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6日，淮阴市各界人士隆重纪念周信芳诞辰100周年，并为复建“周信芳故居”举行落成典礼。
周信芳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出身艺人家庭，名士楚，字信芳。
麒麟童
1895年1月14日，周信芳出生于江苏清江浦（今淮安清浦）。
周信芳6岁随父在杭州搭班，从陈长兴练功学戏，7岁以七龄童艺名登台演娃娃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周信芳起用麒麟童艺名，演老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到北京喜连成科班带艺人科。
青少年时期，周信芳辗转于烟台、天津、东北等地等地演出，民国元年(1912年)返沪，先后在迎贵仙茶园、新新舞台、丹桂第一台等剧场演出，直至民国12年(1923年)。
此后，周信芳两度赴北京演出，表演技艺得到北京同行的称赞。
1924年，周信芳回沪，先后在更新舞台、大新舞台、天蟾舞台演出，排演连台本戏《汉刘邦》、《天雨花》、《封神榜》，对京剧艺术作了一些改革的尝试。其中有些较好的段落，后来成为单独演出的剧目，如《鸿门宴》、《鹿台恨》、《反五关》、《萧何月下追韩信》等。民国16年(1927年)参加南国社，与田汉等进步的文化人士及话剧界人士颇多交往。1942年，周信芳组织移风社北上演出3年8个月后回南方。
周信芳一生上演过600多出戏，在京剧演员中极为少见。代表剧目有《打渔杀家》、《打严嵩》、《四进士》、《投军别窑》、《乌龙院》、《萧何月下追韩信》、《徐策跑城》、《清风亭》、《明末遗恨》、《义责王魁》、《海瑞上疏》等。他的表演艺术注意全方位地继承传统和创新，被公认为京剧海派代表人物。
他吸取了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汪笑侬、夏氏兄弟、潘月樵、王鸿寿、沈韵秋、李春来、冯子和、刘永春、苏廷奎等前辈的艺术特点，又曾与许多同辈名家合作，在交流与借鉴中融会贯通，独创一格。
周信芳的嗓音虽带沙声但中气足，唱腔接近口语，酣畅朴直、苍劲浑厚；念白韵味醇厚，饱满有力，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被誉为是“化短为长’’形成麒派唱腔的独特风格；擅长做功，表演从人物内心出发调动唱、念、做、打全部手段予以充分展示，内外和谐真实生动，并善用髯口、服饰及道具等为塑造人物服务。
在音乐作曲、锣鼓经的运用以及服装、化妆等方面都有革新和创造。以其鲜明的特色创造了京剧生行中的麒派艺术，被普遍认为在塑造人物性格表达感情上达到舞台艺术的高乘境界。
1937年摄制的京剧电影《斩经堂》中周信芳饰演吴汉
骑真马拍摄《琵琶记》
1920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在众多京剧演员中选定梅兰芳和周信芳两位青年演员，分别为他们拍摄《春香闹学》《天女散花》和《琵琶记》的“古剧片”（戏曲片）。
《琵琶记》原是元代剧作家高则诚所撰的传奇，写汉代蔡邕蔡伯喈与妻赵五娘的故事，穷书生蔡伯喈别家赴考，得中状元，被迫招赘为丞相牛太师之婿。家乡逢灾荒，赵五娘倍遭艰辛。后婆婆、公公相继身亡。赵五娘身背琵琶上京寻夫，为牛氏携归相府，终与伯喈团聚。故事在民间流传广泛，妇孺皆知，并为京剧、川剧、秦腔等多种剧种搬演。
这次拍了两折戏：“南浦送别”和“琴诉荷池”，由周信芳饰蔡伯喈，王灵珠饰赵五娘。拍的是默片，导演杨小仲。“南浦送别”叙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两月，其父催促他上京赴试，分别时，蔡伯喈骑马缓行，赵五娘在后殷殷相送。为了追求逼真效果，“蔡伯喈”还骑了真马上场。唱词中有“万里关山万里愁，一般心事一般忧”。“他那里，谩凝眸，正是马行十步九回头。归家只恐伤亲意，两泪汪汪不敢流”，十分凄清缠绵。
“琴诉荷池”述蔡伯喈入赘相府后，日夜思念家乡和妻子，在荷池边操琴解愁。牛小姐想听他的琴声，他弹的都是抒无妻的曲《雉朝飞》及《孤鸾寡鹄》，牛氏要他弹《风入松》，弹出的却是《思归引》。这一折通过周信芳丝丝入扣的表演、深刻揭示出蔡伯喈此时此境内心的复杂感情。当时就只拍了这两折，没有拍完全剧。但对周信芳来说，这是重要的开端，他对戏曲电影的探索和实践由此跨出了第一步。
