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袁世海

1999年6月的一天,中日友好医院住院处,原本是医生们讨论治疗方案的“会诊中心”内,却架起了有“CCTV”标志的摄像机。“医桌”前,身穿白底蓝条病号服的袁世海先生用那只刚刚打完“点滴”、贴着白色胶条的右手扶了扶录音话筒,随着编导一声“开始”,袁先生侃侃而 谈:
“我与李少春同志初次见面是在60多年前,当时他18岁,我22岁,因大了他几岁,又在社会上有点小名气,所以是带着几分自负和藐视他的心理去见他的。记得当时正是热季,少春却穿着棉袄、戴着盔头在练《八大锤》陆文龙双枪大战四锤将的武戏,旁边有两个人倒换着跟他对打。练完了,少春脱下大棉袄,搌搌汗,紧跟着就是一出唱:《四郎探母》,然后又是《珠帘寨》,这样的真文真武让我十分的惊奇……后来我们俩合作排戏,《野猪林》、《文天祥》,一直到解放后参加中国京剧院、出国演出,互相尊重,有始有终。他是少有的文武全才,所以心目中对他非常之敬佩。遗憾的是他故去得太早了……”
“哦,如果他延寿到今天,就80岁了?!那我自然80岁之多了。在纪念他80岁寿辰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他的人品,怀念他的艺术,艺海无涯,我们要学习他永不自满的追求精神……”
导演一声“停”,在场的人不由得喊了声“好”,摄像师低头看过机器显示:“整15分钟”——这位83岁的老先生,没有稿,即兴式,不打“奔儿”,一气呵成。特别是他那文白相间的话语,经他训练有素的吐字、气口道出,一派古风意蕴。难怪梨园界相传:袁先生善讲,逻辑性强还联系时事政治。
关闭机器,导演、摄像等轮番上前与袁先生合影。目送这一哨人马离去,袁先生自言自语:“我也快出院了”——一个月前,因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状,他被子女送进医院,“当时我走路都迈不开步,一点点蹭着走,现在好多了”。
他心里有两件事放不下:一是他非常器重的学生、大连京剧团的架子花脸演员杨赤目前正在排演50年大庆的献礼剧目《西门豹》,他得赶去给他说戏,加加工;还有,作为文化部“晚霞工程”的一个重点项目,他和张学津、冯志孝等人合演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唱腔刚刚录制了一半。“住医院,我也没闲着,每天都在背戏。我这辈子就是戏瘾大,说戏痴也行……”

中青年人知道他是因为鸠山
老戏迷熟悉他是因为“活曹操”“鸠山”和“曹操”
自己说:坐科时我就有“私功”性格、“造魔”性格

如果问30岁以上中青年人,第一次听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句成语——-准确地说是佛家箴语,是在么地方出自何人之口?可能有相当多的人会联想到鸠山的念白——“文革”时期的青少年大多由此知道了袁世海的大名。可那日,著名漫画家李滨声先生却以“名票”的历史深度指出:“对袁先生来说,鸠山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历数出:曹操、张飞、鲁智深、李逵、项羽、廉颇、司马懿、窦尔墩等大家熟知的和张定边、周处、刘瑾等一般人听来有些“耳生”的人物形象:“这些才是袁先生艺术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在演鸠山之前,他早已是广为人知的活曹操了。”