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歌和黄梅戏

在文化活动极为贫乏的年代，山歌和黄梅戏是村民们娱乐的主要方式。那时候，村民们劳动的时间特别长，天一亮，队长就在村中吹起了口哨，分配工种，直到太阳西斜才可以回家歇息；劳动强度大，没有机械，开山碎石都要靠人工的方式完成。收工时，村民们早已累得筋疲力尽，可一吃过晚饭，洗过澡，村民们的劲头又来了，三五成群地聚到了一起，或听故事大王谈古论今，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诸葛亮的空城计，无所不包；或携着笛子、胡琴，唱起老套的革命歌曲，唱得最多的还是山歌和黄梅戏，咿咿呀呀，那种热情，决不亚于现在的小歌迷对流行歌曲的喜爱。在村中走一走，很少看到有闷坐在家的。娱乐无处不在，物质的匮乏阻挡不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母亲是黄梅戏最忠实的“粉丝”。没有出嫁之前，是村里戏班子的女主角，秦香莲、柳凤英都演过，她的嗓音不是特别的好，但领悟能力强，整本的台词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记熟，舞台的把握能力也比较好，不会出现冷场的事情，妆相也能让人接受，因而很受乡民们的欢迎。出嫁以后，也还经常回到原来的戏班子帮人救场。现在，母亲已过耄耋之年，但只要说起年轻时的荣耀，就会露出舒心的笑，说一些陈麻烂谷子的事给我听，不听都不行。电视上放起了黄梅戏，母亲会放下手中的活计，一心一意地坐在沙发上看起了黄梅戏，兴味十足，还喋喋不休地作着评论，说以前的腔调如何如何，时而也跟着音乐哼几句，仿佛她才是黄梅戏真正的大家。有时，幼子会抢她手中的遥控器，她总是气恼的把遥控器丢到一边，大骂孩子的不是。坐在旁边，我也无可奈何，只好让他们奶孙俩吵个不休。

父亲上过几年私塾，是家乡的“秀才”。在乡里，文盲比较多，但他们对文化仿佛有一种本能的敬畏之心，事实上，他确实也有许多用得着的地方。尤其是村里的戏班子，少了他还真的不行，父亲略懂些音律，对一些黄梅戏腔调根据演员的实际情况做了一些改动。有的演员不认识字，还要一字一句的教，在唱法上也要作些指导。父亲和黄梅戏大师严风英她们的年龄相仿，他还常常回忆严凤英当年到我们这里来演出的一些情形。在家里，父亲和母亲唱黄梅戏一唱就唱到了深夜，还常常就戏里的情节、戏文的唱法争论不休。

文革期间，样板戏取代了黄梅戏，黄梅戏成了毒草进了牢狱，样板戏一枝独秀，占据了农村的文化阵地，这可给黄梅戏的戏迷们不小的打击。于是，山歌悄悄地在村民们当中流行开来，山歌是不受限制的。有些山歌是流传下来的，而有些完全是村民们的独创，结合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切中要害，有的嘲弄，有的颂扬，有的表达了村民们的理想，妇女和男人都唱，无拘无束，在地里锄草和耘田的时候唱得最多，调子悠长而婉转，坐下休息的时候，他们唱得更来劲了，加上了一些搞笑的成分，一边唱，一边做着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仿佛是一阵凉风，吹去了身上黏黏的疲劳。

茶季的时候，层层梯田上，更是山歌不断，“这边唱来那边和”，虽然歌里没有刘三姐的智慧，却充满了激情和灵感，他们百灵鸟似的歌喉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至今，我对山歌的音调还有些记忆，只不过不能把它还原出来，很可惜。

随着时代的变迁，物质的丰富，电视机、音响走进了千家万户，爱唱山歌和黄梅戏的人也是老的老了，走的走了，走进村庄，除了人家门洞里飘出亢奋的流行音乐外，难以听到山歌和黄梅戏那带着家乡味的旋律了。尤其是山歌，大都即兴为之，口口相传，没有多少人能把当时的歌词记录下来，这是一件遗憾的事。当这些山歌和黄梅戏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也有些失落，尤其是母亲，和一些老人说话的时候，老是触到山歌和黄梅戏的话题，这是他们那一代人永恒不变的精神情结，是他们最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