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济老师和我的父亲谭元寿合作多年,那时候他们都在老北京京剧团。在老北京京剧团里,当时的头牌是马、谭、张、裘、赵这些老艺术家,老艺术家们挑一个大团,我的父亲、李世济老师在当时还是青年演员,青年演员们挑一个小团,白天青年团演出,晚上头牌演员演出。青年演员们白天演出的票房如果有点亏缺,晚上有老艺术家们的票房再弥补回来,当时老北京京剧团以此作为培养青年演员的策略,这给青年演员们创造了许多实践机会,老北京京剧团当时的人才培养方针策略是很前瞻的,李世济老师和我的父亲都是在这种传帮带的精神下培养起来的,像马连良老先生就带过李世济老师演过《三娘教子》,我的祖父谭富英也带过李世济老师演过《朱痕记》,这种情况在老北京京剧团是非常常见的。
我的父亲和李世济老师在他们青年演员那一辈人里,是合作得比较多的。当时青年团演出《梅妃》,我的父亲演唐明皇,李世济老师演梅妃,在《朱痕记》里,我父亲演朱春登,李世济老师演赵锦堂,包括《红鬃烈马》等很多剧目我的父亲和李世济老师都合作过。他们还共同排过一出新戏《刘三姐》,我的父亲演小牛,李世济老师演刘三姐,还有现代戏《杜鹃山》(1964年版)等。我的父亲和李世济老师不但在戏里的合作比较多,在戏外,他们也亲如兄妹,尤其是我的父亲和李世济的先生唐在炘老师,两人从小在一块儿长大,唐先生给我父亲拉过胡琴,所以他们之间的情谊更是如兄弟般亲密。
到了我这一代,依然和李世济老师有着密切的接触,我和李世济老师合作过《龙凤呈祥》,我们俩最主要的合作还是在音配像工程中,当时要给我的祖父谭富英和程砚秋先生做音配像。李世济老师主动对我的父亲说:“咱们的年纪大了,还是让孝曾他们来录吧!”就这样,在音配像的时候,我们在台上演出,李世济老师和我的父亲在台下指导。尤其在录《武家坡》这一出戏时,李世济老师和我的父亲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地给我们磨戏,经过这一次的指点,对于这出戏,我们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两三年前,天津京剧院要复排全本京剧《牧羊卷》,李世济老师主动和天津京剧院说:“这出戏非孝曾莫属!因为这出戏原来是谭富英先生带我过,后来我又和谭元寿先生合作了很多年,现在恢复全本《牧羊卷》,由孝曾和吕洋来演,吕洋是和我学过戏的,这里面有传承的意义,也有传帮带的问题!”那时候李世济老师的身体已经很弱了,不能亲到天津去指导,但是她始终惦记着,就这样,吕洋经常跑到北京,或在电话里向李世济老师请教,吕洋再把李世济老师的意见转达给我。
李世济老师在艺术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几十年来她对程派艺术的贡献,我不必赘述。我想说说李世济老师她在40多岁的时候就到政协来了,又当了将近40年的政协委员。我进入政协后,就和李世济老师在一个小组,两会期间,李世济老师非常认真,很少见她请假。我记得每一次大会在政府工作报告出来之后,她都会主动发言,来表达她的态度和认识。我们也知道,李世济老师在生活上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老人。在我的印象里,李世济老师无论在政治上、艺术上还是生活上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典范。作为晚辈,我们不但要学习老一辈艺术家他们在艺术上的精益求精,还应该学习他们在政治上的坚定,在生活上的坚强。李世济老师不幸驾鹤西去,除了缅怀她,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继承和发扬老艺术家的传统美德!
(摘自 《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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