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演陈白露和繁漪》

《我演陈白露和繁漪》——马莉莉

很多人都说我与曹禺有缘，因为我曾幸运地在先生的两部名剧中出演过女主角——《日出》中的陈白露和《雷雨》中的蘩漪。但是在我的心底里，却有一个永远的遗憾——我与先生仅有一面之缘。那是在1983年 3月15日的中国大剧院，曹禺先生在夫人李玉茹、上海沪剧院院长丁是娥的陪同下，观看了沪剧《日出》，并在演出间隙接见了我们。而后十几年中，尽管拜访先生的愿望时时萦绕在我心头，却一直没有机会实现。直至1996年底，我作为上海市文联代表晋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在飞机上就下定决心：这次无论如何都要登门探访。但万万没有想到，我刚刚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传来了先生前日辞世的噩耗。

细细想来，在中国三百多个地方剧种里，却还算年轻的沪剧与曹禺剧作最是有缘。提及这两者的渊源，我不禁又想起了一位故人，尊敬的沪剧前辈丁是娥老师。60年代初，沪剧界大会串选择了曹禺名剧《雷雨》作为载体，丁是娥、石筱英、杨飞飞、王盘声、解洪元、邵滨荪、袁滨忠、赵云鸣等名伶云集一堂，满台生辉的精彩演出轰动一时，流芳后世。《雷雨》一出，沪剧擅演西装旗袍戏的特色和传统被发挥到淋漓尽致，剧种也因此被推向了一个阶段性的高峰；《雷雨》一出，丁是娥老师的“活蘩漪”就此名扬剧坛；《雷雨》一出，沪剧从此与曹禺结下不解之缘。

说来也有些遗憾，自《雷雨》以后，沪剧的这份“曹禺情结”直到8 0年代初才得以延续。那是1982年，时任上海沪剧院院长的丁是娥老师为行当齐全、人才济济的一团慧眼独具地选择了曹禺的另一部名剧《日出》。在她看来，排演曹禺的名著是“可以出人出戏的”，为此她还特地请来了曹先生的门生，也是当年话剧《日出》的导演之一凌琯如老师。

我何其幸运，三十出头的后生小辈，竟被委以重任主演陈白露。当曹禺先生笔下这个著名的交际花带着旧上海的风尘走进我的艺术生活时，伴随着惊喜而来的更多的是惶恐和焦虑。凤子、白杨、严丽秋、杨薇……我虽无缘观摩这些名伶演出的陈白露，但通过人们津津乐道的传诵、描述，并不难想见她们所取得过的成就。其实，有着这样紧张情绪的又何止我一人，毕竟我们即将排演的是曹禺的名剧！大家嘴里不说，但心里却都十分明白“曹禺”二字的分量和压力。因此凌老师的到来，对于当时这个主要由中青年演员组成的沪剧《日出》剧组而言，无异于一支强有力的定心剂。

在沪剧的历史上，曾经有几位话剧导演功不可没：《罗汉钱》的导演张骏祥、《星星之火》的导演朱端钧、《红灯记》的导演应云卫……地方戏曲向话剧学习，导演往往起到了最重要的桥梁作用。通过沪剧《日出》与凌琯如老师的合作，我们这一批晚辈也有幸像前辈那样接受优秀的“话剧文化”的训练和提升。其实，与其说是“提升”，倒不如说是一种重塑，就我个人而言，《日出》排演的二个半月，并不亚于经历一番脱胎换骨的再学习

我年轻时代的小小声誉，皆来自于文革前后的一系列“革命”题材作品，凭着几分天资，曾博得过“英雄花旦”的美名。初出茅庐时我真还对此有过几分沾沾自喜，谁知一进《日出》排练场，却无处不痛恨起自己这股“英雄气”来。陈白露——大学生十交际花，旧社会的畸形儿，性格矛盾的混合体……与新中国同龄的我，自然无从体察这类特殊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心灵。不仅如此，特殊年代的价值观念和艺术模式，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的烙印尤为深刻，对舞台站立着的各色人物只习惯于用“正”与“邪”、“善”与“恶”来划分阶级，区分好坏，而这一套显然是不适合陈白露这类人物的。那时我的人生、艺术阅历尚浅，对这种窠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只能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只觉得表演不顺畅、不舒服，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陈白露的“感觉”。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更不知道该怎么办？凌老师在排练场上常批评我“学生气有余，交际味不足”，单为陈白露的出场我们就曾绞尽了脑汁：跳了半夜舞，狂欢尽兴，疲乏极了；从电梯里出来，她娇态可掬，既带有懒散的倦容，又不失高贵的风度……这些复杂的要求用文字还可以来表述，但呈现到舞台上究竟该是个什么状态？什么气质？我这个有着十几年戏龄的演员，突然被陈白露搅得坐立不安，一夜之间竟好象不会演戏了。

