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戏缘
研究生班开张之初
“文研院”研究生部报到后两天，3月12日上午，在由恭王府“嘉乐堂”改制的院礼堂，举办仪式简单却规格颇高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上，“文研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部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张庚（亦即我的研究生导师），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兼“文研院”院长贺敬之，“文研院”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冯牧等领导先后讲话，“文研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朝闻代表导师发言。近距离见到这些名声赫赫、以往只在书本字里行间想象其尊容的我国文化界大名人，令我既兴奋又激动。从这次开学典礼的规格来看，办公设施很简陋的“文研院”，分量真的不轻。
张庚导师（1911～2003）
著名文艺家王朝闻先生的发言，妙趣横生。他一上台“自报家门”的头一句话，就是：“我是捏泥菩萨出身的。”说明自己是搞雕塑出身。讲话中批评“样板戏”表演教条，英雄人物个个无例外地拿条白毛巾，不擦别处，光擦脖子时，他还作了模仿表演，逗得全场哄堂大笑。张庚发言中肯，切中时弊，冯牧发言热忱，激情洋溢，都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记忆。领导级别最高的贺敬之，发言代表部、院领导的指示意见。会后，大师兄汪效倚又发表他人称“朴素唯物主义”的评论了：“唉，可惜啊，诗人贺敬之去了，官员贺敬之来也！”
大会开始前，我还见到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在座——“文研院”重要典礼活动有特邀国内艺术大师做嘉宾的惯例。我们的结业典礼，请的是豫剧表演艺术大师常香玉。因是无人不晓的笑星，我们同学都很想找侯宝林聊聊，便团团地围拢他。来者不拒，侯先生很爽快地跟大伙儿侃起了曲艺界现状。
说到经过“文革”传统曲艺被摧残的状况时，侯宝林直摇头叹息。他还举了一个事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在咱国家会有谁去研究相声？可在人家美国，竟有人把何迟的相声创作当做研究课题进行学术研讨。——几十年后，我在华盛顿参加美国亚洲研究会第54届年会暨北美中国说唱文艺研究会2002年讨论会的所见情景，证实侯先生所说的事，完全有据（详后文《海外戏缘•相约华盛顿》篇）。
由侯宝林担任主席的中国曲艺家协会，也设在恭王府内，占居一块小空地，办公房子是用人造板和一些铁条装搭而成的简易房。如此简陋的“曲协”办公处，不正是是侯先生叹息的很好注脚吗？
“文研院”首届研究生设戏曲、美术、音乐三系，共40名学生，组成“研究生班”。其中戏曲系人数稍多，15名加2名旁听生,共17名。其余，美术系、音乐系各占一半。
同全国各地所有高校和研究机构“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的情况相似，“文研院”首届研究生也几乎全是“老童生”。戏曲系年龄最轻的马方德（马也），1949年生，也年届而立，多数为40岁上下年龄。我居中间，排行老七(照片中站立者左四。左五为研究生办何翠英老师)。
遍布全国各地的这批特殊研究生群体，填补了经“十年动乱”折腾的人才匮乏，成为日后“新时期”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和领导骨干，使“首届研究生”成为令人称羡的代号。
“文研院”首届研究生班戏曲系的“老童生”们
大师兄汪效倚和六师兄朱文相（照片中站立者左三和左二），如今相继成了古人。他俩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心中，时时惦念他们冥间的境遇。汪师兄直爽敢言，朱师兄温文儒雅，别的师兄弟，或豪爽，或幽默，或明敏，或沉静、或开朗，或朴讷，个性各异，构成了我们戏曲系这个小团体的斑斓色彩，像只多棱镜，映示了那年代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五彩人生。
最叫我难忘的一件事，记得是入学次年的1980年夏天，文相兄加上汪兄、我、王永敬仨,一起合作,参加中央电视台拍摄文相岳父、“四小名旦”之一宋德珠(1918-1984)的专题片。这可能是“文革”后央视首部制作并播出的记录老戏曲艺术家艺术生平的专题片，是除张君秋之外，“四小名旦”(另两位是李世芳与毛世来) 留下的唯一音像资料，为京剧历史留下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
还有下面这张拍摄现场的照片（从右到左：王永敬、宋德珠、朱文相夫人宋丹菊、中央电视台导演莫萱、本人），具有同等的文献和纪念价值。
“助演”拍摄“四小名旦”宋德珠专题片现场
