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家哲嗣

对于京剧，我可说是一窍不通，但是却有缘结识梅兰芳先生的几位哲嗣。最熟的自然是五公子绍武。"武"是"五"的谐音，正如葆玖的"玖"为排行第九之意。
不过，在认识绍武之前，我与妻子还与梅大师有过一面之缘（从台下仰视不算）。那是在五十年代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的电梯里。为参加一次什么活动，我们夫妻去到那里，进入一架电梯，电梯间较大，深处有几把椅子，坐着几位男士。一看，其中一位是梅先生。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梅先生竟谦谦有礼地起身给女士让座。我妻子当时几乎还是个小姑娘，自然大窘。我和别的几位先生（看来都是文艺界的头面人物）赶紧请梅先生坐下，说：您是长辈，坐着是应份的。其实话未说完，要去的楼层也就到了。
最早是怎么认识绍武夫妇的，已记不准确，好在这不重要。无非是某位共同的朋友介绍，或许是北京图书馆借书时攀谈多了逐渐熟悉的。绍武当时在图书馆国际交换组负责与外国图书馆交换书籍的事，他那里可是个窥望外面世界的"视窗"。听说绍武是从天津公安局调到北图的，当时的"工作需要"怎样把人调来遣去，这里面的奥妙任谁也说不清。不管怎么说，一来二去，就与绍武混熟了。他当时已翻译出版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我在《译文》做编辑，双方名字都是听说过的。后来又发现大家都喜爱外国古典音乐，说话自然投机。绍武出身于燕京大学英文系，法语也通，夫人屠珍是北大学法语的，英语底子早在教会中学就已打下。她常与吴兴华教授交换英语侦探小说看。小姨子是北大学德语的--正好与我妻子同行。屠氏姐妹来自天津，那几年北大的人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屠珍健谈，绍武则含蓄幽默。大家凑在一起，谈天说地，有时扯些上海旧事。比方绍武说他小时住在法国公园附近的马斯南路，公园里举行足球赛时他和哥哥便在二楼窗台上，拿着望远镜看戴麟锦表演"硬脚头"，十分过瘾。屠珍则爱与我妻子聊好莱坞旧电影--她说她最爱听弗兰克·辛纳屈拉唱的歌。到吃饭时间，便一起上附近餐馆边吃边聊，四川饭店、鸿运楼离得都不算远。
最初去梅家还是在现已成为梅先生故居博物馆的护国寺老宅。那里面，"庭院深深几许"，绍武夫妇住在侧边的一个院子里，记得那里还有一张乒乓球桌，供孩子们练球、赛球。后来听梅家人说，"文革"时，红卫兵一批批来轮番轰炸，梅家人常说：亏得老爷子已经不在了，否则还不知……。当时梅夫人福芝芳年老有病，大家怕她承受不了，（其实她挺能应付"革命小将"，没受太大的罪。这也是因为她"见得多了"。）于是全家悄悄迁至另一处较小的住宅，那里离前门外戏园子近，本系便于梅先生就近休息而购置的。那是个小四合院，位于西单南面，只有一进。北房是客厅，耳房是老夫人卧室，穿过一间盥洗室可通两房。那里一明两暗三小间，是绍武一家五口的住处。明间还放了一架钢琴，朋友来了，也真的只能"促膝谈心"了。对院东房是饭厅、厨房。南房则是葆玥一家的住处，恐怕只有两小间。老夫人有一回指着客厅的梁柱，对我说："这小院是凑乎事的。"意思是嫌用料不够讲究。住惯了无量大人胡同、护国寺那样的深宅大院自然看不上这个小院了。其实我看给人口少些的人家单住还真不错。院子里有丁香树，廊子上挂着一只鸟笼，里面是只黑色的八哥。嘴巴很灵，一见人来便会大声地清楚宣告："有人来了！"好像它也学会怎样应付"革命小将"了。我们有时带当时还是幼童的儿子去玩，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这只八哥。
绍武的哥哥葆琛、弟弟葆玖在外面另住。葆琛是北京市某单位的一位工程师。听说他社会关系很"硬"，却未见他"飞黄腾达"，想是有卖艺人家的倔脾气，野惯了，不想当官。葆琛常来看母亲，见到我们也会一起聊聊。他与绍武都在上海法国教会中学念过书，因此常说些与法语有关的"小孩笑话"。例如，再见时，会冷不丁地对你叫上一声"哎唷哇"，原来这是法语"再见"（Au rev o ir）的谐音。他还会自行"抖包袱"，用上海方言说："又掼脱一跤了"，自己却不笑。他与绍武都有这种不动声色说笑话的本领。上海人管这叫"冷面滑稽"。
但是，有一回也见到他发脾气，听说是"大少爷"不高兴了，难得回家一次，怎么拿这样的饭食伺候！我寻思这恐怕只是个表层的因头，内里的原因为何，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葆玥先生当时在上海工作。两口子几个月互相来去一次，却似乎对这种两地分居的生活方式不以为意。可能是两人在两地根基都比较深厚，难以完全摆脱吧。葆玥的先生姓范，大家都叫他"范大夫"，不过这个"大"念"d a"而不念"d a i"，因此与医生无关。后来听人说，这是岳母大人给起的外号，是从戏里的"范蠡大夫"那儿"移植"过来的。试想：女婿是范蠡，那么家中的"七丫头"岂不就是绝世佳人西施了吗。各行自有各行的戏谑方式，真是一点也不错。可惜葆玥已于去年过早逝世了。