梅兰芳的《春香闹学》《天女散花》和周信芳的《琵琶记》电影曾在上海和北京放映过，受到观众欢迎，还到其他城市放过，甚至发行到海外南洋各埠。但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商务印书馆印刷所被日本飞机投弹炸为平地，库存影片全部被毁，这两部影片也化为灰烬了。
1955年时的梅兰芳与周信芳
周信芳与梅兰芳
周信芳，始终被与梅兰芳相提并论。确实也是人生难得的机缘巧合。周信芳与梅兰芳，同庚还是同窗。
1907年，两人14岁时都作为插班生在“喜连成”同堂学艺。但在京剧艺术上，周信芳与梅兰芳，此后走上了各异的道路。
舞台上，他们一个是千娇百媚的旦角，一个是苍劲浑厚的老生。更深层次的，是不同地域滋养的迥异艺术风格。
如果说梅兰芳承继了京派贵族般的精致优雅，那么周信芳毕生都在追求京剧的市民精神。
1930年7月，欢迎梅兰芳访美归来的聚会上，周信芳作为上海伶界联合会领导人致辞，对“梅君之决心与魄力”深表钦佩，也提出：“处于今之时代，万不能再以戏剧视为贵族之娱乐品，当处处以平民化为目标。”
这也是京沪不同的观众需求造就。当京剧走出北京来到上海时，观众主体也由王公贵族变成了普通市民。周信芳1915年进丹桂第一台，连演七年又九个月，生存环境决定他必须考虑如何对“俗众”有持久的吸引力。
戏剧理论家沈鸿鑫说，周信芳的戏，往往剧情生动，语言通俗，节奏强烈，舞台新颖。他所编演的《封神榜》、《文素臣》等皆情节曲折，运用机关布景，神出鬼没变化莫测。
除了通俗、新颖，争取观众，更在于体贴现实。在那个忧患的年代，《四进士》中正直机智的宋士杰，《清风亭》中忠厚善良的张元秀，《徐策跑城》中心怀百姓的徐策……潘汉年曾赞扬，周信芳以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京剧典型，传递了底层的情绪，倾吐了民众的心声。
在那个忧患的年代，周信芳给予观众的充满正义感和忧患感的审美激动，唤起民众共鸣之强烈，在京剧界是无与伦比的。
周信芳《徐策跑城》剧照
凛然斗汪伪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周信芳由天津返上海积极投身各项救亡活动，负责上海京剧界的宣传和动员工作。同年重组移风社在卡尔登大戏院连续演出4年，演出了《明末遗恨》、《香妃恨》、《徽钦二帝》、《文素臣)等。因《徽钦二帝》剧中抨击了妥协苟安、投降卖国的汉奸，反映了国人同仇敌忾、抵抗日寇的爱国愿望，深受观众欢迎，即使刮台风，下暴雨，交通受阻，卡尔登大戏院照常客满。
上海沦陷后，周信芳的戏立即被敌伪当局勒令停演，周信芳不顾敌人的恐吓，积极准备编演新戏《文天祥》、《史可法》，并在舞台两侧挂出这两场戏的大幅预告，虽未能演出，却一直挂到剧社被迫解散。
一天，汪伪特务头子吴四宝（后改名吴世宝）突然请周信芳吃饭，席间，他告诉周信芳：“日本皇侄殿下即将到南京亲善访问，邀您赴宁慰问演出。”周信芳却回答说：“我周某在上海演戏都遭禁止，何况南京呢？”
吴世宝见周信芳酒不喝菜不夹，就令手下端来两个罐子说：“这是两件礼品，周老板可任选一件带回去。”周信芳打开一看，一罐是金条，一罐是硝镪水。周信芳坦然接过硝镪水，告诉吴世宝说：“请转告汪主席，这礼物我收下了，这硝镪水毁不了我麒麟童的人格！”说罢，离席回家。
翌日，申报登载《麒麟童“赴宴”》的消息，吴世宝恼羞成怒。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租界。一天晚上，周信芳照例上戏园，开锣之前，一大批自称是“七十六号”的持手枪的人将他推进汽车之后，开进了“七十六号”。吴世宝摆下了“鸿门宴”等待着周信芳，两个特务带着他参观了囚禁“犯人”的魔窟，还去看了放刑具的房间。
这是吴世宝的最后通牒。周信芳和妻子裘丽琳陷入了焦虑之中。
周信芳和裘丽琳
为了保护周信芳的安全，妻子裘丽琳将周信芳送到了她在圣贞德女校读书时关系很好的一位葡萄牙同学的家里。同时她也明白，这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再三考虑之后，她想到了吴世宝的妻子佘爱珍。通过一个朋友做说客，说动了佘爱珍，经过她在吴世宝面前的求情，堂会的事情就作罢了。为了表达对佘爱珍的“谢意”，裘丽琳几乎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珠宝和一笔可观的现款。堂会这件事才结束了。
1943年，周信芳被选为上海伶界联合会会长，支持京剧界进步组织艺友座谈会的活动，并与中目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
