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凤英：为黄梅戏而生 为黄梅戏而死

严凤英1930年出生于安庆，出生后不久，父母经营的客栈破产，抱着她回到了家乡罗家岭。奶奶喜欢这个女孩子，给她取名为“鸿六”，这是个吉祥的名字。

罗家岭隶属安徽桐城。两山夹一水，山貌清秀。那一带出了不少有名有学问的人，比如清代书法家邓石如。邓石如的后代中有“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离此不远的怀宁是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家乡，陈独秀的陵墓在那罗家岭到安庆的大路边。

少年时的严凤英，过着普通的农家孩子的生活。她的丈夫也是传记文学（严凤英）的著者王冠亚还记得，她家门口有个池塘：“有农活就干一点。没农活的时候就牵着牛这里吃吃草，那里吃吃草。她放牛，牛晚上要洗澡，要喝水，就在池塘里。农活干完了，牵着牛，上山放牛。没有规律。”

在当年严氏家族的人看来，严凤英的父亲非官非商，非农非仕，是个“二流子”。王冠亚还记得严凤英的父亲：“他胡琴拉得很好，会唱；写一笔好毛笔字。”回到家乡罗家岭不久，严凤英的父亲就又跑回了安庆，摆摊为人写书信为生。

严凤英也是从那条路上跑出来的。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黄梅戏，很少能在正式的剧场演。”王冠亚说。他形容那时候的黄梅艺人“像要饭一样的”。在王冠亚的记忆中，或许用“黄梅调”来形容当年的黄梅戏更加准确，“农忙的时候干农活，农闲的时候唱着玩儿”。

12岁，严凤英在乡间第一次登台。

“其实那算不上正式的演出。”王冠亚回忆说，“像现在也有活动，叫玩友，或者票友。不是正式的，农忙就种田，纺纱织布，就不唱了，左右都是年轻人就一块玩。”

教严凤英唱戏的师傅，也是本族人，叫严云高。村子里有一家“姜家茶馆”，年轻人学戏教戏的活动，都在茶馆里进行：“就那么个茶馆，晚上没人来喝茶，就躲在茶馆里教。”

严云高的本行不是唱戏，是补锅匠。如今看来，严云高的技艺未必高超。后来北昆名家白云生曾到合肥，看了严凤英的表演，他将手背在自己下巴下一横：“你这下面的戏不能看！”意思是，严凤英除了一双灵活的眼睛和一张会唱的嘴，手、足、腰、腿都缺少锻炼，不会做戏。

这样“票友”性质的文娱活动，却为严凤英招来了杀身之祸。

“那时中国的乡间不是国民党政府管理，是家族祠堂管理。有什么事情开祠堂门，有什么事情打棍子、打屁股。”王冠亚说。

因为登了台，做了“伤风败俗”的事，族长要开祠堂门，以“沉塘”来惩处严凤英。12岁的严凤英和一起学戏的两个男孩子跑了，她想跑到练潭去。

“过了练潭河，就到了新四军的地方了，就是平安的地方。”王冠亚说。

练潭的粮站那里有个“万年台”，长年有人唱戏。严凤英跑到了练潭，找到了戏班子。严云高叫他们去那里找一个叫程积善的人，“她磕个头，说我师父是严云高，会唱黄梅调，你不留我们，我们回去就没法活。戏班子讲义气。就把她收下了”。

黄梅戏里有一出戏叫做《小辞店》，《小辞店》是传统剧目《菜刀记》中的一折，说的是青年商人蔡鸣凤外出做生意，住在柳凤英开的店中。柳凤英的丈夫是个赌棍，整日赌场鬼混，不顾家庭。柳凤英对丈夫极不满意，与蔡鸣凤感情相投，二人产生了爱情。但蔡鸣凤终究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分别之时，二人悲痛欲绝。

1946年，严凤英在安庆出演《小辞店》中的柳凤英走红。名字也从“严鸿六”改成了“严凤英”。

由于故事涉及“婚外情”，当年的《小辞店》屡遭禁演。“《小辞店》在当时是和诲盗诲淫画上等号的，就连唱《小辞店》的人，也被视作下流，低人一等。”王冠亚曾在《严凤英》一书中写道。

