一野、一雅一俗的情爱，其真挚与深切并无二致。第三场东吴将士出征时，小乔和叶儿在两个并置的空间，同时唱起“送郎调”，更强化了这两种表现方式殊异的夫妻关系在情感的同质性。有了这样一些铺垫，观众才可以接受王小六因想念怀孕的妻子叶儿而当逃兵的重要事件。观众或许不应该无保留地接受他当逃兵这一事实本身，然而编剧这样写，就是为了剥夺周瑜惩罚这些逃兵的足够充分的理由。既然周瑜绝不可能将深爱着的妻子小乔送给曹操，他就丧失了通过严厉执行军令惩戒逃避上战场的王小六这些普通兵士的道德高度。剧本还在这里加上一笔，说明王小六做逃兵与周瑜率兵抵御曹兵，都是基于对妻子的爱，两者间并无高低之分，如同王小六所唱的那样，“自从曹使来大营，兄弟们互相传纷纷，都说是这仗本来可不打，都是周大都督有私心，他保老婆让我们卖命，难道我们的命就不是命，我们的老婆就不是人”。王小六说“自己的老婆自己疼”固然有强词夺理之嫌，但是在有第一、二场铺垫的前提下，情和理的支撑就更显得坚实。而生活在市井环境里的王小六，既有质朴醇厚的一面，也还有几分浑浑噩噩，于是他才敢面对着他的“妹夫”周瑜大都督，鲁莽地直言他“想老婆”，通过这样极符合人物性格的描写，引出全剧的关键转折，才使故事发展有了说服力。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张竹坡评点《金瓶梅》，都盛赞这些优秀小说运用“草蛇灰线”法，初看笔墨零乱，但是，情节之发展，均通过一些似乎凭空拈来的细节，不露痕迹地早早埋下伏笔，既无平铺直叙的单调，又可确保故事线索前后呼应，首尾关联。从魏吴大战看，叶儿这个人物以及她的丈夫王小六实在是无足轻重，实际上却正是这样的小人物的生活及其特有的性格，推动了剧情发展。

因此，初嫁的小乔回乡看望叶儿，看似闲场，却非闲笔。从《小乔初嫁》的故事主体看，这一场戏的功能只不过是交待性的，然而作者把这个本可松懈的场次写得妙趣横生，就给观众带来意外的享受。通过第一场似与主要戏剧情节无关的侧笔，借此确定了全剧人物的性格基调和故事脉络，当然是很令人钦佩的写作手法。至于编剧要把黄梅戏极具民间色彩的传统折子“打豆腐”融入《小乔初嫁》的初衷，更让他获得了可喜的回报。“打豆腐”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小戏，却被编剧有机地融入剧情之中，他对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珍爱，由此获得了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加倍回馈。

三、诚然，像“打豆腐”这样生动活泼的民间情趣，今天的剧作家只能从民间俗文化中学习和汲取，很难通过新的创造丰富和完善，所以在黄梅戏《小乔初嫁》里它无法贯穿始终，这不是编剧个人的遗憾，实为长久以来民间文化的活力备受压抑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小乔初嫁》是个可分为两截的戏，前一半充满了轻松灵动乡土气息，后一半就是典型的文人化的书写。

《小乔初嫁》的重头戏，毕竟还是曹操率八十三万人马下江东征讨东吴。曹操赤壁之战的惨败，千百年来一直是文艺作品钟爱的题材，《小乔初嫁》有另出蹊径的虚构，它让曹操败在小乔手里。如果说前面都只是铺垫，那么，这才是《小乔初嫁》的戏核。

《小乔初嫁》最精彩之处就是曹操如何运用计谋，以及小乔如何挫败曹操的计谋。战争题材的小说、戏剧、影视可以写战场上残酷与血腥的杀伐，也可以写双方智慧与计谋的较量。《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中国历史上涌现出大量斗智重于斗勇的文艺作品，从春秋战国直到三国，都是这样，而《三国演义》无疑是其巅峰。因此，如果写不出好的计谋，那还是远离三国题材为好。《小乔初嫁》正因为有精彩的计谋，所以才有其价值，才配写三国。

