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编剧何处来——怀念范钧宏先生

时间流逝得真快，范钧宏先生离开我们20年了。回想他倒在承德编剧讲习班上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再看一看今天梨园风景，不觉物是人非，几乎都不敢相认了。感触最深的就是一句话：京剧编剧何处来？
我是说老一辈的 已经去了，而新一辈的又从何处来？
老一辈的京剧编剧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解放后曾尝试培养新的编剧，但没能摸索到切实的经验。过去，京剧的编剧在各种戏曲编剧中是最强的，可如今在全国戏曲剧团中，能养得起编剧的已经不多了。京剧院团每排新戏，总要“放眼全国”去找，找到立意不错的戏曲本子，再组织人去改成京剧能用的本子。而20年前，范先生一辈人还在的时候，剧院剧团基本不用外边的本子，都是由内部作者给自己的演员编写剧本。一个人写出后，编剧全体人马群策群力，集体出主意修改之。范尝有言：“咱们组里他人的本子，除了（翁）偶虹的我没动过，其他的我都帮助改过……”
恰是范先生等一辈老编剧人，通过自身创作实践，给京剧编剧建立了一套规格与功法，并沿着这套规格功法不断攀登新的高峰。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努力创作，希望能在“文革”之后再拿出优秀的新剧本，不想躺在《杨门女将》等一批旧的功绩之上。这个愿望是非常好的，但似乎没能实现；于是他转而著书立说，走马全国，到处宣讲戏曲艺术的编剧理论，并得到编剧新人的极大尊敬。但这样做的同时，他内心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当时剧院内部秩序松散，他在闲谈中慨叹说：“一想起今天剧院松松散散的样子，我就想哭！”他习惯让工作的担子压在肩膀上，他总是说“排《白毛女》时，为了赶进度，我在家里每写完一场，剧院领导就派人来取这一场的文稿，然后送到音乐设计那里，编得了曲子，导演与演员立刻介入……于是京剧《白毛女》就以大跃进的速度搬上了舞台。”这样创作新戏的办法是不足取的，但范作为业务骨干，他宁可如此劳累，认为只有这样，他人生的价值才算体现出来了。
他留下的编剧名言千千万，但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只是一句：“作为京剧编剧，动笔写作之前，要在心里打好两个提纲：一是情节的故事提纲，另一则是技巧提纲。”他一生编写了三十几个剧目，几乎个个是精品。究其原因，就因为他动手之前反复琢磨的技术提纲，远远超过了他的同行。他也是生逢其时，赶上了老京戏最繁盛的时期，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那一大批都是怎么起来的，那众多的流派及剧目又都具有哪些特征，在他心中是一目了然的。老伶工们对新本子都有哪些期望与要求，他心里也有底。新演员怎么演才能迅速成名，范或许比年轻人还清楚。他很庆幸能够赶上解放后的京剧繁荣时期，于是他仔细思索过传统中有哪些好的东西，能够化用到新的舞台之上。因此他非常用功，在编写过程中时常“自己跟自己找别扭”。别人编写只求“顺溜”（与传统不发生摩擦）就行了，而范常常根据新内容的需要，非要在旧形式中“插入”新东西才罢手，当然这“插入”也必须是水乳交融。所以，他的本子拿到李少春一辈老演员的手上，几乎无需再作语言沟通，演员就晓得哪里可以运用什么技巧，或者哪里是作者故意留出来的“肩膀”。
他生前曾一再训教于我：“京剧是一个特殊的剧种。作为剧院作者与一般剧院外的业余作者，是有区别的。剧院作者必须深深懂得自己的演员，每写一个新戏之前，必须弄明白到底准备给谁写和怎么写。你应该事先就去找演员（磨合），不仅讲剧本的故事，更要讲他扮演的人物，究竟在戏中有几个重场，每场都穿什么和耍什么，如何让他扬长避短，如何与他的前几个戏有所区别，如何让他在继承流派中再有所创造……你把这些‘说’透了，你也就明白自己如何‘写’了，你今后在演员心目中‘也占地方’了。甚至，演员也就先你而把这一出视为他自己的戏了。演员的积极性起来以后，就给编剧省去很大的事。这样，一个‘一好百好’的局面也就形成，大家都合适了，京剧也就繁荣了……”范先生不仅这样说，他也是这么做的。
仔细思索范先生为什么在“文革”后企图超越从前而不得成功，如今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范先生不努力，更不是范先生的努力没道理，而是当时梨园内外的大环境、大气氛变更了，而且这种变更超越了个人努力所能企及的程度。而现在，这种趋势比从前更“扩大”了许多，杨、余、梅等人代表的传统不仅在京剧观众中变得遥远了，甚至在专业演员中也变得生疏了。再加上京剧市场逐步萎缩，京剧日常演出日渐减弱。即使是在京津沪等大城市中，商业化的倾向也极大地伤害了京剧演出。举一个小例子，我偶然在电视中看到一折《活捉三郎》，两个演员年轻漂亮，全都采取了俊扮，尤其是张文远，一再显示甩发的功夫，脱离剧情“为卖而卖”，而台下的观众却也欢迎这种杂技式的表演。戏曲本来是允许“技巧卖弄”的，但不能过分，《活捉》来源于《水浒》，本来是从主线中生发出来的一个分支故事，有些地方未必合理，我们的责任就是让它回归本位，更现实也更可信。总之，今天戏曲的处境很难，市场的需求与它本身的格调有矛盾，老的编剧之去符合自然法则，而新一代的编剧又究竟从何处来，这依然是悬而未解的大问题。
范先生这样优秀的京剧编剧应该说是百年不遇的，如今迎来了他的90诞辰纪念日。中国京剧院为他举办作品展演，说明单位是记得他的，态度可贵。我作为他晚年的学生之一，也联想到如下的问题：尽管京剧的大环境依然有困难，但京剧毕竟有自己的优势。听说京剧院决定每年纪念一位过去的老先生，这实在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举措。老先生们每位都不容易，他们各有独特之处，并且多有很深厚的文化内涵。就范先生而言，他一方面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剧编剧的高峰，“文革”后又在宣讲京剧编剧技巧上走出了一条新路。后边这一点不要低估，他这样做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现在如果借着纪念范先生的机遇，认真研究一下他对梨园的价值，并努力在京剧编剧何处来的问题上，闯出一条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新路，那么对全国来说，就是有示范意义的了。

（摘自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