然而这出剧目每次上演观众都爆满。“《小辞店》，好在什么地方？内容好，感人，好听。过去在农村里头，妇女婚姻不幸福，那些大娘、嫂子们，看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王冠亚说。

《小辞店》这折戏，只有蔡鸣凤和柳凤英两个人物，没有说白，全凭唱。“柳凤英一人就要唱300多句‘平词’，而这300多句‘平词’要唱得既有变化，又悦耳动听，要表达喜怒哀乐不同的感情，才能抓住观众打动人心。……所以黄梅调班子流传一句话：‘男怕《访友》，女怕《辞店》。’”王冠亚在《严凤英》一书中这样写道。

《小辞店》是出悲剧：好人没有得到好报。蔡鸣凤回到家中，不知妻子已经和他人相好，反被妻子谋害，蔡妻反告柳凤英谋财害命。柳凤英被冤死。因为剧情过悲，内容大胆，那时戏班子里有传说，女孩子不能轻易出演《小辞店》，否则容易招致灾祸。

出演《小辞店》的机会，对于严凤英来说是个偶然。那天原定的女主角生病，严凤英临时顶替。这一替让她成名，也给她招致了灾祸。

“那时她在安庆刚唱红。一个国民党军官要买她回去做第三房姨太太。她宁死不从，以跳楼自杀相挟。军官最终被闹得很难堪，拿枪指着她的头说：‘不嫁也行，出去后第一不能回去唱戏，第二不能再嫁，不然被我逮到一枪崩了你！’从此她不敢在安庆唱戏，沿途乞讨直到青阳。在青阳登台，又被当地的豪强看上，抢去，关在屋子里。她吞了金子以示反抗。给她送水送饭的大妈好心，强行给她喂下大量韭菜，她把金子拉了出来，捡回一条命。豪强怕把事情闹大，把她放了。”王冠亚回忆说。

那之后，严凤英流落南京，改名“严黛峰”，在南京夫子庙的高级舞厅做舞女、唱流行歌曲。上世纪80年代，王冠亚曾经为电视剧《严凤英》担任编剧。剧中提到这段历史时，有一个细节：严凤英穿着旗袍在台上唱歌，台下的看客往她腿上扔还燃着的烟头。采访时，王冠亚说，这也是真实的细节。

没有人会觉得，严凤英是个脆弱的人。

问王冠亚：“在温柔和要强两样之间选择，你觉得哪一种更符合她的性格？”王冠亚想了想说：“要强。”

曾经和严凤英搭档扮演牛郎的黄宗毅，对严凤英印象最深的是她的适应能力很强，他告诉我：“她去上海演出，很快就会说上海话，一个上午就变成上海人了；到农村演出，扎起裤腿就下田，不到半天就是农民了。平时她不化妆，很朴实，性格开朗直爽，喜欢讲话，身上有小孩子脾气。”

严凤英喜欢运动，爱打球。“在她的带动下，大家还组建了‘天仙配’篮球队。她的性格有点像男孩子，非常要强。”曾在《天仙配》中扮演六姐的张萍对我说。

1963年拍摄《牛郎织女》，黄宗毅演牛郎，严凤英演织女。那时严凤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33岁。黄宗毅才不过25岁，相比之下，男小女大。

“当时拍摄现场，有人说了一句，‘严凤英老了么……’她就很不高兴。”黄宗毅回忆。为了让自己显得年轻些，“勒头”的时候，严凤英往头上勒了7根带子。

“那时她拍完戏，卸了妆给我看，皮肤上都勒起了血泡。”张萍回忆说。

50年代初，严凤英生下第一个儿子王小亚，那时她与王小亚的父亲王兆乾还未结婚。未婚生子，在那时算得上一件轰动的大事。

“那时开她的会，让她为这件事做检讨，不让她穿列宁装。她把头发一梳，穿上旗袍，胸脯一挺：不让我穿列宁装我穿旗袍。蹬蹬蹬出去了。”张萍对我说。

如果她不是那么要强，也许她的婚姻不会那么波折。

“王兆乾是安庆军区的业务骨干，在安庆他住在伯父家，他的伯母是德国人，伯父有钱。是南京大学的教授，很有学问。”王冠亚说。

王冠亚回忆，王兆乾和严凤英是一起学跳交谊舞认识的。王兆乾是个很有才气的人，1947年在大别山时，即开始搜集民间音乐和黄梅调。1949年9月，将《王贵与李香香》改编为黄梅调上演，首次为黄梅戏改革探索了道。他是《黄梅戏源流》的作者，50年代即开始研究“傩戏”。