在剧中，曹操自知下江东并没有足够正当的理由，于是竟宣称他讨伐东吴的真实目的，只是为了索要小乔。用剧中周瑜大都督的话说，这当然是一个明显得不能再明显的反间计：“曹贼的离间计如此拙笨，你们怎么都看不清？”然而，程普的回答更是切中要害：“曹操计看似笨拙实毒狠，他深知大都督绝不会交出小乔夫人，你这里绝不把小乔交出去，他那里谎言就不会现原形。”计谋有没有用，有时关键并不在它是否明显、露骨，而在于曹操所筹划的这个计谋对人心可能造成的影响。曹操的计谋举重若轻，充分体现出他作为一代枭雄的政治与军事智慧。果然，计是好计，东吴阵营从上到下都被曹操放出的这个烟幕弹搅得乱象纷纷。就在周瑜和东吴阵营为曹操的计谋困扰一筹莫展时，深明大义又深爱丈夫周瑜的小乔毅然履险渡江，只身赴曹营，战争双方胜负的天平迅速反转，曹军就此被东吴一举击溃，曹操只得仓皇退兵。

小乔并不能真正让曹操退兵。曹操虽托言兴兵只为觊觎小乔之美色，实胸怀荡平东吴之宏愿。但是小乔轻舟渡江，对于扭转战争局势与双方的力量对比，却产生了决定性的两个相关联的效用。其一，因为小乔渡江，东吴朝野震动，从吴王孙权到普通平民，同仇敌忾，让东吴将士一度涣散了的士气、人心得以重新凝聚，因此瞬间帮助东吴挽回了不利的局面；然而另一侧面同样重要，这就是由于小乔渡江，让曹营官兵误以为战争即将结束，触发了他们厌战与思乡之情，一时斗志与士气迅速跌落。双方心态的变换，才导致兵多将广的曹军变得不堪一击，在东吴的进攻下遭遇惨败。

小乔渡江的情节设置之所以精彩，是由于她的行动与曹操的计谋针锋相对且更胜一筹。曹操故意放出他举兵南下只为索要小乔的谎言，是以他对双方军事对峙背后的政治与人性的洞察为基础的；但小乔用来击破曹操计谋的不是更多的深谋远虑，也不是将计就计，她只是简单地迎着计谋而上。她只身渡江，如此简单的对应方法，恰恰是思虑极周的曹操所忽略的盲点。她的决定超出了曹操的预期与想象，曹操只知道周瑜断然不可能送小乔过江，却料不到小乔甘愿为周瑜牺牲，竟然敢于自行渡江。他看得透人性的脆弱，却低估了爱情的力量。曹操的计谋设得巧，小乔破计之途更出其不意。小乔用真情与曹操的权谋和算计相抗衡，她笑到了最后。

因此，《小乔初嫁》是一部具有相当高的智慧含量的戏剧新作。数十年来，很少有战争题材戏剧作品写的计谋，达到这样的水平。相反，太多戏剧家把才华和精力浪费在将反面人物丑化和漫画化的笔墨中，唯恐“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还自命为“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却忽视了一个极简单的道理——只有对立双方具有相互抗衡的力量，戏剧作品才有激烈与精彩的冲突。因此，就只能创作出《小兵张嘎》，而不会有《小鬼当家》。在无数缺乏智慧含量的弱智的作品面前，《小乔初嫁》理应得到今人的高度尊敬。

四、黄梅戏《小乔初嫁》并不完美。如果从题材选择与戏剧主题的关系角度看，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优秀文艺作品，从普通民众的生活小事入手，却从中透视出时代的动荡与变迁，这种“以小见大”的创作模式，一直备受赞扬，李玉的《一捧雪》和老舍的《茶馆》都是其典型。孔尚任自称他的《桃花扇》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其实，倒过来说也不是不可以。所以，从时代的动荡与变迁入手，却将剧情和主题归结于私人情感的作品也是有的，我们或可以将这类戏剧看成“以大见小”的作品，也即“借兴亡之变，写离合之情”。《小乔初嫁》就是这样的，在三国群雄纷争，赤壁硝烟弥漫的宏大背景下，编剧写了一个女人的爱情。作品通过曹操兴兵南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小乔这个女人对丈夫的深爱，以及为了这份爱，她可以承担所有风险，不惜付出生命的伟大。其实在其他三国作品里，这位女性原本是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的，为了让主题变得“小”，编剧甚至特地把她改写成一个村姑；为了衬托这个女性“情感至上”的人生抉择，编剧还为她提供了一个可做参照与旁证的副本——闺中密友叶儿世俗却同样深切的夫妻感情。所以，虽然《小乔初嫁》的背景是赤壁大战，编剧真正想写的却是小乔和周瑜的儿女私情。在这一点上，《小乔初嫁》与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大约半个世纪前，像《小乔初嫁》这类作品，会因其“宣扬爱情至上”而受到批判。这类无限上纲的评论模式，今天已经很少有市场了。但是，文艺作品的格局和视野毕竟是有大、小之别的，“以大见小”的戏剧终究不必过于褒扬。虽然我们无须过于苛求《小乔初嫁》，但是清醒地认识和指出作品的局限，也是戏剧评论应有的立场和态度。
　　黄梅戏《小乔初嫁》另一方面明显的缺陷，是语言上经常夹杂着粗疏。从整体上看，黄梅戏《小乔初嫁》的剧本是可以体现编剧盛和煜的文学才华的，不仅结构精巧，情节曲折生动，还经常出现写得很精彩的场景与唱段。可惜的是才华竟不能贯穿始终。

