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初接触京剧“音配像”，还是上世纪90年代。有一天我去看我舅舅，见快90岁的舅舅正盯着电视屏幕看京剧《空城计》。老爷子眼不花、耳不聋，他说我一听就是马连良、裘盛戎的。可当诸葛亮唱(西皮二六)“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和司马懿唱（西皮原板）“有本督在马上用目观定，诸葛亮在城楼饮酒抚琴”时，老爷子忽然觉着不对劲，这电视里边的俩角儿不是马、裘二位老板呀？！可是那调儿、那味儿怎么那么像呀？
从京剧团琴师退休的二表哥笑着对老人说：“这回您蒙住了吧？这个叫‘音配像’，就是用现在的人做做派，借用他的形象，而声音则来自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录音带，二者通过对口型在台上‘假唱’，达到二合一的效果，您瞧着过瘾不就齐了嘛？”
后来，笔者因工作关系走进了神秘的京剧“音配像”，了解了不少其中的奥秘。
京剧音配像工程历时21年，先后2万多人参与其中
精美绝伦的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工程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举措，它既造福了京剧中青年演员，又满足了广大戏曲爱好者的渴求，是深得民心的一项浩大工程。
此工程目的就是发扬国粹，整个工程从1985年到2006年历时21年，先后有2万多人参与其中，共录制京剧335部，制作光盘总计582张，时间总长度达500多个小时。此外，还录制了中国评剧音配像22部，北方鼓曲名家曲目配像124目。京剧音配像的剧目大部分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京剧舞台上的艺术珍品，涉及京剧各个行当、各个流派，基本囊括了近代京剧黄金时代大部分名家的代表作。
京剧音配像的工作程序是，首先选择京剧老艺术家最佳的录音版本，聘请高级录音专家在老艺术家或其弟子、后人的参与下，进行录音的编辑、整理工作。然后选择适当的配像演员，从表演风格、演出技巧、形体特征、动作节奏及心理再创作的状态，进行认真学习，反复排练，再按照录音对口型配像，力求最大限度地展示和接近各位老艺术家的流派特色，体现他们的唱腔美、形体美、语言美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最后，经过电视导演的前期、后期精心制作，成为音配像的成品，播出和出版发行。
算是个戏迷的笔者岁数奔七，不太喜欢摇滚和演唱会的喧嚣休闲方式，热衷听戏，尤其偏爱京剧。有一首歌曲唱道：外国人把那京戏，叫作Beijng Opera，没见过那五色的油彩愣往脸上画。四击头一亮相，(哇……)美极了，妙极了，简直ok顶呱呱。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形象地描述了老北京人对京剧的喜爱。
“红娘”孙毓敏荐我识大咖
笔者接触的第一位参与中国京剧音配像的表演艺术家，是北京市戏曲学校校长、荀派名家孙毓敏。1996年8月初的一天，在北京市戏曲学校的办公楼里，我和孙毓敏不期而遇。走在前面的她步履蹒跚，用手攀扶着楼梯扶手缓缓拾级而上。随她之后的我，脑海里那个在舞台上欢快活泼、载歌载舞的小红娘倩影却无论如何与眼前这位艺术家对不上号。
时年57岁的孙毓敏，风华正茂的年代是在痛苦与坎坷中熬过来的。“文革”中她横遭迫害，从楼房窗口跳下，险些把性命丧了。两只脚虽然经过多次手术，却再也没办法复原了。谁能想到身有残疾的孙毓敏于1978年重返舞台后，每年登台演出160多场戏，而且都是头牌挑大梁。
在孙毓敏的舞台生涯中，塑造过众多荀派旦角人物，红娘的机智、正义与果敢，杜十娘的受骗遭辱和刚烈，韩玉姐的憨直可爱，尤三姐的挚爱殉情，崔氏的痴疯堪怜，以及金玉奴的痴情、悔恨和痛责负心郎，个个都被她刻画得入木三分。这段时间里她在做学校管理工作的同时，还抽出时间去给恩师荀慧生的《红娘》《金玉奴》等做配像的工作，常常忙得不可开交。
孙毓敏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对艺术执著的追求赢得了观众和前辈艺术家的喜爱和认可。由于她对京剧杰出的贡献，荣获了首届“梅兰芳金奖”和第二届“全国戏曲表演梅花奖”。
1991年组织上调她任北京市戏曲学校校长。此时京剧已处于低谷，学校惨淡维持。孙毓敏为了振兴戏曲教育，拖着有病之躯到处拉基金求赞助。为转变戏校的教学与管理状况，孙毓敏聘请了王金璐、李鸣岩、曲咏春、叶鹏、吴素秋、景荣庆、马名骏和盖派传人张善麟等一批京剧界老前辈和名演员来校任教，使不少失传的剧目得以保留下来，并赶排出来与观众见面。