凌老师教了我一个办法：“设想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带着这一句话，我一头扎进了书海：想方设法从上海各大图书馆的藏书、报刊中寻觅那个时代的足印，想象那个年代的风貌；还细读、摘录了大量有关的表演著述和评论文章，并多次求教严丽秋老师，以求捕捉前辈艺术家对陈白露的几丝灵感……至今我的书柜里仍珍藏着的一本工作手册，那就是我当年写成的密密麻麻的马莉莉版“陈白露传”。

《日出》彩排的那个晚上，我身着长裙，等候在狭小的“电梯”里，努力平抚内心的紧张和不安。音乐声渐起，电梯门洞开……突然，我惊慌地发现曳地的裙摆太长了，要在规定的几秒钟内完成事先设计的动作是绝对不可能的！怎么办？犹如电光一闪，踩着细步，踏着节奏，我就很随意地施展起来：哈欠连绵，手拢秀发，轻拉披肩，侧目斜睨……台下凌老师在导演席上跳起来了：“对了，就是这个感觉！”

毫无疑问，这些看似信手捻来的灵感突发是源于平日对角色仔细的揣摩和推敲，这当然要归功于凌老师的循循善诱，指导有方，但与此同时，它也从一个方面侧面显示了曹禺剧作的不同凡响：一个演员演出曹禺的剧作，当他把角色的性格、身份、背景、经历……凡此种种彻底想透、理顺，胸有成竹以后，那么这个角色将带给演员出乎意料的惊喜。曹禺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有各自的故事，都有独特的个性，都有丰满的形象，都是那个时代、那个阶层浓缩的典型，这些人物格外具有厚度和深度，正是所谓的“这一个”。所以，演员在演此类角色时，会感到一种创作的充实和喜悦。

就以我个人演出陈白露的体会，最最钦佩的是曹先生以“以小见大”折射时代的总体布局能力，以及字字珠玑的深厚语言功力。对于前者，我想专家的评论必定要深入、深刻许多，但我曾有一点很深刻的感性体会：每当演到陈白露手捧《日出》，朗诵那段著名的“太阳要升起来了，我们要睡了”，我的眼前总会浮现起一片苍茫大海上漂浮的绚丽水泡，五颜六色，远处是一缕破霞而出的曙光……太阳终要升起来的，这些水泡再美丽也终是要破灭的，我想这就是陈白露了。当年我就是以这样的灵感来演陈白露的，而今有时回味起演出时的感觉，却会在不知不觉中意识到：在某些经济因素复苏以后，我们的社会好象又浮起了若干这样的泡沫……每想到这里，我就不禁为曹禺先生对社会敏锐的洞察力而暗自叫绝。

作为一个演员，在演出曹禺先生的剧作时，我常能感受到一种创作的兴奋感。每次上场之前，我就已经非常明白地知道，自己出场是干什么去的，该干些什么，任务非常明确。不管《日出》还是《雷雨》，每个人物的出场都是有精心安排、周密布局的，人物在场上有事件、有活动、有思想、有冲突，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物会被干晾在台上做可有可无的随意摆设。哪怕就是没有一句台词，可因为你事前事后，都有过行为，或即将有所行为，因此没有一个演员会觉得在台上没事可干，相反会不由自主地融进戏里。

当演员融入角色、进入规定情景以后，戏自然也就顺畅起来，艺术感染力也就随之源源而来了。但曹禺剧作的魅力绝不仅止于此，他非凡的台词功力不仅能勾勒一个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还常常能为演员的表演推波助澜。这一点，我在《日出》中初步领略，在88年复排《雷雨》时体会更深。

82年10月，白杨老师在观看《日出》以后曾戏谑地笑称我是“解放牌”陈白露。在我登门求教时，她又笑问我：陈白露怎样对付黑三上门讨小东西？我被问懵了：按习惯的思维方式和表演逻辑，我的理解就是“邪”不压“正”，所以表演中确带着几分“英雄气”。对此白杨老师点拨了我一句话：陈白露，一个周旋于十里洋场的高级交际花，处理这样的事就是六个字“比流氓更流氓”！要摆出一副架势来，要让黑三摸不着头脑，搞不清底细。白杨老师还亲自给我做示范，真令我拍案叫绝，茅塞顿开。