历史常常需要叙述来衔接——75年前,袁先生——其时大名袁瑞林初次登台年仅8岁,甫一亮相就不同凡响---与有铁嗓钢喉之称的尚小云先生同台,在《汾河湾》中饰演薛仁贵之子薛丁山,几声念白几句“西皮散板”,就“要”下了掌声,踩着“大大大大衣大大台”的锣鼓点,小小少年把摘弓、掏弹、搭弓、射雁的动作完成得漂亮、稳当,台下一片喝彩声。正值英年的尚先生也夸这个浓眉大眼的孩子:“挺有起色”。他虽非世家子弟,但却称得上“超级戏迷”,8岁时的“看戏史”已在3年以上。他有个喜欢京剧的和尚四大爷,闲暇时常带他去逛天桥,在天桥他最先喜爱的不是京戏,而是戴顶乌纱帽、随着锣声翻跟头做倒立的"耍猴的",第二爱天桥的茶汤、豆汁、焦圈等各色小吃,其次是拉洋片的,最后才是席棚里咿咿呀呀的京戏。不过去的次数多了,他也能哼唱几句,不知不觉间上了瘾,和尚四大爷没来的日子他就想方设法混进去听“蹭戏”。看戏多,会的戏也多,一来二去他在左邻右舍中唱出了小名气,油盐店、切面铺的掌柜、伙计都很喜欢这个小戏迷,家里揭不开锅时,他跑圆场似地进了店,被伙计抱上柜台唱上几段,人家就能把白面、豆腐什么的赊给他,待给裁缝铺锁扣眼、缭贴边的母亲领到工钱后再还。看戏、学戏成了他童年生活的最大乐趣,为此他不顾母亲反对,退出才上了一年的平民学校。后来整日在一起唱戏、蹭戏的小伙伴大群子,凭着一条鼻腔共鸣的好嗓子和门传家授的几个唱段进了“富连成”科班,取名裘盛戎,很是刺激了袁瑞林,于是央求母亲同意,再托熟人“搭桥”,把8岁为尚先生配戏的事都作为“出息”介绍了,终于拿回一纸“七年期满”的契约。成立于1904年的“富连成”又来了一个新学生,排盛字科,名袁盛钟,工老生,这是1927年,他11岁。
一年后,已经学了20多出老生戏的袁盛钟,被社长萧长华老先生仔细“考察”了身架、长相和做派后,得出“多像郝爷！”的感叹,于是给他改了工学花脸,改了名:袁世海——“富连成”正招世字科学生,按规矩留几个大的带一科小的,袁世海就成了世字科的大师兄。
科班生活艰苦,规矩严,每天黎明即起,拿大顶、下腰、练小翻、踢踺子,然后是学念词学昆曲……科班奉行“打戏”,有错抬手就是一藤棍,说是不打出不来人才出不来戏。伙食也差,常吃开水煮白菜。就这样,袁世海还忌油腻,买个麻花在水里涮去油腥再吃,他说怕痰堵嗓子。
科班最大的好处是每天都排戏、演戏,有时还到大户人家唱“堂会”。排戏时每个人抄自己的“单头”——即在剧中的唱词、念白,袁世海每次都多花些功夫抄“全总”——整场戏的唱腔、戏词,他说这样可以知道衔接的“盖口”在哪儿,可以熟悉全剧,还能多认几个字。
他是有心人,知道勤学苦练的道理,但真正促使他狠下苦功的是自尊心受到伤害时。早在入科前他就看过国剧宗师杨小楼和郝寿臣先生合演的《连环套》,对窦尔墩这个角色心仪已久,所以一听说要排这出戏,早早地就背会了台词,学会了唱。不料戏单派下,裘盛戎的窦尔墩,他只是个一句台词的“龙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觉得自己能演好窦尔墩,于是就站在旁边一点不漏地看裘盛戎学戏。但光学不做不行,做又怕被老师发现,就想了一个办法:半夜到后院厕所前的空地去练。初冬的夜晚,月洒一地清辉,那是上苍为苦心人送来的一面练功镜,“窦尔墩”对镜起“武”,一招一式地练会了全场戏。这时他想起郝先生的窦尔墩盗马时,有个随着“崩、登、仓”的锣鼓点甩手、捋胡、串手腕、转身背向前台的亮相,比师兄教的好看,有俏头,能不能挪用在这儿呢?
