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安庆刚解放时。安庆地区只有5个黄梅戏剧团，分别是安庆民众剧团、安庆胜利剧团、怀宁剧院(石牌)、大众剧团(桐城)以及桂月娥剧团。其中，大众剧团多是流动演出，当时黄梅戏五大名旦之一的张胜英(其他四位分别是丁翠霞、阮银枝、桂月娥和严凤英)就是其台柱，最后在青阳落脚。而桂月娥剧团主要在桐城、枞阳和安庆的大观亭一带流动，最后在铜陵落脚。
当时黄梅戏从业人员不到200人，绝大多数都是半职业，农闲时候才组成班社演出。当时职业剧团和非职业剧团的演出时间也不一致。
正月十五闹过花灯后，这些半职业者们就会组班唱戏，到五月插秧时节停演，秋收之后再次组班，这次会唱到小年腊月二十三，再以一场封箱戏表示结束。而职业剧团正月初一、二后，就开始四处演出，因为客源充足，一般会直接唱到封箱戏时。
封箱戏非常卖座。一般来说，封箱戏倾全剧团之力，大唱反串戏，以折子戏为主，老生唱花旦，花旦可能去唱小生。现在，这种传统在黄梅戏中已经鲜见了，倒是京剧还保持着。
黄梅戏研究员郑立松介绍，这之后三十年，黄梅戏进入大发展时期，到1982年，全国的黄梅戏剧团发展到51个，从业人员超过3000人。而这一切，这一切与1952年的安徽艺人暑期训练班及其后的华东会演息息相关。
1952年，周恩来总理做出戏曲改革的工作指示。随后，8月，安徽省开办了艺人暑期训练班，一时间安徽各剧种的台柱和主要演员聚集一堂，50多天在一起交流学习。丁永泉、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田玉莲、彭玉兰等30多位安庆城区连同8县的黄梅戏演员都参加了。当时在省文化事业管理局艺术科工作的郑立松被抽调到训练班第三大队担任副队长，这个队主要聚集了黄梅戏、泗州戏和越剧的演员。
每天晚上，各剧种都聚在一起交流。黄梅戏的阵容尤其强大。郑立松还记得，潘璟琍唱花旦、严凤英反串小生，两人合作《蓝桥会》。一时无二。而王少舫的《王清明合同记》也备受称道。也正是在剧种交流的晚会上，广受瞩目的黄梅戏，被前来视察的华东文化部人员看中。9月训练班结束后，华东文化部就抽调了黄梅戏和泗洲戏参加上海11月举办的华东会演。
时间非常紧凑，省政府随即派了郑立松、余健民、李贺勤(女)到安庆组织、挑选、排练演出剧目。安庆的民众剧团和胜利剧团通力合作，整理了花腔小戏《蓝桥汲水》、《打猪草》、《补背褡》和《天仙配》中“路遇”一折，还新编排了中国现当代作家老舍先生的《柳树井》和《新事新办》两个现代戏。余健民是话剧导演，负责两个现代戏的排演，郑立松则负责几个传统戏的排演。当时还借调了军分区文工团的王兆乾。
11月，“黄梅调”与“泗洲戏”组成的“安徽省地方戏曲观摩演出团”来到上海。精心的准备，厚积薄发的实力让黄梅戏在华东会演中获得极大地成功，轰动整个上海和中国的文艺界。上海唱片社主动联系灌制了《蓝桥汲水》、《天仙配》的“路遇”、《打猪草》和《柳树井》，唱片在全国发行。这也是黄梅戏第一次灌制唱片。
黄梅戏享誉全国，经常被邀请参加各地甚至外国的交流演出。当时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亲自下达指示，1953年，安徽成立安徽黄梅戏剧团。到1956年，当时安庆的13个县都陆续建立专业黄梅戏剧团。1957年，安庆专区实验黄梅戏剧团也建立了。
华东之行，不仅将黄梅戏推向全国，它同样也促进了黄梅戏自身的完善。郑立松说，在这之前，黄梅戏音乐伴奏多靠一把二胡和一把高胡，没有专业的乐队。在剧团紧张排练期间，王兆乾提出，组织黄梅戏乐队。于是，组织方临时将方集华、方集富、饶广胜、王文治等10人组成乐队，王兆乾记谱。实行统一伴奏。而随着黄梅戏的风行，专业乐队伴奏也成为舞台演出组成部分。
从1952年到1982年，黄梅戏的发展势头一时无二，据郑立松调查，在全国三百八十多个剧种中，黄梅戏的发展速度可以称之为中国戏曲史上的奇迹。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的黄梅戏剧团里，都有从安庆出去或经过安庆戏校培训过的演员或指导。甚至当时全国各地解放军文工团、福建、上海等的各种剧种或演出团体都到安庆“取经”，学唱几折黄梅戏。可以说，安庆成为全国黄梅戏的发展基地。安庆的黄梅戏力量辐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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