葆玖与他夫人也常能见到。葆玖当时无戏可唱，被分配在后台管"效果"。比如：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杨子荣出台时需狂风大作，此时葆玖便在后面操作起某种机械，使之发出呼呼声。需要虎啸了，葆玖就赶紧放音带，那里有从动物园录来的虎叫声。干这些事，从某种意义上对葆玖还真是"人尽其才"，因为葆玖心灵手巧，天生就喜欢捣鼓物件。什么破表、破电视，经他一弄，总能恢复运行--当然时间也不会持久，毕竟是破东西嘛。
我记得那几年葆玖经常跑委托行，从那里"踅摸"到一些外国使馆或抄家处理的稀罕电器。有一回还弄到一架旧的电影放映机，拆拆装装后说是能放小影片了。于是有一天，一二十口人挤进梅家客厅，拉上窗帘，兴致勃勃等着观看葆玖粘接上的早年拍摄的梅先生舞台记录片--自然是黑白而且还是无声的。机器开动，布幔上黑呼呼的外加许多麻花，有个人影在动弹。过不多时，房间里一片漆黑。原来老掉牙的电影放映机不肯走了，又得葆玖费心费神了，大家只好散去。
当时还听葆玖说起，这几天，歌剧院又揪出一个"牛鬼蛇神"，也姓梅，叫梅里美。因为查出这个《卡门》的原作者"反对过巴黎公社"。那年头，爱多事添乱的哪个单位都不缺。
葆玖"文革"前总骑一辆小摩托上班，每天必定经过长安街一处交通岗亭。那位交通警已经对这一形象准时出现十分熟悉，当然他不会知道此位仁兄乃是何人。葆玖骑的是一辆意大利轻型车--大概相当于今天女青年骑的木兰轻骑一类。当时大家不懂，葆玖骑的原来是"坤车"！"文革"一来，摩托自然收起，改蹬自行车。过了一阵，小将纷纷"杀"向外地，气氛松了一些，葆玖又试探性地骑上了摩托。经过那个岗亭时，交通警见了差点没从圆木墩上掉下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绍武向我叙述这一故事时说："真的像殡仪馆工作人员见到死者还阳了。"
去看绍武夫妇次数多了，免不了要上正房去晋见"香妈"--这是晚辈对福芝芳老太太的爱称。福夫人第一回见到我妻子，竟从头往下打量，一直看到脚。又从脚往上，一直看到头。这大概也是职业习惯。她坐在当中大沙发上，左右是用来充当茶几的两只青铜大鼓，古意盎然。据说是当年诸葛亮用过的，也不知是真是假。香妈体胖，腿脚自然不大灵便，却素爱出门访友，因此非用汽车不可。她备有一辆"奔驰"，怕是当时北京为数不多的几辆私家车里的一辆了。司机小张，通英语，喜欢和我探讨，比如，菜上的浇汁，该叫"sauce"，反正绝对不能说是"soup"。总之，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前几年，听说因患咽喉癌去世了。
香妈知道我们夫妻是南方人，有一回梅家吃螃蟹--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事，--特地留了几只，让我们上正房去吃。在众目睽睽下，我们半个屁股挨着坐在饭桌前椅子上，自然无心"恋战"，拿起蟹脚乱嚼嚼便了事。不想腥味招来了香妈宠爱的那几只老猫，它们一点不见外，在我们膝上、甚至肩上，爬来爬去。反正，这顿美食压根儿没有吃好。
在梅家自然也能见到"许秘书"，即许姬传先生。他喜欢上绍武屋里来与年轻一代人聊天。他一肚子的京剧界的掌故，可惜我记不住。但他讲的一件事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因为与萧军有关。许先生告诉我，建国初期，萧军曾来找他，表示愿到梅剧团工作，编编剧本，写写弄弄，都可以的。想来萧军正挨批判，作品无处发表，生计无着了。许先生说他当时向萧军作了一揖，答复说："我们这小庙哪容得下您这尊大菩萨呀！"此事就这样算了。倘若萧军真的能参加梅剧团，不定会生出什么饶有戏剧性的故事呢。许先生给我们写过一幅字，"录"的是叶剑英的《远望》诗。当时，这已经算是很超脱的行为了。原想请他上一次馆子，算是酬谢，不想还未来得实现，他已驾鹤西去。
福老夫人七十大寿时，"文革"已接近尾梢，气氛宽松多了。在大家怂恿下，梅家在西单曲园酒家办了几桌酒席。这大概是"文革"以来戏曲界头一遭举行这类活动。那天，相声大师侯宝林也来了。服务员一见到他，都簇拥上去，央求他"说上一段"。他一个劲地抱拳致歉。替他想想，也确实是说不得。一开口，就是件"事儿"。而且贵客立时变成来唱堂会的，有失身份。再说，他也不应喧宾夺主，抢了老寿星的风头。福老夫人晚年总算还风光了一次，这对她多少是个安慰。
上面拉拉杂杂，写了不少，就是未能细写绍武夫妇的事。照说，梅家人中与我们最熟的还是他们两位。但头绪一多，反倒不知从何说起。这篇小文先就写到这里。最后还想提上一句：梅家第三代后辈里，竟无一人接班从事京剧工作，看来梅家人是伤透心了。这也要算是京剧界的悲剧。九泉之下的梅先生不知会怎么想。

（摘自《万象》2001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