这一个小小的处理，使我真正懂得了演戏不能用简单的标准去划分、定义人物，十几年来形成的“三突出”表演模式通过“陈白露”的创作逐渐土崩瓦解了。每个角色的身份性格不同，处理事件的方法、对待不同对象的神态、语言自然也不同。“言为心声”，语言是塑造人物的关键，对此曹禺先生不仅深谙此道，并有极深厚的造诣。就说陈白露的这段戏，经白杨老师这么一点拨，我突然发现原来曹先生的原著早已向读者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我这里搜烟土有烟土，搜手枪有手枪……我这间屋里有五百两烟土，那间屋里有八十杆手枪”……这不就是那个比流氓更流氓的陈白露吗？

我听人说过，曹禺先生写戏、写人必经过深入了解，对他们的行为和语言逻辑、习惯，方式无不了然于胸，难怪他笔下的人物那样地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我想用“准确精练”四个字来概括自己对曹禺剧作文辞功力的感受。

88年上海沪剧院复排《雷雨》，由我出演蘩漪。演蘩漪不同于演陈白露，在名剧目、名作家之外，还多了一重压力——丁是娥老师的“活蘩漪”。但当我走进“周公馆”的时候，丁老师已病重住院，求教辅导都只好成了空想。当年的《雷雨》没有留下任何影象资料，我能做的只是反复聆听丁老师的录音。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在聆听的过程中，一个活生生的蘩漪形象竟逐渐在我脑海中立体起来。我仔细地琢磨丁老师的每一句念白，每一句唱腔，强烈地感受到这一个蘩漪的语言怎么有那么多的“弦外之音”，透露着那么浓烈汹涌的情感波涛。我想，这固然是因为丁老师对人物深刻的理解和超凡的演技，但不可否认的是，曹禺先生对蘩漪的语言塑造是那么地匠心独具。

蘩漪的话并不很多，但她的话语几乎每句都是话里有话。你看她与四凤、与周萍、与周冲、与鲁妈、与周朴园、与鲁贵……不同的对象，她的台词都有极强的针对性，所谓“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在蘩漪身上体现到了极致。我演蘩漪，在念到、唱到不同的台词、唱词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剧本中无比丰富的舞台提示与潜台词，就会联想起蘩漪与对话者的关系、渊源，如此一来就能格外调动起相应的情绪，语气、语调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也变得异常自然顺畅起来。

《雷雨》在话剧和沪剧舞台上都是名剧，对这类戏我始终抱有这样的态度：以继承为主！就说蘩漪，丁是娥老师为什么被大家认可为“活蘩漪”，我认为就是因为她准确把握了曹禺原著的精神，演出了人们对蘩漪这个人物的期望值和想象值，因此她演的“这一个” 蘩漪是准确的，是不可替代的。如果要想为刻意的创新而回避所谓的“传统”，不啻为舍近求远，乃至本末倒置的不明智！

丁老师生前曾这样说：《日出》是继《星星之火》后，沪剧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我知道，这是丁老师对我们后生的鼓励，也是她对自己“曹禺情结”的一种欣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曹禺是我们沪剧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沪剧演曹禺，曾经引来众多好奇的目光，其实有不少观众正是被“曹禺”二字吸引到剧场看沪剧的，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这就是曹禺给剧种、给剧目带来的巨大“附加值”；《雷雨》、《日出》直至《原野》（上海长宁沪剧团演出），这些名剧的成功演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提高了沪剧的文化声望和艺术地位；更重要的是，每次演出曹禺的剧作，总能给沪剧带来许多艺术的新气象、新理念，原因何在？很简单，曹禺始终是学术界、艺术界研究、关注的对象，有识之士愿意在曹禺剧作上倾注才华，因此这些创作于几十年前的剧本不断地被注入着新的艺术活力。通过演出曹禺的剧作，沪剧自然也就获益匪浅了。

行文至此，我又不禁生出了另一重遗憾来：演过了《日出》、《雷雨》，我却再没有机会演一演《原野》。其实这个心愿也已纠缠了我多年，但由于近年来艺术氛围总难改浮躁，演出的经济压力日渐沉重，优秀的剧本凤毛麟角，自己也很惭愧地总静不下心来搞一点艺术，所以只好任由年龄渐长，任由金子离自己越走越远。对此，我总觉得对不起曹先生，更对不起丁老师，然而我个人似乎无力回天，也许只能寄望于后来人，让更年轻的沪剧人再续曹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