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黄梅戏传承：精品与市场错位所面临的无奈

从《打猪草》、《闹花灯》，到《天仙配》和《女驸马》，由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石牌镇为中心兴起的民间小调，业已成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黄梅戏。

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梅戏在安庆乃至安徽省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安庆市作为“中国黄梅戏发展基地”，已经形成了集黄梅戏创作、研究、教育、表演、展示等为一体的较为完善的发展体系。

然而，在艺术形式日益多元的今天，黄梅戏的发展也不可能游离于大环境之外，也会遇到人才、市场等发展的共性问题。

戏曲的传承与发展，需要从业者的艺术坚守，也考验着政府部门对戏曲传承发展的认识和专注力……

请戏的人包场给别人看

8月23日，正值农历的处暑。被称为“黄梅之乡”的安徽省安庆市，空气中弥漫着酷热的气息。

午休过后，位于迎江区棋盘山路的一座小院内，陆陆续续地热闹起来。三三两两的老人端杯摇扇，径直向小院深处走去。

小院的尽头，是汪辉和妻子詹杏花共同经营的杏花剧场。

1999年，正做着柴油生意的安徽桐城人汪辉，因抵挡不了对黄梅戏的喜爱，和出身黄梅戏世家的妻子詹杏花成立了一个戏班子，从最初的9人发展到现在的22人，一直活跃在安庆市周边的社区街道以及小区。

2015年4月，四处打游击演出的汪辉，在安庆市机械学校院内租了一个300平方米的平房，并投资30万元将其改造成一个小剧场。在没有其他演出任务的时候，每天下午就在这里给周边的戏迷们唱戏。

场内的环境也让戏迷们“颇为满意”：桌椅板凳齐全，空调免费开放。

“我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吹空调不要钱，喝茶不要钱。”

和日常观念不同的是，王辉的剧场不卖门票，收入全靠“打彩”——只要戏唱得好，观众临走一般会给个10块、8块的，有时运气好，给100块的也有。

下午三点，演出的时间到了，剧场内响起了鼓点和胡琴的过门声，演员们盛装上台。台下的观众则聚精会神地盯着台上，由此开启了一天的惬意时光。

对于很多当地老百姓而言，唱黄梅戏、听黄梅戏，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休闲方式日益多元的今天，黄梅戏在安徽省尤其是在安庆市，依然拥趸众多。

有需求，自然就有市场。在安庆市及其所属的县区内，汪辉还有不少的“同行”。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安庆市共有在册的民营剧团68个，人数2035人。

不过这个数字相比以前已经有了较大的缩水:鼎盛时期，全市的民营剧团数量超过200家，人数5000有余。

和汪辉一样，安庆市望江县的王建华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剧团。只是规模要大不少，甚至名字听上去也气派一些:望江县百花文化传媒演艺有限公司。

1983年，初中毕业后的王建华开始学戏，三年后考入了县剧团，1989年因为剧团不景气，他就回家跑运输。2003年，王建华看到有同学自己成立剧团赚了钱，于是也穿起戏服，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干起了老本行。

时至今日，他的剧团已经拥有了40多名团员。并配有大型舞台车、轿车、中巴车、LED灯光、音响、戏曲屏幕、电脑背景等等，在当地已算得上是有一定规模的剧团。

令人吃惊的是，王建华这个纯草根剧团竟然还有带职称的专业演员，“我这里有2名是国家三级演员，他们都是戏校毕业的，我们以合同的形式合作。”

按照王建华的说法，这些演员在他这里，工资比一般的院团要高一些。

不过，和汪辉扎根于本土市场不同的是，近年来，王建华的剧团大部分时间在省外找饭吃，“除了春节前后和参加政府的送戏下乡演出外，我们一般都在外地。”

王建华所在的望江县，有各类民营黄梅戏剧团20多个。剧团一多，本县的市场就显得小，再加上平日村庄里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在家，看戏的人越来越少。因此，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浙江、江西、福建等地。

“黄梅戏好听、好懂，外地人都很欢迎。”王建华说。但即使这样，指望着别人买票听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些江湖戏班在外省的经营模式近乎于订单式生产:他们把市场定位在因家庭喜事、公益庆典以及庙会活动等需要请戏班助兴的机遇上面。“戏班子都不会卖票的，都是请戏的人包场给别人看的。”作为团长的王建华，他脑子里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找到那些“请戏的人”。

经过多年的经营，王建华已经有了不少稳定的客户，这让他每年差不多有400场以上的演出。虽说戏曲越来越不景气，很多小戏班也渐渐办不下去了，但他的剧团目前生意尚可。

2015年，他们的演出收入有170万元左右。这在当地是一个说得过去的业绩。

讲好安徽和安庆的故事

除了这些以灵活多变的经营寻求市场的民营剧团，安庆市还有以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为代表的9个专业院团，也在以自己的方式适应着时代的需求。