那时严凤英曾经写情书给王兆乾：“不了解我的人把我看得比纸还轻/只有你不爱这些虚名/我是一无所取之人/为什么能博得你这样的爱情？/因此我感到惭愧万分，/但是又为此感到无比的荣幸。/告诉你，爱人，我誓以一切来回答你不移的爱心。”

“我相信我妈妈最爱的是我的生父。”王小亚对我说，“我妈妈为什么不让我们父子见一面？就是报复他。最恨才有最爱，越恨得深肯定越爱得深。”

王小亚说王兆乾“傲”：“他非常聪明，他原来是在部队里的，他上过大学，也是经过部队过来的，受了一些所谓的正统教育。”

两个人分手的导火索，据说是因为严凤英旧日的过往：严凤英在南京舞厅谋生时，认识了当时南京有名的“甘家大院”的三少爷甘律之。

南京甘家，居南捕厅100多年，从抗战始至解放后，梅兰芳等多位梨园英华都是甘贡三的座上宾。甘家的三子甘律之不仅老生、小生都能唱，还拉得一手好京胡。1950年春，他与几位名票发起“友艺集”京剧茶座，认识了正流落南京的严凤英。“友艺集”活动中，严凤英出演过《御碑亭》等戏，她曾与甘律之合作《梅龙镇》，扮演李凤姐，获得好评。

严凤英曾经在甘家居住，学习“京、昆”艺术。1951年，严凤英回安庆，甘律之为她购置行头，支持她重登黄梅戏舞台。

“从家庭关系看，甘家解放前是个大户，严凤英是个歌女，他们虽然在一起，但一直没结婚，既然同意她回安庆，也就意味着关系将来也难说了。”曾经为严凤英做传的张光亚这样分析两人的关系。

1953年夏，严凤英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到南京，在南京大戏院公演《打猪草》，为感谢甘家的帮助，她买了许多礼品去看他们。

“去南京时，王兆乾也跟过去了，还跟甘律之碰上了，严凤英挺大方，给他们互相介绍。但王兆乾没睬他，甘律之跟他握手，他也没握，据说还打了严凤英。严凤英气得要命。这样以后，两个人就分手了。”王冠亚回忆说。

然而，性格和观念的不合也许才是两个人分开的最终原因。

“他认为我父亲有很多旧社会的观念。他虽然很喜欢我母亲的才华，但是他不喜欢她的那些习气。所谓的习气，比如说我母亲爱打麻将，爱挥金如土。她挣了钱，不是挥金如土，就是喜欢施舍，看到谁有困难，她都喜欢送钱，爱广交朋友，干亲特别多：干姐、干妹、干爹……”王小亚回忆说。

严凤英喜欢抽烟，这是王冠亚、王小亚和张萍都提到的。她抽烟抽到牙齿发黄，每次重要演出前，都要去洗牙。

小亚出生前，严凤英曾托人带信给王兆乾，说孩子要生了，但王兆乾没去。1954年，严凤英和甘律之结婚了。

甘律之曾有回忆：“婚后，我与凤英同去合肥，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以后我随汪剑云(甘律之姐夫，梅派青衣)赴山东、河北一带演出，夫妻分居。后因历史原因，夫妻离异。尽管如此，离婚后凤英还多次在朋友面前称赞我为人忠厚，对她体贴关心，在艺术上对她帮助极大。”

1954年，严凤英演出了《天仙配》，在安徽省内声名日隆，和甘律之之间出现了差距。张光亚分析：“甘律之在那个时代每况愈下，他到合肥做生意，但很不成功，那是国有化时期，你私有化怎么搞得起来？严凤英是蒸蒸日上。省委书记找她开会，看她演出。两人之间出现差距。再加上1954年以前甘律之有门房意识，严凤英也受到伤害。你当时为什么不娶进门，1954年她红了后才和她结婚呢？”