当孙校长得知我对中国京剧音配像有兴趣时，这位可爱的老“红娘”马上拨通了电话，帮我联系到一位对此事有进一步了解的京剧大咖。
1996年与著名京剧大师马连良长子马崇仁的一次谈话
1996年9月11日上午，笔者曾到位于西直门桥西北角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拜访中国京剧音配像的舞台导演之一(另一位是迟金声)、著名京剧大师马连良的长子、时年74岁的著名京剧演员马崇仁先生。
马崇仁（1923～2015）和夫人住在狭窄的独居室内，听说我是孙校长介绍来的，并且和他一样也是回民后，老人格外高兴，随即便打开了话匣子。交谈中我注意到，老人家身材魁梧，得有1米80的身高，宽额阔面，特别是鼻子通直，又高又大，说起话来瓮声瓮气，使的是丹田气。一边聊天，我的耳边不由得响起他在现代京剧《沙家浜》里扮演刘副官时那句标志性台词：这回呀，就不走了，要在这沙家浜扎下去喽……
犹记得当年马崇仁说，我们国家的京剧艺术源远流长，是公认的国粹，提起京剧就得从徽班进京说起，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秋天，为庆祝乾隆皇帝八十寿辰，扬州盐商江鹤亭(安徽人)组织了“三庆班”进京演出，成为徽班进京的开始，为京剧衍变奠定了基础。因此，“四大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在京剧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马崇仁先生介绍说，实施京剧音配像其实是挖掘与抢救的工程，这一工程早在1984年8月就开始建组运作了。开始时的任务就是要将近代京剧舞台上各个流派艺术家们留下来的录音重新整理。有关部门提供了数百盘保存已久的原版声带，可是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磁带已经被删剪，缺少大量的场面上的锣鼓点。张君秋(1920-1997)等老艺术家就对着老录音带认真、仔细、反复聆听，尤其对那些“先天不足”的残缺带，千方百计地将其修复。作为舞台导演的马崇仁对每出戏都要求根据当年原唱中的唱腔、台步、舞蹈、开打等实际情况，指导现场乐队补上场面上的锣鼓经，进行打“补丁”似的二次加工。
张君秋先生提出，录音带虽非“原配”，但复制时务必要做到“以假乱真”，给观众以真实感。作为“音配像”的第一步，必须搞出理想、达标的录音带来，这是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条件。
而摄制“音配像”的录像时，则需要一反京剧舞台上乐队跟着演员走的常规，而是倒过来，要配像的演员跟着复制好的录音带去做表演、对口型，其技术难度之大是常人想象不到的。有时一位配像的演员会因为小锣不够数，走不到镜头视野中心来或者口型未对准，一出一个小时的戏，需要反复多次录制。炎热的夏季里，演员要勒头、穿莽、扎靠，一场戏拍下来6层的衬里内衣全都被汗水浸透。
马崇仁先生介绍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经过两年的录制，现已完成80多出各流派的代表剧。他还说，只要这些老同志的体力还顶得住，事先选定的配像演员就不会有大的变动。
马老深知作为舞台导演的扛鼎责任，须对全体演职人员要求严苛，所以对配像演员的选择是非常严格的，各流派的戏一般是循着其有成就的后人与优秀弟子并重的原则。比如录制《十道本》这出已经绝唱40多年的大戏时，就选择了马派高徒张学津(1941-2012)和谭派传人高宝贤合作。这出戏仅于1955年由马连良（1901～1966）和谭富英（1906～1977）两位大师在北京京剧团组建时演出过一场，所以整理起来得完全靠张君秋和马崇仁给演员说戏。
深得马派真传的张学津还参加了《胭脂宝褶》《审头刺汤》《赵氏孤儿》和《群英会》等戏的录制。当时，已逾花甲的谭元寿先生则担起了文武并重的《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和《定军山》等戏的录制工作。叶派小生名剧全部由叶盛兰先生的公子叶少兰配像，叶少兰无论神形还是吐字、做派、台风均酷似乃父。张君秋先生的代表作《状元媒》《怜香伴》《刘兰芝》和《望江亭》等，则由他的老搭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雪涛（1922～2011）和优秀的张派弟子配像。
当时马崇仁先生还深情地回忆起为自己的父亲、京剧大师马连良生前宏著、京剧《赤壁之战》录制的情形：在《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目录中，208-209是群星云集的恢宏大戏《赤壁之战》，其中配音演员有：马连良、李少春、谭富英、叶盛兰、裘盛戎、袁世海、孙盛武、李和曾、景荣庆，为他们配像的演员是：张学津、谭元寿、高宝贤、叶少兰、李长春、袁世海、黄德华、辛宝达、景荣庆。这些位哪个单“拎”出来都是杰出的京剧大师，这出戏无论剧本、内容、场面、唱做舞打皆称高端范本。