2016年4月13日晚，北京市梅兰芳大剧院，由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倾力呈现的新创剧目、黄梅戏《大清名相》进京展演圆满落幕。这部改编自历史典故“六尺巷”的新剧目，通过“让”与“不让”的决然选择，展示了一代名相的家国情怀，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相互交织，获得首都各界的一致好评。

“戏曲的传承发展，首先就是要出人、出戏。”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院长余登云说。

出人，就是要培养人才；’出戏，就是要不断推出精品剧目。在这位戏曲的专业工作者看来，毕竟现在的电影、电视和手机内容都太吸引人了，“天天打猪草，夜夜闹花灯”，是不可能把观众拉进剧场的。

那么，戏曲的传承创新该如何发力?

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黄梅戏的创新首先体现在表现形式上，在音乐、舞美、服饰等方面注重创新。现代审美元素在近年来的黄梅戏新剧目中得到了充分运用。黄梅戏不再是民间小调，而是集时尚和观赏性为一体的高雅艺术。

2015年1月，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的《寂寞汉卿》进京首演，在舞美设计上采用“无侧幕”“台中台”等设计，视觉效果磅礴大气，服装、造型唯美时尚，让人耳目一新。

《大清名相》北京公演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廖奔表示，“没想到黄梅戏原本是民间小戏，演这种宫廷袍带大戏能演得这么出彩，说明我们这个剧种有很大的挖掘潜力，中国戏曲是在不断地创新发展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

除此之外，在新戏内容上则注重“讲好安徽故事，讲好安庆故事”。近年来，各大院团创作了一大批剧目，其中《徽州女人》、《徽州往事》、《半个月亮》、《独秀山下的女人》、《胡久根卸任》、《惊天一兰》、《雷池清波》、《大清天使》以及今年在京公演的《大清名相》等剧目，讲述的都是安庆或安徽的故事。

“黄梅戏的根在这里，群众基础也在这里，讲好身边的故事，很容易引起大家情感上的共鸣。”安庆市文广新局文艺科科长汪志耿这样认为。

其实，讲好身边的故事，不仅安徽自己人爱看，外地的人也爱看。2014年8月，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主演的《徽州往事》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创造了连演6场、出票率99%、上座率95%、退场率低于2%的多项纪录。戏曲有如此高的票房，让业界为之侧目。

“叫座”的故事其实也“叫好”。其中，《独秀山下的女人》、《半个月亮》、《徽州往事》分别荣获第12届、13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和第14届文华剧目奖。

在此过程中，很多民营剧团也在不断排演自家的新剧目以适应需求。“没有新东西，客户有时候就请别的戏班子了。”王建华告诉记者，他近年也花了不少精力在新剧的创作上，“一些反映农村新变化题材的作品，大家挺爱看”。2014年12月，他创作的《赌怨》还在全省的文艺调研中获了奖。

精品与市场的错位所面临的无奈

从戏曲剧目的推陈出新，到表演形式的与时俱进，各类表演团体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为黄梅戏的发展带来了一阵阵高潮时刻。

然而，和所有的传统戏曲一样，黄梅戏要想在市场终端取得繁荣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相较于少数民营剧团灵活的谋生方式，专业院团却更加难以找到适合的经营模式。

2015年12月，《大清名相》去北京演出之前，在位于省城合肥的安徽大剧院也举行了3天的公演。与观众火爆的场内相比，售票的窗口却显得冷清———到场的观众大多是拿着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的赠票而来，自掏腰包来看戏的人还是少数。

业内相关人士表示，戏曲要完全走向市场，是有难度的。作为专业院团，要排出一场大戏，前期要花很大的成本，这还不包括在平时对演员的培养上所付出的努力，如果仅靠门票收入，回报率大都是非常低的。

精品与市场的错位，创作与演出的反差，是现在很多院团都面临的尴尬和无奈。

在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院长余登云看来，戏曲尤其是精品戏曲，很难像电影一样仅靠票房取得收入。“在过去，戏班子大都是为皇宫或者大户人家服务的，靠老百姓花钱买票的并不多。”

至于像民间院团那样“跑堂会”，对于专业院团也是不适合的。即使是一个普通的演出，专业院团出去仅把台子装上，花费可能就要上万。成本开支太大，一般的单位也请不起，使得专业院团很难像一些小戏班子那样，在经营上风生水起。

2005年以来，随着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安庆市的主要院团先后改制，由原来的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并在原来安庆市黄梅戏二团的基础上整合名人效应，成立了“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韩再芬担任院长。

经过院团上下的全体努力和韩再芬在业界的品牌影响力，这个起始家当只有800元的院团逐渐摆脱窘境。2012年，安徽再芬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在转企改制的基础上，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挂牌成立，标志着安庆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培育现代演艺企业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