1944年，周信芳接办黄金大戏院并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戏院曾为文艺界进步人士集会场所。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得识周恩来、郭沫若、夏衍、于伶等，对革命形势加深了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参加了“反对艺员登记”、“抗捐抗税”、“反内战签名”等爱国民主运动，并拒赴电台演唱所谓“戡乱’’节目。
1948年初，周信芳家居研究戏剧理论和古典戏曲。
“带花岗岩脑袋进棺材”
1949年初，周信芳响应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号召，表示坚决留在上海，不去台湾。解放后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同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一起应邀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周信芳带头进行戏曲改革，加工锤炼一批麒派剧目，并领导剧院使一批传统剧目焕发出光彩。他还亲自率团到工厂、农村、部队作巡回演出和各种类型的演出，受到各界很高的赞誉。在剧院建设、培养青年、完善编导制和繁荣京剧等方面作了一系列努力。
1965年，中国大陆上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中，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逐渐感受到了这场政治风暴的可怕和毁灭性。
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研究关于“样板戏”的问题，暗中却在酝酿一件惊人的大事，而且竟然和周信芳多少有所关联，对此，周一无所知。
艺术家的心机怎么也高不过政治家的谋略。周信芳再“进步”，也依然要按照“艺术规律”办事。
他反对在现代京剧中给主要演员安排太多的大段唱腔；也反对整个上海京剧院停下所有的戏码，只搞《智取威虎山》一出。可这些意见却不符合“革命需要”，甚至就是文艺革命的绊脚石。
1965年11月中旬上海《文汇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作者是姚文元。从那时起，只要是歌颂过这位清官的戏剧、小说等各种文艺作品都遭到了批判。周信芳在1959年时创作了《海瑞上疏》这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讲述的都是为民请命的清官海瑞的故事。
周信芳在劫难逃了。
1967年1月16日，周信芳被押在高架轨线修理车上全市游街示众；1967年12月7日，上海市文化系统“文革领导小组”在上海杂技场联合召开各造反组织的“打倒周信芳”电视斗争大会——此时的电视，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稀罕物，这“最先进”的技术用到了“革命”的最前沿，令人可叹可笑。
1968年11月14日，周信芳被捕入狱，一年之后释放。他的灾难还祸及家人：儿子周少麟两次入狱，孙女玫玫被吓疯，夫人裘丽琳因惊吓一病不起，于周信芳尚在狱中时去世。
这些横祸都没能换来周信芳的重生。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在是否“解放周信芳”的问题上，张春桥明确表态：“如果周信芳不是反革命，那么我张春桥就是反革命了。像他这样的人，要我叫他同志，杀了我的头我也不干”，“对周信芳，不枪毙就是宽大处理了”。
这样的表态让周信芳永无出头之日。
1974年秋，虽已是“文革”末期，周信芳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给群众监督”——如果说这是周信芳“罪有应得”，是因为他至死也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原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说：“像周信芳这样的人，是一定会把花岗石脑袋带到棺材里去的。”
1956年，毛泽东接见文艺界著名人士，右二为周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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