对于严凤英和甘律之之间的婚姻，张萍对我分析是“报恩”：“严凤英的性格敢作敢为，感情也不是很缠绵的那种，她说断就断。但同时她又非常讲情义，甘家教她唱昆曲，排戏、练功，她都记着。”

《天仙配》的编曲者时白林则曾对媒体说过：“当时安徽的党政领导对严凤英很看重，认为甘律之不过是个小开，觉得严凤英不应该嫁给他，应该嫁给共产党员，所以动员她先入团、后入党。”

1956年，严凤英和甘律之离婚。1956年下半年，严凤英在排演《王金凤》时认识了导演王冠亚并结婚。

采访时，问王冠亚为什么会喜欢严凤英？王冠亚说：“她聪明，你跟他说什么，她一听就知道了。”

时白林曾提到，当年拍电影《天仙配》时，拍“分别”这一重场戏时，严凤英趁换布景的空闲，与剧组人员打起扑克牌。导演石挥很是担心，问等会拍戏用不用眼药水。严凤英说：“不用。”实拍一到，她泪流不止地演着“七仙女”与董永生离死别的痛苦心境，只拍一遍就过了。

无论是甘律之、王兆乾还是王冠亚，都是非常聪明有学识的人。“她喜欢有文化的人。”张萍说。

“我想她其实是很忠实于自己的人，她不会委屈自己的感情，活着不是为了别人，不会因为顾忌别人的说法而对自己的情感优柔寡断。从这点看，她的性格其实很强势。”吴琼对我说。

1954年的华东区戏曲会演，是严凤英事业走向辉煌的重要一步。1952年夏，严凤英参加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时曾讲过：“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做宝。”

1954年华东区戏曲会演，严凤英主演的《天仙配》获得了一等奖，这次汇演直接为1955年电影《天仙配》拍摄奠定了基础。

“那个年代，地方的文艺形式最重要的就是戏曲，领导很重视，把新文艺工作者都弄到这儿来工作。比如王冠亚就在搞黄梅戏。另外也因为严凤英，那时候有很多新文艺工作者参与进来。时白林是搞音乐的，他参与进来，对传统的黄梅戏的曲调进行了改革，把西洋音乐的一些曲式加了进来。现在我在研究严凤英，经常把老曲子拿来听，觉得还是好听。”吴琼说。

1954年，为庆祝合肥江淮大戏院落成典礼，严凤英主演了改编成黄梅戏的朝鲜古典名剧《春香传》。

1955年，电影《天仙配》开拍。随着电影的播映，黄梅戏从安徽省的一个地方小剧种，变成了全国皆知的剧种。

那应该是严凤英最好的时光。邻居们时常看到她趴在三楼的窗户上双肘支颐。问她在等谁，她道：“等我的小亚哥哥回家吃饭。”

那时严凤英每个月的工资有300多块，经常慷慨地借钱出去。张萍回忆说，那时团里夫妻吵架打碎了什么，严凤英看到，也会主动掏钱帮他们补上。

那也是小亚一生最好的时光。“我那时候上的幼儿园是最好的幼儿园，就是安徽省省委幼儿园，孩子们都住在学校里。”

一直到上小学，老师们都知道他是严凤英的儿子，而他的内心也因此有很强的优越感。

小亚说，听说他1岁时，王兆乾曾经悄悄地回来看望过他，还给他买了一匹小孩子骑的小马。然而后来母亲回来知道了，把小马敲碎扔了出去。

在小亚眼中，母亲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

“小时候，我的筷子，上面有沾了一两粒的饭，去夹菜的时候，我母亲就会把我的筷子整个打飞了。——筷子上的饭没吃干净，就不能在菜里面夹。”