但即使如此，韩再芬也告诉记者，现在的发展模式是“两只脚走路”，一只脚在体制外，一只脚在体制内。

事实表明，政府在将各个院团推向市场之后，并没有放弃在政策上给予相应支持。比如，为支持各个团体创排新剧，在一些重大题材的新剧目创排过程中，政府会支持相应的创排资金。

据安庆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在《大清名相》的制作过程中，安庆市财政在财力困难的情况下，为该剧安排了200万元创排经费。

带着干粮出去唱戏

在安庆人的意识中，黄梅戏已经成为安庆市乃至安徽省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和标志性的文化形象。基于这种认识，一直以来，政府都在为黄梅戏传承发展积极营造环境。

“我市坚持把扩大交流、拓展市场作为繁荣发展黄梅戏的一项关键性举措。”安庆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李大进介绍，近年来，安庆市先后在北京、深圳、合肥、珠海等地组织举办安庆黄梅戏艺术周，通过展演、展览、展销一体化，全方位展示“安庆黄梅戏”之美。

自1992年始，安庆市开始举办黄梅戏艺术节，至今已有7届。围绕“推新人、出新戏”的目标，全市所有国有专业黄梅戏院团都要创排新戏参加艺术节展演，有实力的民营剧团也被鼓励参与。期间，城区“处处是舞台、天天有演出”。同时结合开展“三下乡”、“文化下基层进社区”、“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推动黄梅戏进广场、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

2015年秋季，在前几年试点的基础上，安庆市区选择18所中小学开展黄梅戏艺术教学，确定黄梅戏“从娃娃抓起”的发展思路。联合教育部门，出版《黄梅戏》中学版、小学版地方教材，完成《黄梅戏经典唱段(80首)》的整理工作。

此外，安庆市还实施了黄梅戏惠民演出“百千万”工程:组织100家左右剧团，进行1000场以上的基层演出，同时展播10000场电影，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组织送戏下乡，确保每个行政村每年演出一场以上正规大戏。

这些措施，像汪辉和王建华这样的民间戏班的“班主们”也有直接的感受——每到岁末年初，他们都因下乡演出而从政府手里接过一沓厚厚的百元大钞。

汪辉还告诉记者，自己剧场里那套崭新的音响设备，也是政府免费租借给他用的，“质量挺不错，比我以前用的那个强多了！”

今年4月，安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8月初，又印发了2016年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政策。规定演艺院团在市内500座以上剧场进行原创黄梅戏演出的，安庆市区按2万元/场标准给予补助、县(市)按1万元/场标准给予补助。如果在市外，国内演出按5万元/场标准给予补助;境外商业演出按10万元/场标准给予补助。

“这对于院团来说，无论是创作还是演出都是个好消息，相当于让我们带着干粮去演出了。”余登云说。

“真发力”背后的财力考验

对黄梅戏传承发展的投入，反映的是政府部门对戏曲传承发展的认识和意志力，也考验着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

据其介绍，近五年来，仅落实黄梅戏院团转企改制，安庆市各级财政投入到黄梅戏发展专项资金就有1.83亿元。

事实上，对于安庆这样一个在全省经济发展并不靠前的地级市来说，在对黄梅戏传承与发展的投入方面，可谓用了“洪荒之力”。然而，对于推动整个黄梅戏的繁荣发展而言，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加大投入。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剧协副主席侯露提交提案，希望加大对安徽省黄梅戏职业学院的支持力度———8月23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所始建于1958年的黄梅戏人才摇篮，至今连一个图书馆都没有。

办学规模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专业办学经费投入不足、专业教师职称难以兑现……一系列问题困扰着该校的教职员工。

近几年来，该院年年都因经费不足专项报告，安庆市财政每年都追加600万—800万元给学院解决经费困难。但即使这样，由于安庆地方直管高校共有四所，财政负担很重，使得该院运转经费一直存在困难。

该院院长苏斌建议，希望将学院回归省管，并列入安徽省与文化部共建项目，凝聚助推黄梅戏艺术传承、保护发展的合力。

类似的窘境也发生在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身上。这个曾出了严凤英、王少舫等黄梅戏大师的院团，全团占地只有2亩多地且地势低洼。由于刚过汛期，记者采访时，会议室内的沙发还垫在半空，墙面也有清晰的泡过水的痕迹。

不过，对于硬件上的不足，院长余登云并没有抱怨，“市委市政府一直很关心院团的发展，也曾专门来调研，问题的解决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他所着急的是院团的年轻人培养和待遇问题——该团很多优秀的年轻演员，月收入仅为1000多元。

余登云希望政府尽快成立一个年轻演员的培养基金，让院团在人才培养规划实施或取得成效时，能得到资金的支持。“要培养人才，要留住人才。再好的戏，也要有人来唱啊。”（胡方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