终于有一天,科班到广和楼演《连环套》,裘盛戎的嗓子突然发不出音,行话“哏”了,师兄问几个窦尔墩的“替补”:“谁能上?”回答是“学了,没排过”。袁世海看确实没人接场,不慌不忙说了句:“我成”。这时连词都来不及对,他就上了台,最后把郝先生的身段用上,台里边那位师兄正疑惑:怎跟我教的不一样了?台下已是“满堂彩”。
在科班,也有几个关于他的“段子”流传至今:
为看戏挨了十大板:周信芳是京剧海派的代表人物,每逢来京演出,袁世海就挖空心思去看他的戏,把被窝筒铺好,在被子里楦上枕头、衣服以防老师晚上查铺,回来晚就从厕所的墙头翻过来。这天早上他和裘盛戎“憋不住”头天晚上看戏的激动,上厕所的功夫就犯了戏瘾,在后院演上了,结果事情败露,每人十大板。
人称“台帘腻子”:旧时戏台上下场都有专人打台帘,袁世海常在没戏的时候扒着台帘缝儿看别人演戏,打台帘的说他是“台帘腻子”,“老在这儿戳着,把台帘都攥黑了”。……凭着这样的精神,他的演技很见长进,“科里红”的赞誉鹊起。七年期满他学会近400出戏,尚未出科,尚小云先生就发出了“搭班”的邀请……著名戏剧评论家刘乃崇先生这样评价袁世海的“坐科学艺”:“他以外行子弟入门,最后学出来了,科里红真得有点东西才行。据他自己统计,七年学了近400出戏,这个数字是今天戏校毕业生无法比拟的。科班有旧东西,但也有今天戏校比不了的,就是天天演戏,袁世海最多时一天演13出,演出多机会就多,基本功就扎实。还有他在入科前后看了那么多出戏,这对一个演员的成长、视野的开阔太重要了,大艺术家不能窄,袁世海后来取得那么高的艺术成就,正在于他看得多、学得多、演得多、会得多,艺术创造时手段就多。人不是想创造就能创造的,功底深,创造时后劲才足。”回首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袁先生给自己做了如下总结:“我从小爱学、好学,但不是傻学、死学,我还爱研究,好琢磨。我有私功性格,月亮地练武功、练身段;先农坛根对着城砖喊嗓子,唾液喷在砖上,冬天一层霜,夏天一片湿,有时都是血印子。我也有造魔性格,总想改戏,把别人的长处拿过来,让戏更丰富些,这个性格让我得过益也受过瘪”。他说七年苦学的动力来自他的一个朴素的愿望:让32岁就守寡、拉扯他们姐弟5人的妈妈能过上好日子;指导他学习的信条是先生们教的那些老话:功不负人、艺不压身,他相信这些朴素的道理。

他有“郝癖”,亦有人称“麒派花脸”
他开架子花脸独挑唱大戏的先河
他从经验的事实中提升智慧

袁先生是个很健谈的人,尤其是说到戏,说到戏中的人物,前三十年后四十年的舞台往事,细枝末节,他都能娓娓道来,兴起时动作的“范儿”,唱腔的词儿,都能“搬”出来。还有,在这位83岁老人的言谈中,“郝老师”三个字不绝于耳,初次相识的人也能感觉到郝老师在他情感结构中的分量。70年前,原本唱老生的袁盛钟,就因为大脸盘,大眼睛,壮实的身架——“长得像,学得更像郝爷”,而被“富连成”的社长萧长华老先生改成了架子花脸袁世海,以袁先生今日的艺术成就自然应该感谢这个命运中的偶然,可是据说早在袁世海拜师之际,郝先生就曾指着自家书房一块镜匾上“名能寿世”四个字说:“寿连着世,这是天凑”。郝先生是红极一时的“活孟德”,时有“黑金白郝”之说,黑金是指善扮包公的金少山先生。少年时的袁世海就痴迷郝先生,坐科学艺处处“私淑”郝先生,郝先生的帽翅不翘起来,他戴的肯定也是平翅,郝先生的马鞭是鹅黄穗,他这杆穗也决不会与之有色差,有时他刚一出场就来了个“碰头彩”,那是因为他把那几步台步走出了“郝派”——“郝癖”的雅号由此得来。
