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黄梅戏同在

在与病魔搏斗了两年多之后，老汪终于走了。这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七百多个日日夜夜，他承受的磨难太多了：不能说话，不能吞咽，不能进食———只能把食物通过管道注入胃中，以维持生命的需要，后来又并发哮喘，气管被堵塞，憋得喘不过起来。如今，他总算摆脱了梦魇，迎来了“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一位作家所说）。

我与老汪相知、相交三十多年，他的人品和文章感染着我，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三十年前，我从部队转业到安庆市文化局，文化局党委见我在部队从事文化工作，也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就让我分管文艺创作。这于我也是轻车熟路,但安庆是黄梅戏的故乡，仅市内就有三个黄梅戏剧团，文艺创作的重中之重自然是黄梅戏剧本,而我对戏曲却是地道的外行，当务之急就是要学写黄梅戏剧本。

正当我在剧本创作上蹒跚学步之际，有幸遇到了一位剧作家，他就是时任文化局创研室主任的汪自毅。

汪自毅老师毕生从事黄梅戏剧本创作，先后创作（或与人合作）了《犟地保》、《生死板》、《孟丽君》、《卖饭女》、《红枫岭上》、《烽火连心》、《审婿招婿》等久演不衰的剧本，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我们又在一起共事，我自然应向他求教，于是，我在拜读了他和其他同志的一些剧本后，便尝试着写了个现代戏《种豆记》。剧本取材于一篇反映农村干部脱离实际瞎指挥的通讯，旨在塑造一个勇于抵制“文革”遗风的新人形象。初稿写成以后，不知是为顾全我的面子，还是怕挫伤我的创作热情，我听到的几乎都是溢美之词，只有老汪泼了些冷水，他在给我鼓励之后，直言不讳地指出，“剧本情节单薄”、“人物缺乏行动”，还有“概念化的痕迹”等等。据此，我又作了修改，无奈我不熟悉农村生活，又缺乏创作经验，改来改去，常常顾此失彼，越改漏洞越多。第一次尝试也就无果而终。但老汪的开诚相见，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为有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诤友而感到庆幸。这以后，我每写一个剧本，都事先跟老汪谈谈我的构思，听听他的意见，写出初稿，再请他把关。我与魏启平合作的现代戏《蓓蕾初开》，以及我后来写的《山乡桔正红》、《第一号种子》等剧本，无不得益于老汪的点拨。

作为创研室主任，老汪不仅对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创作者倾心相助，对其他作者也是扶掖有加。他看过专业和业余作者的剧本不计其数，有的甚至看过两三遍。无论对谁，也无论看过几遍，他都要毫无隐讳地提出意见，写上批语，连剧本中的错别字也改过来。他知道，作者的辛勤劳动，总是希望结出硕果：或是推上舞台，或是变成铅字。因此，他总是把一些较好的剧本推荐给剧团，剧团不愿意接受的本子，他便在内部刊物《剧本创作》上发表，从不以自己的优势去挤压其他作者。他的这种品格，赢得了作者的信赖和敬尊，无论是本市或是外地的作者，总是找机会向他求教，或是把剧本送给他过目，听取他的高见。正是在他的精心扶植下，安庆市的黄梅戏剧本创作硕果累累，仅首届黄梅戏艺术节，就推出大小剧目12台，其中《巾帼县令》被录制成了电视剧，《审婿招婿》则被搬上了银幕，成为黄梅戏历史上的一大盛事。这以后，老汪从创研室调到市文联，仍然把心血倾注在黄梅戏剧本创作上，市文化局有关剧本创作的活动，他不顾年事已高，仍积极参加。

身为我市最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一级剧作家，老汪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黄梅戏。他曾因为黄梅戏作出的突出贡献而被评为省级劳模。直到他缠绵病榻时，还把与张老(亚非)生前合作的剧本《一代风流武媚娘》又作了修改。这个剧本竟成了他的绝笔。

老汪走了，他创作的大小二十多个剧本，为黄梅戏树起了一座丰碑，他将与黄梅戏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