“我们从来不许接别人的一样吃的东西。不管是谁，有一次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意在桌上摆了5分钱，那时候5分钱可以买一些吃的东西，我把它拿去，到下面买了一只冰棒，她回来一顿好打。她说你要什么，你手指一指，我都可以给你买。但是不许你们自己偷偷拿钱。小时候对我们的教育真是很严格的。我小时候手被打肿过。我们叫米打尺，现在就是很大的宽的，旁边带刀的尺子。它可以裁尺的那种，我小时候特别怕那东西，小时候一翻手，手心都打肿了，第二天不能端饭。”

“但是我母亲对我们确实也非常疼爱。有一次是星期六，母亲出去演出了。晚上我弟弟睡着了，我没睡着。过了一会儿见我母亲开门进来，房间的灯‘啪’一下开了。母亲轻轻地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把门关上出去了。”

王小亚说，严凤英曾经非常想要一个女儿。严凤英和王冠亚生有一个儿子王小英。小英比小亚小3岁，从小被当做女孩子打扮。

小亚说：“我到上小学的时候，我弟弟说话还是嗲声嗲气的。我非常嫉妒他，觉得妈妈偏心，经常欺负他：我妈妈给我两个糖果，给他三个。到了隔壁我们自己住的房间，我就这么说，几个？三个。我就说：拿一个给我，马上给我一个，我非得占一个优势。”

小亚和小英很少跟妈妈出席社交场合。他说，妈妈从来不带他们去。

关于严凤英的死，和严凤英一起共同演出过的柏能驹撰文回忆说，"文革"初期严凤英就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受尽了"文批武斗"的折磨，甚至她在旧社会被侮辱被伤害的悲惨命运也被翻将出来，当着她亲人的面，在群众大会上当作罪状，肆意进行攻击。具有大家风范而又耿直、倔强的严凤英怎么也想不通：为群众演戏有罪，受到群众欢迎也有罪？在旧社会受压迫有罪，在新社会要求进步也有罪？而且硬要她承认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她当然不承认，结果遭到加倍的打击："围攻革命样板戏，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这在当时是死罪，尽管她是无辜的，但是她的解释当权者根本不听。因为当"文革"进入第三年，需要扩大"战果"来证明它的"必要性"和"及时性"，这就需要再抛出一批各界代表人物来"祭旗"，严凤英和一大批民族精英一样，也就在动难逃了。

严凤英本来和什么"革命样板戏"毫无关系。

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在北京举行。安徽没有剧目参演，只派出一个以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徐味为首的七人观摩小组。当时，我在省文化局剧目研究室工作，因病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很想到北京看戏，副局长江枫表示同意，说换个环境也好。他告诉我，省黄梅戏剧团主要演员严凤英、王二位，不要出任何差错。我们到北京，会演第一轮演出已经结束。会演大会秘书长、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马彦祥要我们另找旅馆住，不要参加观摩组活动。第二天晚上，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洪泽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要我转告安徽同志，认真看戏，不要乱发议论，实际上是打招呼。出于好奇，听说陈毅副总理招待马里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智取威虎山》，我们想方设法搞到几张票去看个究竟。当时剧中人少剑波由著名老生纪玉良扮演，杨子荣由著名武生李仲林扮演。在看戏过程中，我们义论过"纪玉良迈着八字步，不像解放军指挥员"，"李仲林演得像武松"，"纪玉良是票友出身，没有功底，跑圆场不行"，"戏有点松"等，既没有涉及到那场争论，更没有提到"江青"两个字。看完戏我们就一道回到大栅栏附近一家叫做春林旅社的小旅馆，如此而已。不久，严凤英、王少舫因为排戏先回合肥了，我于7月1日听了彭真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也就回来了。谁也没有想到四年后，这次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的北京之行却成了一件大事，竟然成为一项"有预谋、有计划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罪"！