马崇仁先生还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裘盛戎先生的公子裘少戎，当时已经身患绝症，仍坚持录制了裘派名戏《姚期》《赤桑镇》和《将相和》等剧，这几出戏录制完成不久，年仅39岁的裘少戎便英年早逝了。马崇仁当时感慨地说，京剧流传至今200多年了，经久不衰，是以老带新一辈传一辈不断发展创新的结果。尤为令人敬佩的是81岁高龄的袁世海先生，宝刀不老亲自登台录制了拿手戏《坐寨》，还指导弟子刘永贵录制了《盗马》。
20多年前人们的收入微薄，当笔者问74岁的马崇仁做了这么繁重的工作报酬几何时，老人淡然一笑：“要是图钱，我们老哥儿几个就犯不上卖这么大力气了。到目前在组里干了两年多，没有一个人提过报酬俩字，也没讲过什么条件。我认为这是历史的责任，非常光荣，责无旁贷，它将留给后世一笔无法估量的宝贵财富。”马老认为，中国京剧音配像能够受到人民群众喜欢，对传承国粹有益就知足了。
众人拾柴火了“音配像”
那天，笔者与马先生相谈甚欢，不觉到了饭点，马夫人刚刚做好午饭，端上香喷喷的炸酱面邀请我进餐。别说，味道真地道。
饭后又聊起了京剧泰斗马连良大师的往事。原来，大师生前除了挂头牌唱戏外，还是一个热心的公益人士，现在西花市大街的穆德小学(现东城区民族小学)就是由马连良和侯喜瑞两位大师捐建的。过去，梨园行里若有贫困孤老者去世，马连良必挑头儿唱“义务戏”，用收入帮助发丧亡者。
追溯中国京剧音配像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1905年出品的《定军山》就是由伶界大王谭鑫培主演的。当时，影片制成后在前门大观楼放映，场场爆满。
作为姊妹艺术，京剧和电影是紧密相连的。原位于珠市口的开明戏园(后改为珠市口电影院)始建于1922年9月，开幕那天盛况空前，京剧大师梅兰芳专程赶去，以拿手戏《霸王别姬》拉开影院新张的帷幕。
1924年4月19日，鲁迅来到开明戏园看电影，先生观看的是一部非洲探险片，一代伟人就这样成了“开明”的座上宾。
1948年年底，开明戏园更名为民主剧场，梨园名流梅兰芳、马连良、侯喜瑞、李多奎、李少春、谭富英等都曾在此登台献艺。那时的民主剧场生意红火，也是它的鼎盛时期。
随着传媒科技的进步，京剧和舞台、电影、电视都有了关联。再说音配像的制作，有子承父业的叶少兰、裘少戎，有夫妻联袂的刘秀荣、张春孝，也有师生传承的张学津、孟广禄，以及诸多的有识之士。录制中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张君秋先生一定会请来援兵——自己的夫人谢虹雯女士。谢老师有见地也有气场，她常说：“老录音带残缺了怎么复新？只能把健在的老演员请来听诊、开方子。”于是照方抓药，大家一起听，一起回忆，在老带子上一点一点打补丁，终于以旧换了新。
在准备谭派戏《问樵闹府》《打棍出箱》时，谭元寿先生一段一段反复聆听，并提出补充意见，为其打造了良好的音乐基础。
有一天，李瑞环同志见到张学津就鼓励他：“你干得很不错，你给马先生留下了宝贵的形象，这也等于是尽孝，也不枉马先生培养你这么多年……”
中国京剧人的奉献精神是与生俱来的。1997年秋，我在北展剧场后台见到了正在备场的张学津先生，他搬把椅子坐在边条幕后正吃着苹果。我上前打招呼：哟，张先生您还没吃晚饭吗？张答：饱吹饿唱，戏前不吃饭的，不然回头唱起来该亏气了。
在舞台的另一侧，是满头银发的谭元寿先生，穿着中衣来回踱步正在“默戏”呢，就好像一会儿开锣的是出新戏。
我还曾在古城剧场看到过当时已70多岁的老艺术家、著名武丑演员张春华老先生，他带着战友京剧团的演员在录制音配像《徐良出世》。张老饰演的徐良英气勃勃，和着录音带唱念做打，手中一把大环宝刀挥舞得哗楞楞山响，那倒口的一口山西话，更是惟妙惟肖。
由此，我这个外行终于明白录像演员不是那种张嘴不出声的假唱，而一定是该说的时候说，该唱的时候唱，在电视后期制作时再由编导做技术处理。与之前的历史录音结合，是将视频和音频先分离再合成的一个操作程序，基于老录音带每段唱腔时间去限制配像演员的表演，如果口型、动作对不准，还需要从头再来。
几年前，我在长安大戏院看梅派青衣董圆圆的《武家坡》。戏演至一半，梅葆玖先生来了，悄没声地坐在了我身后。我抬头刚想打招呼，梅先生忙连连以手掩口，那意思是先别出声。他随即坐下，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戏，剧终谢幕时我才明白他是给自己的学生把场来了。
（摘自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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