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的戏剧教育家、大导演朱端钧先生的110周年诞辰,上海戏剧学院为此举行了一天的学术研讨会。因当年朱端钧先生曾为沪剧院排过三出大戏,上戏特邀我代表上海沪剧院参会并发言,我既感到特别荣幸,又为作为晚辈没能结识朱先生、聆听他的教诲而深感遗憾。
1980年,上海沪剧院复排经典沪剧《星星之火》时,曾为朱先生担任助理导演的杨观复老师是此次复排的导演。那时,我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在《星星之火》一剧中扮演童工小珍子。杨观复导演在为我说戏时,曾讲到过朱端钧先生的导戏风格,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朱先生的名字。之后,又经常听丁是娥、邵滨孙等老艺术家们谈起朱先生,每次谈到他时,他们都充满了感激之情、敬佩之心。
朱端钧先生一生排过90多部戏剧,这其中包括三部沪剧:1959年的沪剧原创剧目《星星之火》、1962年根据意大利歌剧改编的沪剧《蝴蝶夫人》和1964年根据歌剧改编的《江姐》。朱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党领导下的戏改以后,戏曲剧团请到的最重量级的大学者、大导演和教育家,这对沪剧这个本乡本土的地方戏,是一次历史性的革命,是一次开创性的探索。可以说,朱端钧先生的到来为沪剧注入了新生机、新气象和新活力。
朱端钧先生导演的沪剧《星星之火》是戏曲舞台上现实主义的典范,他导演的《江姐》能让沪剧仍然保持着浓浓的剧种色彩,他导演的沪剧《蝴蝶夫人》则让沪剧从此有了“沪剧是可以演绎中外古今题材的剧种”的美誉。之后,沪剧院先后推出的沪剧《樱花》《东京三丽》《无辜的罪人》《魂断蓝桥》等外国题材剧,都使沪剧在题材选择上有了别样的魅力。
朱端钧先生尊重沪剧原有的地方特色,推崇沪剧“以唱动情、以唱抒情”的戏曲手段,在他的鼓励指导下,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老师创造了《蝴蝶夫人》中的“梦呓”一折。丁老师说过,唱出“梦呓”半梦半醒、似睡非睡的意境,是她几十年舞台生涯的第一次。沪剧《星星之火》的隔墙“三重唱”,也是戏曲舞台的第一次。戏曲没有重唱样式,这是沪剧从歌剧中学来的,这以后沪剧首创《芦荡火种》“智斗”一折中的“三重唱”,被京剧移植改编后的《沙家浜》中也完整地保留了“三重唱”。现在我们更是在经典沪剧《雷雨》中运用了“五重唱”,将剧情和人物情感推向高潮,在唱腔运用上手段也越来越多样、丰富,使之为戏服务,为人物服务。
朱端钧先生的到来,也改变了从旧戏班子过来的艺人们原本喜欢在舞台上“甩噱头”,随便走位、不讲究人物塑造的旧习惯。他把话剧艺术的严谨、对角色的内心挖掘准确地表达,这样一种创作习惯,播撒进了沪剧这个小剧种里,让当年的演员们更加理解艺术的美,向往创造美,使沪剧舞台上塑造的人物更真实动人、走心动情,更富于艺术感染力。
有人说“沪剧是话剧加唱”,但朱端钧先生并不这么简单认为。他认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沪剧为了更好地演绎现代戏和塑造人物,引入了时装戏、文明戏的概念,受话剧的影响比较大,确是体现上海这座城市所赋予的特点,而沪剧的唱腔是“以唱动情、以唱抒情”,两者结合更能体现地方色彩,情景交融,表达真实,有着情真意切的艺术渲染效果。丁是娥老师曾经说过,所谓沪剧加唱,就是沪剧可以很鲜明地区别于其他戏曲剧种,更是现代戏的一种表现方式。这种方式让我们在舞台上更为自由、真实可信地表达角色、表达现代人的生活。所以沪剧是创作现代戏的排头兵,但我们需要跟上时代的要求,不断丰富沪剧的表现力,只有这样,才能与时代同步,与城市同行,“求新、求变”是沪剧发展中永恒的命题。
我们感谢沪剧前辈艺术家们的不断求索;我们感谢当年有许多大家如张骏祥、顾而已、应云卫等为沪剧导戏,帮助沪剧剧种在艺术上提高进步;感谢孙维世陪同邓颖超妈妈来观看《星星之火》并给予极高的评价;感谢曹禺先生、赵丹先生等艺术家们来观看沪剧《雷雨》并给予沪剧重视支持;感谢田汉先生看完沪剧后特意赶到后台与丁是娥老师亲切交流,对沪剧的革新给予的充分肯定和鼓励;更要感谢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对沪剧剧种的重视关怀。沪剧艺术一路成熟得益于党的新文艺方针的鼓舞,得益于沪剧前辈们的一路求索,得益于许多新文艺工作者的帮助和支持。
由衷地感谢朱端钧先生为沪剧院导演的三部大戏,这大大提升了沪剧艺术的品味和文化内涵。朱端钧先生的辛苦付出,对沪剧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摘自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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