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至11日，著名京剧花脸、大连市京剧团团长杨赤在恩师袁世海90周年诞辰之际，与于魁智、孟广禄、李胜素等合作，在长安大戏院献上《野猪林》、《群英会·借东风·烧战船·华容道》、《黑旋风李逵》、《杜鹃山》四出大戏，表达自己的一片追思之情。
“从1982年正式拜师，到2002年老师去世，整整20年。这20年中，老师每年往返北京与大连之间，甚至在大连租下房子教我学戏，而我和老师之间除了谈戏，就没谈过别的。”杨赤说。在他的眼中，老师是戏痴、严师、慈父，更是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追忆师徒间的点点滴滴，这个演惯了鲁智深、李逵的东北汉子不禁红了眼圈。杨赤曾对老师开玩笑说别对自己抱太大希望，却在这改变人生的20年学艺中，成为袁老的得意弟子，被誉为“小袁世海”。
拜师 机缘巧合拜在袁世海门下
记者（以下简称记）：说说你拜袁世海先生为师的经过吧。
杨赤（以下简称杨）：我和袁老师真是有种特殊的缘分。1982年之前，我还在大连市戏校读书，那时已跟着裘派表演艺术家李长春学了3年戏。1982年，在袁世海到大连来之前，学校已经跟李长春商量好，李老师到大连来教我《铡美案》，并带我演出一场，之后拜李老师为师。李长春当时在上海，到大连来得坐船，需要一天两晚。在他上船时，袁老师到了大连，当天晚上看了我的演出就提出收我为徒，第二天就举行了拜师仪式。这时李老师刚刚下船，见我拜了袁老师，也非常高兴。这真是一种天意，如果袁老师晚到大连几天，我就可能走上裘派的艺术道路。
有嗓子有武功才被挑上
记：袁老师是怎么看中你的？
杨：我当年跟别的老师学会了《九江口》，袁老师闻听，就说我得看看，因为那时青年演员会演《九江口》的不多，全国基本没有。他看完以后说不错，因为袁老师是唱架子花脸的，以表演、工架、念白为主，铜锤是以唱为主，很多人认为嗓子不好才学架子，这是袁先生非常反对的。其实唱架子对嗓子的要求绝对不低于铜锤，我前两天在上海唱了一次《大·探·二》，这是铜锤最累的戏，但也没觉得比唱《九江口》累。所以袁老师一看我又有嗓子又有武功，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很高兴，愿意教。袁老师最生气的就是有些人对他说最近嗓子不行想跟他学戏，心说嗓子不行才来找我啊！
学艺 在马路上就拉开架势教戏
记：听说袁先生教戏时有很多独特的地方？
杨：这20年我和老师在一起就没谈过其他的话题，所谈的都是戏，无论是在吃饭、休息还是遛弯儿。早年我跟袁老师去遛弯儿，因为他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很多观众都认识他，他也不管旁边有没有人，只要是个地儿，无论是马路还是广场上，他就开始给我说戏。我当时还常常觉得不好意思，但袁老师却完全是一种投入的状态，周围的观众越聚越多，人越多老师越来劲儿，经常说：“来，这段再来一遍！”
记：你们之间没谈过其他话题是因为你不提吗？
杨：你跟他谈京剧之外的东西，他根本就不和你对话，你有上句他没下句，他跟其他的人、跟不懂戏的人谈的也全是京剧，不管你懂不懂，照讲不误。袁老师脑海里都是戏，凡是能成为大家的人，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对艺术有一份痴迷。他80多岁了，泡脚的时候还琢磨某句唱怎么改动合适，他那时也不演出了，改它干吗？这说明京剧已经成了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全部。
20年从没“孝敬”过老师
记：这些年你孝敬过老师吗？
杨：这20年，袁老师没收过我、也没收过大连各部门的一分钱。1982年我拜师时，老师教了我《九江口》，但他说光教不行，得带着你演两场，这样你才对这出戏有更深刻的理解。那时老师已将近70岁，带着我在大连演了三场，场场爆满，引起轰动。刨除一切费用，还余下一万多元。学校领导觉得袁老师已经在大连教了近3个月的课，又演了3场，这些钱理所应当是老师的劳务费，我认为这都不足以报答他这几个月的辛劳。但袁老师说：“这钱我不要，杨赤的演出服太旧了，影响舞台效果，这一万块钱就给杨赤置几件蟒吧。”我还想孝敬老师，但他给了我一个下马威。1982年他离开大连时，我给他买了个陶瓷装饰品，不好意思当面送，放在老师住的宾馆让服务员转交。结果刚把老师送上车，就接到宾馆服务员打来的电话，说老师让我把礼物拿走。老师说，不在乎你杨赤送我点什么，只要你把架子花脸的艺术继承下来，比送什么都强。
不能辜负老师的鸡汤
记：你常说你们之间有父子般的感情，是这样吗？
杨：老师真像慈父一样。1990年我到北京举办争取梅花奖的专场演出，那时大连京剧团非常困难，全团住在北京一个小招待所。老师说这个条件影响休息，不能凑合，把我叫到他家里去住。我记得当时是演出《九江口》，我老早进了后台，老师也跟着进了后台，手里还端着一锅鸡汤，说这个戏需要体力，我叫家里给你炖了鸡汤。那时我20多岁，第一次进北京，第一次搞专场，心情非常紧张。但看到老师对我这么关心，我的所有杂念全没了。当时就一个念头，冲着这碗鸡汤，也得把这出戏演好，不能辜负师父、师娘的一片心。当晚的演出非常成功，结果我获得了那届的梅花奖。
管理 干京剧不要想着发财
记：你是什么时候担任大连京剧团团长的？
杨：2000年我当上团长，当时团里非常困难。我就说，干京剧，不要想着发财，红到天，也发不了财。我们没有追逐金钱的权利，但我们有追求快乐的权利，要在艺术上互相帮助。我明白，当一个地方剧团的团长，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工资问题。我得先让主管领导认识到，大连京剧团是一个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剧团，大连应该为拥有大连京剧团感到骄傲，应该在大连京剧团身上加大投入。通过反复宣传，现在我们每年达标演出是60场，每超出一场，政府补贴1.8万元。此外，我们还广泛征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团排的三个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杜鹃山》的所有的费用都是社会赞助的。
感悟 得之不喜失之不忧最可贵
记：跟袁老师学戏那么多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杨：老师身上最可贵的一点就是得之不喜、失之不忧。我们现在有些青年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总感觉特别“过”，不像老艺术家那样自如、恰当，我觉得心态是关键问题，老惦记着一晚上演出就扬名天下，这是不可能的。京剧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去继承，我跟老师不仅是学了几出戏，更感受、学习到了他那种踏踏实实的精神，那种对京剧艺术执著的爱。（记者/唐雪薇
实习记者/刘婷）
（摘自 《北京娱乐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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