1968年初春，从北京掀起的所谓"围攻革命样板戏、反对江青同志"的黑风恶浪，很快涉及到合肥。于是当年安徽省观摩组和我们一行等人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被"勒令"交待所谓的"反革命罪行"，而严凤英则是重中之重。三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红安徽报》(安徽两大造反派所谓革命大联合的"机关报")一位汪××找到我家，要我交待这段情况。我一再向他说明，我们四人到京后，围绕《智取威虎山》一剧的争论已经结束，我们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内情。我还带汪××到当年观摩组成员、安徽剧团副团长刁均宁家里，刁均宁首先承认是他在小组讨论会上对《智取威虎山》在艺术处理上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与其他人无关。"他们(指我们四人)是后来去的，更没有关联。"在当时情况下，刁均宁敢于如此实话实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以为事情已经澄清了，没有想到4月5日出版的《红安徽报》，由汪××等执笔写的"社论"中竟然置事实于不顾，信口胡说"1965年，以安徽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徐味为首的什么代表团，伙同戏剧界的牛鬼蛇神严凤英等丑类，在北京疯狂围攻江青同志的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至今没有批判处理。"这段文字可以作为"文革"时期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乱扣帽子、横加罪责的代表之作：一，1964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它任意写为1965年；二，安徽的"观摩组"也变成了"代表团"；三，个别人对戏的艺术处理在讨论会上提出几点不同意见，成了"疯狂围攻"；四，严凤英和我们是后去的，另住一地，她根本没有和观摩组徐味等人见面，如何"伙同"?如何"围攻"?又如何成了"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期《红安徽报》出版的第二天(4月6日)，团外团内的造反派"提审"严凤英和王少舫，"勒令"他们认罪，严凤英据理反驳。造反派把她押到二楼走廊，那里新贴了一张王少舫在造反派逼迫和授意下写的大字报，说严凤英看了《智取威虎山》，说"不照"，还说纪玉良圆场都跑不好……并且说他和严凤英没看完，中途就退场了。当然这些内容并不是造反派想要获取的"要害"材料。他们一方面继续对王少舫施压，一方面勒令严凤英着重揭发省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安徽省"代表团"徐味等如何指使他们反对"京剧革命"的。严凤英知道是想通过她，打开缺口揪出省委一大批人来。她无从说起，造反派就不许她回家吃饭。僵持到晚饭后，因为是星期六，他们也想回家休息，便叫她回家写材料，星期一上午交，否则后果自负!她回家后怎么也想不通。7日晚，她找出当时的演出本，发现少剑波跑圆场只有一处，即小分队上山，戏已到最后一场了，怎么可能"中途退场"?便冒着"串供"的风险到我家来。(当时我们同住在省文化局宿舍大院一幢楼的东西两侧)。我说，该说的都说了，他们硬说我们是省文化局、省委宣传部、甚至是省委派去的，追问给了我们什么指示，这显然是另有目的，只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将来总有我们说话的时候。当时在我家的省文化局同志刘国琨、完艺舟、童兴德等人也劝慰她说，现在讲不清楚，将来定案还是凭证据的，有那么多人在，还怕讲不清楚吗?我还说江枫同志叫我和你们(指严凤英和少舫)同出同进，我记得我是看完了的，看来看完没看完不是关键，关键是挖"后台"。她一听明白了，坐了一会就走了，在门口她对我爱人李琦说："我站得直坐得正，只是眼前难熬啊!"没有想到，第二天上午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

