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菊朋的唱片

唱片，作为最早的有声出版物，就戏曲声腔研究论，是一定时期内唯一可资征信的直接证据。北京出版社《京剧谈往录三编》收吴小如《罗亮生先生贵作〈戏曲唱片史话〉订补》一文，并将罗氏文附录，其间提供唱片史料颇丰。吴文中并云："以唱片研究为目的，通过这些音响资料来论证戏曲发展的今昔沿革，并用来做为考订戏曲演出史的旁证，进而分析某一演员的歌唱艺术，在目前，有的不过刚刚开始，有的则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诚然。然而罗文并吴之订补均着眼于唱片史之全部，于某一演员之唱片作专门考订则未遑顾及。后者却正是"分析某一演员的歌唱艺术"所不可或缺的条件。通常的情形是，演员唱片数量的丰富，在为该演员的艺术研究提供便利的同时，却为唱片自身的考订增添了困难。这一点，对旧时京剧老生演员中灌片最多的言菊朋而言，尤为突出。

言菊朋，名锡其，蒙古正蓝旗世家子。酷好戏曲，醉心于谭鑫培，先票友后下海，进而跻身所谓"前四大须生"，终于自成一家。其所创之言派艺术，为京剧史上继谭派以后之一重要流派。然而终其一生，言氏从未以"言派"自诩，晚年更以"旧潭派首领"为标榜，实则自居孤臣孽子，示与一时所尚的余叔岩之"新谭派"相别。其一生事迹，亦陈寅恪所谓以一身殉一文化者（此节容另文专述）。言氏毕生所灌唱片凡一百四十五面，兹就各片灌制时间，伴奏人员，所属唱片公司等项分述如次。

言氏灌制唱片始于一九二四年应"物克多"公司之约，由陈彦衡伴奏、乔玉泉（乔三）司鼓诸片。罗文及吴之订补述此颇详，故不赘叙。 高亭公司一九二五年之言菊朋片是言氏第二次灌片，罗文并吴之补订言之亦颇详。吴文之五，《关于发行戏曲唱片的其它公司》言及高亭公司灌片之确切时间，其看法"目前倾向于一九二五年"，但未提出确实证据。按言菊朋一九二四年因赴奉天张作霖祝寿堂会与陈彦衡失欢。是年秋，上海丹桂第一台托票友周梓章赴京邀角，请言、陈再次合作，并以六千五百圆代价促行，其间尚有一插典，彼时程砚秋亦得上海某舞台之邀请，闻言、陈将欲南下，即赴陈宅约行期，务求不打对台。可见当时内外行均未知言陈实已反目。南下之行因陈拒绝而未果，但彦衡亦未说明原因，至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方有一信给周梓章，陈说原委。而高亭片言氏琴师已换人，故知当在言陈失欢之后，且亦必后于此事之公诸于众，由此则高亭片必在一九二五年灌录无疑。又，言氏此次灌片之琴师罗文谓忘其名，吴则据奚啸伯云为满族青年，名庆二。据上海音像资料馆所存之记录，则为赵仲奎（亦作赵奎仲），庆二当为小名。

一九二八年元月，言菊朋第三次赴沪，出演于四马路上海舞台，聘孙佐臣操琴。彼时徐慕云主持大中华公司编务，因悯老元落拓春申，约其灌制胡琴唱片数张，同时又约孙、言合作，灌录《问樵闹府》、《法场换子》、《捉放曹》各一张。是年底，言菊朋在胜利公司又灌有《文照关》一张，《硃痕记》一张，《浣纱记》、《应天球》各一张。操琴者是陈鸿寿（又名松年，王少楼琴师），鼓是魏三。此时言嗓败，故此一批唱片为言片中最差者，尤以《文昭关》、《浣纱记》为甚。

一九二九年是言氏灌片最多的一年，相继于开明、高亭、蓓开三家公司灌制了十九张半。开明的六张半罗文已载，琴师仍为赵仲奎，鼓师亦仍为乔玉泉。高亭这一期，言氏有《打金枝》、《雁门关》各一张，《鱼藏剑》、《天水关》合一张，又与王芸芳合灌《南天门》一张。琴师换了赵继羹，鼓师换了魏惜云（魏三，与乔三同出刘顺门下）。蓓开片场面亦是赵、魏二人，片目则《战北原》、《四郎探母》、《贺后骂殿》、《宫门带》、《金水桥》、《审潘洪》各一张。