“袁世海拜郝先生可不是挂名的,那是真教,郝派独有的,他全学了。袁世海学得也真不错,”自称从40年代起就看袁世海戏的刘乃崇老先生认为袁世海对郝派“全面继承”。
袁先生在一次谈话中说到,在他的艺术生命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郝先生,另一位是周先生。但他直到后半生才真正理解周信芳先生。”他是我后半生的一盏指路明灯“。
人送他“麒派花脸”的美誉,实在是他把麒派的技艺琢磨了,也化为己有了。他说麒派有很多绝活,如周先生的黄忠,被关羽的大刀打下马,满怀羞愤,右手托起银须,难过的刹那间,雪白的胡子完完全全整整齐齐蓬盖在脸上,转身又将胡子完全抖下来,下场而去。这“胡须蓬面”就是麒派的绝活。
“既宗郝,又学麒,取京派、海派两种审美观念之长”,这是著名戏剧评论家徐城北对袁世海先生艺术追求的一个评价,他在《架子花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探讨了袁对郝的纵向师承,袁对麒的斜向传递,他认为在京沪两种不同的审美观中徜徉,使袁先生拥有一个很大的观众群。
除此,袁先生还分别与梅、尚、程、荀“四大名旦”,马、谭、周、杨、高“五大须生”同台献艺,他使枪受过盖叫天的点拨:“这只脚回去就对了”——与高手对话,受大家点拨,有时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靠自己去琢磨,也许要三年五载,也许一辈子都不能解透”,萧长华老先生的教诲,他始终铭记。
到后来与李少春唱生、净的“对儿戏”,长期合作,珠联璧合,被称之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加上演出海报上标明“郝君亲授《野猪林》”,人气更旺,技艺日臻。
正是有了这样丰厚的艺术学养和储备,他才能在解放初期平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承担起“架子花脸独挑唱大戏”的重任,《黑旋风李逵》也由此成为开山之作。
京剧行当分生旦净丑,净即花脸,花脸大体又分三类,铜锤花脸,架子花脸,武花脸。铜锤花脸以唱、念、做、打为顺序,重唱功,如包公;架子花脸以做、念、唱、打为顺序,重做工,但在以往的京剧历史上,架子花脸始终处于“绿叶”的地位,是配角,是剧中活跃气氛、烘托主角的“高级味精”,演员名次挂在四、五牌,郝寿臣先生正红时破天荒挂到了二牌。
“架子花脸独挑唱大戏”的意义,在于提高了架子花脸的地位,丰富了架子花脸的表现手段和唱腔艺术,《李逵探母》、《九江口》和《西门豹》的相继上演,成为京剧界轰动一时的盛事。
袁先生也由此为中国京剧做出贡献。
除此,他在其师“活孟德”的表演基础上,博采众长,与时俱进,在曹操的人物塑造上有所发展,他一改“全白”的脸谱,在眉心、两腮略施红粉,使曹操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既奸诈多疑又爱才、大度的性格更为丰满。特别是他诵读的《横朔赋诗》苍劲、沉雄又大气磅礴,可称一绝。他在曹操统率83万大军下江南时,用“涮八字步”表现其不可一世的自负心情;华容道上,他率虎口余生的18骑仓皇逃命,嘲笑孔明不会用兵,用了舒心的笑——由衷的笑——喜笑,表现曹操的性格,层次清楚,炉火纯青,人送美名“活曹操”。“我就是要用脚步走出人物性格来,使观众凭脚步就能区分张飞、李逵、项羽等人物共性中的个性,”他说,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但作为演员就不够用,他归纳出了“八字法”:喜怒哀惧忧思惊羞。他说演员要在戏文戏理上下功夫,戏文是剧本,戏理是表现手段。中国戏曲学院张关正老师认为,袁先生能够跳出一个演员的局限,有所创建,是同他的悟性、他的方法论相关的,顺应事物发展规律,是大师的共性。