后来据王冠亚告诉我，严凤英回家之后对他说了这些情形后，说："不写了(指交待材料)，明天还是照实说，看他们怎么办?"严凤英患过卵巢囊肿，手术后有肠粘连等后遗症，又患严重的椎腱盘突出症，疼得晚上睡不着。那天夜里，她又呻吟起来，王冠亚以为她又痛起来了，要给她按摩。她噙着眼泪说，不用了，你看看桌上我写的信吧。王冠亚感到不妙，立即起床跑到桌前，看到严凤英写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全团"革命同志"的，内容说自己有缺点错误，革命小将批斗她，是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行动，所以她拥护；后面还写着"我严凤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王冠亚大惊，顾不得看另一封信，急着问严凤英吃了什么药，严凤英只流泪，不回答，只求速死。王冠亚叫起两个孩子(大的十四岁，小的十岁)，叫大孩子速找大院省文化局医务室的医生，她们很快就来了。王冠亚主张送医院，这时医院也都在闹文化大革命，只有部队医院还在正常运转，王冠亚忙去找一位军代表求救，请他打电话给部队医院，并把严凤英给全团"革命同志"的信交给了这个军代表，军代表叫王冠亚先回去。过了一会，他带了几个造反派头头一起来了，把王冠亚等关在门外，他们在房内对严凤英进行床前批斗，怒斥"自杀是叛党行为，"是"对抗文化大革命"!讲她"会表演，不要再做戏了"!王冠亚求他们赶快送医院抢救，他们置之不理，对着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严凤英，轮翻念《语录》，骂大街，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可怜的严凤英这时眼不能睁，口不能言，呼吸急促，泪流满面，直到脸色发青，口吐白沫，这伙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的"革命者"发现情况有变，才扬长而去。王冠亚去找板车，造反派就是不借!王冠亚又跑到同院的徽剧团，找一个舞美师傅借板车，这位师傅起床披衣推出板车。王冠亚拖着板车跑回家，这时严凤英已神志不清了!王冠亚抱起严凤英下三楼，当时有一位徽剧团的青年演员主动上前帮忙。事后王冠亚对人说，一辈子也忘不了徽剧团的这两位大恩人!王冠亚和两个儿子拉着板车跑向医院，一个小解放军，一个造反派跟在后面。挂了号，送进急诊室，因是"现行反革命自杀叛党"，没有单位介绍信，医院拒绝接收("文革"初期，中宣部文艺处长、著名诗人袁水拍不堪受辱，愤然服药自杀，幸被家人发现，送北京医院抢救。因系"黑帮"，医院拒收。还是新部长陶铸发话"留下作反面教员"，才被抢救过来。这说明那个年代，没有组织出面，哪个医院也不敢接收的)。王冠亚呼救无门，又不能离开严凤英一步，大儿子王小亚跑步回剧团，叫起那个军代表，军代表找来了"大联委"头头，开了介绍信，王小亚跑回医院，医生检查后叫送住院部!门诊部在市中心，住院部在郊区，又要找救护车。到了住院部，放在内科走廊的水泥地上。那时正是倒春寒，严凤英只穿了薄薄的单衣，王冠亚央求护士长给严凤英找张病床。护士长悄悄说："等他们走了(指造反派)，再给她换"。造反派走后，护士长找来两位值班的年轻医生给严凤英吊盐水，做人工呼吸，王冠亚求他们洗胃，他们态度很好，讲不行再说。这时旁边有一位老医生，戴着"反革命"的黑袖章在扫厕所。王冠亚上前求他帮忙，他讲："他们叫我医，我一定医!"这两位年轻值班医生抢救很辛苦，满头大汗，但不见效。王冠亚求他们让那个戴袖章的老医生来救救!他们不敢做主，一位年轻医生下楼找办法抢救。等他赶回来，严凤英已停止了呼吸!时年1968年4月8日清晨5时25分，她只活了三十八岁。"文化大革命"终于使一代骄子含冤含恨而去。她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自己尊严；她用自己的热血控拆了"文革"的极左路线!只是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严凤英惨死在急救室里，那位军代表和一些造反战士仍不放过。他们当时大权在握，不乏掩盖自己罪责之术：一是散布严凤英是"畏罪自杀"，开会声讨，利用手中报刊造谣中伤；二是转移视线，混淆是非，通过各种渠道散布谎言，嫁祸于人，进一步挑动群众斗群众，以便为自己开脱。首先他们想嫁祸王少舫，硬说是他的大字报促使了严凤英的自杀，他们忘了王少舫的大字报正是在他们逼迫下写的。其实他们对严凤英是"定罪在前"(有《红安徽报》社论为证)，有没有那张大字报都不会影响他们要"彻底打倒"严凤英的"既定方针"。其次他们想嫁祸王冠亚，硬说是他贻误了抢救时间。但是当时由于医院对"牛鬼蛇神"看病作了规定，抢救也要找领导"出面"，而头头来了，却又在床前批斗严凤英半个多小时，究竟是谁贻误了抢救时间，不是明摆着吗?最后他们还想嫁祸值班医师，说他们没有经验造成死亡。床前批斗失去了半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是他们没有临床经验，还是你们没有起码的人性?严凤英生前好友、著名黄梅戏作曲家时白林在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告诉我一件事：那位军代表看着被开膛剖腹的严凤英无动于衷，还对众人说了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他是流着泪对我说的。当时我真想见见这位把人命当草芥，"继续革命"的"革命者"，遗憾的是他早已被保护性地调到外省去了。从医院将严凤英拉到火葬场，用的板车也是王冠亚从一位老红军家里借的。严凤英的艺友查瑞和与胡根杰要帮王冠亚拉板车去火葬场，那个军代表还警告他们，要"划清阶级界线"。他们说，人已经死了，他家只有两个小孩，叫他怎么办?军代表只好作罢。王冠亚回到家里，看到桌上严凤英写的另一封信，信中希望他以后有机会向敬爱的周总理汇报，她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她说，周总理是了解她的；另外希望他带好两个孩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又叫孩子听爸爸的话，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严凤英死后，那个军代表不失时机地召开全团的声讨大会，批判严凤英"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时白林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立即被那个军代表申斥为"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同时那个军代表又派造反派到王冠亚家把第二封信也抄走了。"文革"后，为了落实严凤英的政策，专案组专程去找那个军代表，问他为何迫害严凤英?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文革"就是要打倒"三名三高"、"反动学术权威"，这又不是我发明的。在安徽，不打严凤英打谁呀!是的，他们是奉命行事，御用工具罢了，事实证明，和许许多多被迫害致死的民族精英一样，是"文革"这场浩劫夺走了严凤英的生命，严凤英之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革"这场浩劫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我们只有尽最大努力去铲除孕育"文革"的种种根源，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才能把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不断推向前进!(柏能驹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副会长)