盛和煜是当代屈指可数的优秀编剧。笔墨不止舞台剧，在电视剧创作上也十分了得。戏剧对白和唱词在语言上有极高的要求，完全不同于作为客厅消闲的电视剧。在剧场这样的封闭性的欣赏环境里，戏剧观众的注意力更为集中，所以，在电视剧里或许不一定引起观众反感的语言，在剧场里却会给观众留下不好的印象。在这一点上，《小乔初嫁》实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导演张曼君曾经说《小乔初嫁》的剧本“一个字都不需要改”，在剧情安排上或许是这样的，然而如果从语言角度看，《小乔初嫁》可改的地方实在很多。比如为许多方家称赞的华佗对曹操说的话：“天下豪杰的忠贞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女人的痴情”，是不是有西剧中译的味道？比如第六场，剧本不时偏离从“送郎调”和《打豆腐》衍生出的民族风格，出现一些欠推敲的词句。曹操初见小乔时说“你比我想象得还要美丽！”“我没想到你敢来！”这恐怕不是曹操这样的人物见到一位小女子时应有的语气。当然，也有人十分欣赏这样的句式与语气。小乔对曹操没想到她会前来曹营的回答“开始不敢……因为周郎，我就敢了”，虽然也是现代汉语，但符合人物身份和性格，相当有内涵和力度。然而曹操接着说“我嫉妒你的周郎！”就显得不伦不类(或者可以是曹操的内心独白？)。曹操和小乔对饮时充满机锋，场景精彩。曹操要小乔承认他胜过周瑜，小乔讥刺他：“不好比，他从不以周公，以及任何先贤自居”，小乔这样的道白，句式太近于书面语了。曹操接着说“你是说我不配，既不配和周瑜比，更不配和先贤比”。小乔借褒扬周瑜羞辱曹操，意思再清楚不过，还需要曹操进一步说明吗？这些对白和台词孤立地看，或许并不那么刺眼，但是放在它们所在的地方，却有如“大红补丁”，无论是句法还是语感，都与整体格格不入。

其实，观众欣赏历史题材戏剧时，多数场合在意的并不是大的历史背景与事件，细节的误置更容易引发观众强烈的反感情绪。电影《赤壁》就曾经因许多台词直接源于当代流行语而遭到嘲讽，在黄梅戏《小乔初嫁》里，依然时常夹杂着琼瑶味和港台腔，极易破坏剧作的氛围。更可议的是《小乔初嫁》里的唱词。黄梅戏和昆曲等曲牌体的剧种不一样，它源于湖北、安徽一带流行的黄梅调，具有很强的民间性。黄梅戏尽管是在俗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然而它与昆曲一样，都以唱词为剧本中最主要的抒情与叙事手段，一样要重视文学与音乐相结合的表现。因此，对唱词的文学性和音乐性的要求，无论昆曲还是黄梅戏，都一样重要。昆曲、高腔等曲牌体剧种的唱词必须符合格律，黄梅戏等更具民间性的剧种，唱词同样必须与音乐的节奏和韵律相谐调。《小乔初嫁》里虽有精彩的唱词，但是也经常视唱词的音乐性于无物，把散文生硬地截成唱词，演员的演唱效果难免受到伤害，留下不少遗憾之处。然而更麻烦的是，编剧本身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

黄梅戏《小乔初嫁》虽瑕瑜互见，仍是一部难得的优秀剧作。故事情节之精彩与唱词念白之粗疏，不可思议地存在于同一部作品里，这并不是编剧盛和煜个人的偏颇，更是多位优秀编剧作品里常见的问题。可惜的是，戏曲界对这样类现象缺乏足够的敏感，也很少有人提出批评意见。由此可见，戏曲创作领域的很多基础性的理论是非，都还需要努力阐发，唯有如此，创作者才有可能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念，戏剧作品才有可能日趋完美。

傅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