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史研究应走向多元

前年与几位同仁作２０世纪戏曲研究回顾时，我们用了“徜徉于文学与艺术之间”这样一个标题来概述有关问题，希望能够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关系。这多少也是回应关于案头与场上对立的观点，以及认为关注舞台研究的方式属于正统的说法。

另一方面，又有友人告诉我说，仅以文学与艺术二端来概括戏曲史研究，实有不足。我深以为然，因为我们文章的标题有讨论对象本身的限制的因素。

事实上，时下仍有不少学人认为戏曲研究应从案头转至场上，无意中仍然将两者对立起来，因为这也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很有影响的说法。我以为，搞戏曲当然不能不知舞台，或不能不考虑舞台，但如果把两者对立起来，以为谁要代替谁，则恐怕多少是误解。８０年代主张以从舞台角度切入戏曲研究者为正统，有其特定的原因。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戏曲研究的论文，以谈戏曲文学、思想居多，而且大多不管舞台。所以拨乱反正以后，人们颇欲纠其误。殊不知此种情况本是５０年代以来强调思想性，以分辨精华与糟粕为务的结果，本无关真正的戏曲研究。

以百年的戏曲研究而论，学术的进展，不在于关注舞台与否，而在于把戏曲纳入一种文化历史研究的范围，认识到无论作品优秀与否，都有其研究的价值。因为对于戏曲的看法，本身有着一个演进的过程。王国维先生最早确立戏曲研究的规范，却又认为元以后之戏曲无足观，可谓是元以后无戏曲，故其研究至元而止；吴梅先生关注昆腔曲律范式，能填词谱曲，又以为昆腔以外之戏曲无足观，可谓是昆曲之外无戏曲；齐如山先生盛赞京剧，京剧之外无甚关注，而其时以京剧为尚者，也以为京剧以外之戏曲无足观。

至５０年代以后，地方戏曲才因为其民间性而被抬高，又因为除却糟粕的缘故而实际遭贬。

８０年代以后戏曲研究的最大创获，是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待戏曲及其相关的活动，把戏曲活动与民众的生活、趣尚、价值观念联系起来；并从宗教祭祀、商业活动等角度作考察，戏曲的研究才真正得到拓展。既然这百年的历程中，戏曲研究的演进，并不只是缘于知舞台之故，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只停留于此，而是应当将眼光放得更远一些。

即使就戏曲的内部研究而论，戏曲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基本的问题，也都需要作重新的探讨。戏曲的基础研究，如戏曲剧场、戏曲文本的考辨，戏曲体制角色来源等等，问题尚多；现存的诸多重要戏曲作品的版本变迁、母题演变尚未得到很好梳理；又如从各类文本选本看其间的改变及其造成这些改变后面的多重原因；从戏曲作为一种商业活动，一种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艺术或娱乐，探讨其互动关系；可以说，要做的工作确实很多，又岂是舞台与案头两维而已。又如从戏曲本身的发展、戏曲为文人士大夫认可的历程，来反观文人的戏曲批评的演进，必然较之平面的将各种观点罗列比较，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又如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戏曲在从元杂剧到南戏、到传奇及地方戏，在表演方式上受说唱形式的影响、限制及其摆脱过程；从声腔体制之外，探讨北剧对南戏影响，探讨作为元代戏曲与明代戏曲、与清代地方戏在审美表演诸方面的不同。至于戏曲与散曲清唱的互动关系，也即是戏曲与文人士大夫家筵、宴乐的关系，早期戏曲与散曲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也需要作重新的梳理。

因此，戏曲研究有许多的工作有待深入；戏曲研究应当走向多元化，需要不断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更新研究视角；需要更多实证的研究。我们欢迎真正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而不是大而无当的体系与范式。我更主张学者选择自己熟悉、喜欢的专题，作寻根究底的探索，踏踏实实地解决一些问题。如果有一批学者以这种方式耕耘于学术的土地上，假以时日，戏曲研究的进展，必有可观者。（作者系中山大学古文献所教授）(黄仕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