1978年5月23日，王小亚和爸爸王冠亚接到了为严凤英平反的决定。

“接到通知以后，我们家里的人，包括我小姨她们都来了。我们当时到了合肥黄梅剧院的小礼堂，在那里开的昭雪平反大会。省委宣传部和文化厅的一些领导都来了，省黄梅剧院的还有各界的一些人也都来了，花圈多得不得了。”

小亚记得那天天很热，他第一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痛痛快快大哭了一场。

“过去的十几年，我们一直没敢哭过。”

那一天就那么过去了，王冠亚和小亚、小英并没有举行任何庆祝的仪式。

“我们没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庆祝的，我们胜利了吗？没有。这么多年，给一个交代，而且还含含糊糊，还没追认她为烈士。”小亚说。

小亚说，母亲死后，他一直反复想着《牛郎织女》的最后一幕唱词：“又谁知花正红时寒风起，再要回头难上难！生生死死人间去，恩爱夫妻难团圆！”

“有时候人不得不宿命，我觉得这幕唱词唱的就是她自己。人到中年，我现在才懂得了我母亲唱过的那些戏。”

对于父亲王冠亚，小亚将他的性格形容为“一潭温水”：“他这个人的斗争性不强，他与外界的斗争性、抗争性不强。他不大有脾气的。他总是笑呵呵的，问什么问题，哈哈的就笑。慢条斯理的，是这样的人。个性不显著。”

但也许正是因为这点，王冠亚才活到了今天。

严凤英过世后，王冠亚一直未再娶。他把精力用在给严凤英写传、拍传记电视剧上。8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视剧《严凤英》，就是他的编剧。

王冠亚知道儿子对他的评价。但他并不着急辩驳，只是问：“斗争？斗什么？跟谁斗？”时间流逝，房子老了，阴冷潮湿。小亚总是让他搬到自己家里去住，王冠亚都拒绝了。问到他为什么一直没再娶，他指指严凤英的照片说：“哪里还能找得到她那么好的女人。”

“我现在再去听她唱的作品，也会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像《天仙配》里有一段七仙女哭董永的唱段，她的哭完全不像是表演，就像是从心里哭出来的一样。她后来拍电影时，导演也说她哭得太真了，是不是把生活中的伤心都融入到里面了？”吴琼说，“严凤英这一生最重要的意义，是把黄梅戏从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戏，变成全国普受大众喜欢的剧种。怎么变成的？正是严凤英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她既没学过文化，也没学过乐理，这些她都不懂，她只是为黄梅戏而生、为黄梅戏而死。她个人的美，都在舞台上展现了。”

“我觉得严凤英其实很现代，她的内心蛮强大的。”吴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