言氏早期片以蓓开此期为最好，其中《骂殿》一张尤为风行。吴小如《唱片的校勘学》一文云，言氏此次《审潘洪》有两版，确然。笔者曾到中国唱片厂存放唱片模版之版库实地查证，乃知当年此片制有铜镍二版，今每有一面损坏不复可用，故凡新近所出言氏此片录音，均以版未坏一面合成，而每版损坏之面恰好各异，亦奇而侥幸事也。又《探母》片亦二版，有一版已坏。此为幕后事，特叙出，为吴文拾遗。

长城公司，罗文谓其制片在一九三O年，吴订补云其发行在一九三一年，言菊朋之长城片计《空城计》、《应天球》、《黑水国》、《上天台》各一张，《洪羊洞》、《镇潭州》合一张。琴师张长林（赵砚奎弟子，曾为尚小云操琴），鼓师谭长海。

一九三三年初，蓓开公司第八期唱片发行，言氏有《骂杨广》、《珠帘寨》、《乔国老讽鲁肃》、《卧龙吊孝》各一张。琴师是后为余叔岩调嗓之王瑞芝，鼓仍是魏三。其中《臣龙吊孝》一片最为流行，于今已成言派的招牌戏。唱片公司亦以此为号召，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申报》之蓓开广告，于言氏名下即仅列此一片，以为代表。

关于言菊朋之百代唱片，笔者曾当面向吴小如先生请教，吴先生答云不知。后亦在唱片厂版库中查到灌制时间，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与三月一日两天（百代公司之灌片时间均有记录）。片目第一天《清宫册》、《乌盆记》各一张，与焦宝奎合作《卖马》《天雷报》各一张。第二天则《大保国》、《武家坡》、《打鼓骂曹》各一张。百代片场面人员均未详。

百代第二次言氏片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所灌，计《让徐州》一张，与新艳秋合作《回龙阁》、《游龙戏凤》各一张。是年又在胜利和蓓开各灌一批唱片，琴师为章梓宸，鼓师谭长海。胜利片计《坐宫》、《宿店》各一张，与云艳霞合作《武家坡》、《打渔杀家》、《梅龙镇》各一张。蓓开此次有《骂王郎》、《托兆碰碑》各一张，《桑园寄子》、《白蟒台》各一面。以《骂汪朗》一片最具特色。 最后一批百代片灌制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主《让徐州》（实为《战濮阳》）一张，与马连昆合作。《阳平关》、《黄鹤楼》合一张，前者与吴产衡合作，后者与吴产衡、王又荃合作。又有一张未公开发行的唱片，系与胡菊琴之《芦花河》。

言菊朋最后一批唱片是一九三八年以后所灌之国乐片。由李慕良操琴，谭长海司鼓。计《二进宫》、《捉放曹》、《定军山》、《空城计》、《碰碑》各一张。这五张唱片为言氏晚年最佳之作，不仅嗓音恢复，且唱腔唱法均达炉火纯青之境。而所有剧目均为标准谭派，真正谭腔言唱，是研究言氏声腔发展的重要资料。国乐后改太平，言氏片有重版。

以上为个人所知言氏灌片情况。言氏自下海至辞世，其演艺生涯各阶段均留有唱片，此无疑为研究其艺术提供了相当之便利。唱片一物，虽距今未远，但毕竟时隔有年，且已为新技术所取代，其间更经"文革"一劫，所余者稀。古玩市场上极一般之货色，索价已数十元。而唱机觅之更难。上海音像资料馆所藏钴针片，因无设备已不能播放，有声出版物唯陈列于玻璃柜中供人参观，亦足令人浩叹。

笔者因私人所好，搜集言氏生平及艺事资料有年，因某种机缘，曾至中唱公司版库实地查证，复以所得与素日搜集之相关材料参核，本文所志即上述工作之结果，公之同好，足可补罗、吴文之所阙。时事移易，材料芜杂，寡于知见，遗漏舛误，所在多有。大方之家，不吝匡正是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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