听“铁梅”夸“鸠山”:满怀崇拜
听他自己埋怨自己:不改的根性
他是大师,是固执的老小孩,还是有个性的普通人

“我还是戏校学员的时候,就非常崇袁先生了,他当时早已是名家,在舞台上很有风采”,中国京剧院院长、《红灯记》中铁梅的饰演者刘长瑜谈起60年代与袁先生同台演出的情景:“怎样演现代戏,当时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在探索。袁先生不受程式套路约束,以充沛的感情带你的戏,促使你投入,和他接上火。当时他已经50多岁了,每天穿练功裤打飞脚,刀劈鸠山时,有一个窜扑虎的动作,有难度,他练起来一丝不苟……”据说拍摄电影《红灯记》时,导演杨洁发现穿着木屐的鸠山脚趾上都有“戏”,“鸠山”说:“李玉和他不交出密电码,我急呀,这手和脚它是一个范儿。”在人生的舞台上,他为青年演员做出了另一种“范儿”:60年代初,他在公共汽车上遇到马连良先生的弟子冯志孝,说从老师家学戏回来。他告诉小冯:“好好学,以后一起演出戏”。不久《淮河营》与观众见面,袁先生为小冯“挎刀”:排名按戏走,挂二牌。大连京剧团杨赤是袁先生的弟子,为排《九江口》,袁先生到大连指导、排练了一个多月,演出时,他和杨赤各前后半场的张定边,观众踊跃“全是冲着袁老师来的”。三场下来盈利约一万元。团领导想作为劳务费发给袁先生,袁先生摆摆手:“团里条件不是很好,戏装也旧了,你们用它置戏装吧。”他自己日常生活非常简朴:“从不乱花钱”,“我在家穿的布鞋还打着包头呢,孩子们笑话我,说您至于吗?有时我也埋怨自己:又不是没有新的,有,干什么不穿呀?不行,习惯了。您看我脚上这双拖鞋”——绿色的鞋梁已经断裂,一根粉色塑料绳连接着断裂的两侧,“就是因为对穷困的印象太深了,我小时候家里的房子漏雨,外边不下屋里还下呢,年三十儿晚上包饺子一边包一边哭,得央告催债的,这个苦出身是根。”
他的女儿袁菁说:“在我们家饭桌上,谁也不许说不爱吃,他老说:我坐科时吃什么呀?”
袁先生平日酷爱整洁,“东西从哪儿拿的还得放回哪儿,不许乱堆”,他的儿子袁小海介绍说:“鞋朝哪边放,袜子朝哪边搁,全都有规律”,袁先生说:“这都是受郝老师影响,郝老师最爱整洁。”
说起性格,袁先生认为和自己演的那几个人物:张飞、李逵有相通之处,急性子,遇事不等,说做就做,像鲁智深:干脆,和谁共事成就成不成就不成,从不拉丝拽舵。不过——温和的时候多。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袁先生康复得不错,袁小海说他:“平日对疾病藐视有余,身体好一些就不想吃药了,想证明不吃药这病也好了,想创造奇迹”。女儿袁菁说父亲也有“老小孩”症状,比如说固执不服老,“病刚好一点儿就打起了如意算盘,想出院”。糖尿病禁甜食,这对一直喜欢蜜供、枣泥饼的老人确实“残酷”,“偶尔也会偷着捏一口甜馅、年糕什么的。”“我70岁还打飞脚呢!68岁还练侧滚翻呢”,“不服老有不服老的坏处,也有不服老的好处”。“这辈子的爱好太单了,就是看戏、演戏、背戏,你听李逵这段唱,19个字……”

(摘自 《北京青年报》1999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