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发源地之争由来已久

随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出炉”，发源地、名人故里、历史遗迹之争愈争愈烈。政府“调控”，“专家”论证，公众参与，媒体助威，也使其成为一种别具风景的文化现象，黄梅戏发源地之争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

黄梅戏发源地之争由来已久。第一次PK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上世纪60年代初，鄂、赣、皖三省一批年轻的文化工作者跋山涉水为黄梅戏寻源。因为当时有大批黄梅戏民间艺人健在，按照他们的师承关系和亲身经历，黄梅戏形成的年代可以追溯至清乾隆年间，通过大量历史资料和口碑资料的印证，得出了黄梅戏发源于湖北黄梅，流传于鄂、赣、皖毗邻地区，发展于安徽安庆的共识，并广泛应用于典籍之中。第二次PK是上世纪60年代至本世纪初，安徽省黄梅戏专家、学者和黄梅戏爱好者，通过历史资料的考证研究为黄梅戏探源，先后提出了安徽桐城说、怀宁说和太湖说，在安庆地区内出现分歧。第三次PK是本世纪初至今。安徽省黄梅戏专家学者和黄梅戏爱好者，通过历史资料的考证研究为黄梅戏争源，全盘否定前人得出的黄梅戏发源于湖北黄梅的结论，在前面几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宿松说，并在宿松县政府网站上公开打出黄梅戏发祥地的牌子。安徽省官方介入、专家参与、媒体炒作、民间互动，可谓是规模空前，势头强劲。不过，说是PK有点勉强，因为湖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官方保持沉默，专家怜惜口水，媒体敬而远之，仅黄梅戏爱好者在苦苦支撑。

客观地说，黄梅戏源头再探讨不是坏事，说明黄梅戏艺术在当今之世还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借用安徽黄梅戏专家的一句话：“无论花落谁家，最大的赢家还是黄梅戏。”然而，一些专家学者把治学的视域从学术研究扩大到地方利益，为了争夺“冠名权”才去研究、去争论，无疑会将学术引向歧途。从学术角度讲，发源地考证当属历史考证学的范畴，是历史学的一个学科。既然是科学，就必须客观、公正、严谨、翔实，因为“起源”是探究事物最初的开端，侧重探究一个客观的“源”。这就要求考证者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戏曲理论知识积累，而且需要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方法，深入调研，艰苦考查，用史料佐证，用史实说话，而不是任何人一朝一夕信手拈来、臆测联想就能得出结果的。我不否认在第三次PK中有不少严谨治学的好文章，但更多的是牵强附会之作。如有的文章声称黄梅戏起源于湖北纯属误传，全盘否定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这一观点。既然是“纯属误传”，那么就应该有充足的史料、翔实的事实来证明为什么是“纯属误传”，然后加以论证，得出正确的判断。遗憾的是作者采取先入为主、主观臆测的办法，列举出黄梅山、梅塘小学、唱词地名等论证，由此推断出怀宁的“黄梅山”就是黄梅戏源头的结论。这些论证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感情色彩。且不说天下有多少黄梅山，是不是每座山都唱“黄梅调”；不提全国有多少带“梅”字的单位和地名，是不是凡属带“梅”字的单位和地名都与“黄梅调”有关；仅以唱词地名为例，作者将新改编的黄梅戏传统剧目《打猪草》、《夫妻观灯》、《蔡鸣凤辞店》中的唱词地名与安庆和怀宁的地名对号入座，由此得出黄梅戏发源于怀宁的结论。殊不知作者是在用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家整理、改编的演出本来考证历史，这个考证能有足够的说服力吗？

还有的文章更是令人啼笑皆非。《逃水荒》是黄梅戏传统剧目《瞿学富告坝费》串戏之一折，是黄梅人根据清乾隆二十九年黄梅发生特大水灾的真人真事编写的剧目，有圣旨、奏折可查，有家谱、碑志可证。而作者硬是把乾隆二十九年说成乾隆五十年，恰恰这一年是干旱，哪有逃水荒的道理？作者由此得出：“‘黄梅之说’是弥天谎言。”这样的考证能令人信服吗？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说过：“投资文化,就是投资经济。”一语中的，发源地PK的背后是资源和利益的博弈。黄梅戏分属湖北、安徽两省，有发源与发展之说。由于受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黄梅戏的基础研究一直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政的状态，黄梅戏发源地研究也始终停留在众说纷纭、多说并存的状态。这种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地方保护主义，势必加大黄梅戏基础研究的难度，制约黄梅戏艺术的发展。

黄梅戏发源地考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黄梅戏历史虽悠久，历史资料却极少且难以搜求，其萌芽、起源、发展的时间难以准确界定。“正本清源” 固然无可厚非，但历史考证者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本着尊重历史、为现实负责的态度去考证。如此，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为后人留下真实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