文相兄出身跟戏曲结缘很深的名门。祖父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代内阁总理，又是一个爱国企业家和著名古建专家。父亲朱海北是张学良副官，一生酷爱京剧，是位小生名票，跟梅兰芳、马连良、孟小冬、叶盛兰等名家交谊甚深。晚年赋闲在家，慈眉善目，我们见面，都管他叫“伯父”。文相夫人宋丹菊，是宋德珠女儿，北京京剧院当红武旦。姐夫闵兆华是中国京剧院著名小生。浸染在这个张口唱戏、讲戏的家庭环境里的文相兄，自然对京剧有特殊的感情和修养。他熟悉京剧方方面面知识，后给央视主讲京剧“知识库”专栏。他还吊嗓子，学京胡，练身段，能唱会表。据说老生巨匠马连良很喜爱少年文相，收他做干儿子，文相成人，还想留他做秘书。文相兄后来成为著名戏曲理论家，担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摄制场地就设在东四八条111号朱宅四合院——有人戏称它为“最后的宰相府”。院落不算森森，但很正规，具备北京四合院的所有规格，并被收拾得整洁干净。拍摄那天，朱宅门庭热火，来人很多。
宋氏父女早早扮起了当年（1940）宋德珠入选“四小名旦”在长安戏院举办庆典献演的宋派代表作《白蛇传•金山寺》里的白素贞与小青。央视来了好些人。
著名漫画家李滨声也来了。李先生是个京剧通，他的漫画常常有京戏元素，京城举办的许多京剧界活动，常会见到他的身影。这一天他大概也为作画而来——事后有没画作问世，未及了解。
我首次明白，拍摄电视专题是件多么繁杂的工作。先要做好文案工作，由文相兄写成“剧本”文稿，再由莫萱导演编订成镜头脚本，并再三讨论。宋氏父女扮上戏妆，也要花费很多时间。“贴片”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为了避免口头访谈枯燥乏味，莫导采用现场“扮演”形式。于是我仨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助演”，充当登门拜访者角色，碰上正在家中彩排的宋氏父女，然后大家团团入座，畅谈“宋派艺术”。节目播出后，我领到央视发给我的平生头一份、也是唯一一份“演出费”，计人民币16元7角。
大家团团入座，畅谈“宋派艺术”（右起：莫萱、本人、宋丹菊、宋德珠、王永进、汪效倚）
当“访谈”中，聊起宋派艺术特点时，宋老爷子最爱反复说的是三个字：美，媚，脆。面对年逾花甲、老瘦干巴的宋老爷子，我已很难找到这三字的影子，而从丹菊当年经常演的《扈家庄》、《打焦赞》等戏里，我仿佛可以窥见乃父当年的美貌、矫健和身手不凡的风采。
拍摄过后，我曾去光华路宋老爷子的住处看过他。那时他有个新收武旦女弟子，原名王振仙，赐名王继珠，正侍奉左右，恭执弟子礼，人前背后我师父、我师父的说话，使我深感梨园行师徒间的尊严非同小可。跟宋老爷子混熟了，他开口闭口喊我“老孙”。这一喊，又把我这个“老童生”，喊成了“老前辈”，浑然不知自己活在了什么年代。
开学典礼后，开始上课。学制三年安排，头一年是分系课堂授课。从“一史一论”入手，是“文研院”研究生部各系课程设置的老套，一直延用至今，达30多年。如戏曲系半年授中国戏曲史课，半年授戏曲理论课，然后投入学位论文写作——这种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按我日后体会，真是误人子弟。
“文化大革命”结束，百废待兴，学术理论界问题多多。由俞琳、马彦祥、张庚三先生开篇的中国戏曲史课程“引论”，说的全是“问题”：俞琳讲题，是“关于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马彦祥讲题，是“关于戏曲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问题”；张庚讲题，是“关于编写中国戏曲史的问题”。外邀专家的讲座，讲的也是各式各色的“问题”。
4月中旬，上课刚一月，在我导师张庚先生开讲“中国戏曲的起源与形成”时，瑞安家里给我发来告急电报，告知母亲病情危重。
我在慌乱中告别了大姨妈、表姐夫和外甥，决定即刻返乡。我简单地收拾了行囊，还用那条来京时用的竹扁担挑着行李，赶往火车站。一路经过之处，行人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我这个戴眼镜的挑囊者，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北京极少有人用扁担挑东西，自己入了乡，仍未“随俗”。
到家时，见卧床的母亲极度疲惫、消瘦，已到了生命奄奄一息的时刻，回天无力。我们几个子女所能做的，就是分头设法去搞到尽可能多的止疼针杜冷丁，让临终前的母亲尽量减轻一点癌疼痛苦。如此维持了三个多月，母亲于阴历己未年闰6月3日，撒手人寰，终年虚龄63岁，安葬于城北集云山“秀才坪”山岭第630级坟冢。
哀哀慈母，这么早舍我而去，叫我疼心欲绝。63，63，63，这组沉重的数字组合，永久压在我沉重的心头！
家母是位极其平凡而又极其伟大的女性。她平凡得不记自己生年、生日，她没有进过一天的学堂，没有过任何的社会职业身份，她甚至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名字。她兄妹十人，排行第八，长辈希望她是最末的小孩，就随便呼她为“小娒”（温州方言：最小的小孩），这也就成了她一辈子的“名字”。后来我们子女根据大姨妈吴咏梅的名字给她补取了一个学名：吴小梅。她本人对此一点儿不知晓，当然更不会用过。可是别人万万不可能想到的事：我这个“高知”“知名学者”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家母。家母在我入学读书之前，想到应该有个“学前教育”，并且必须自己亲躬其事，不去麻烦“病秧子”父亲。她让人买来描红习字本子，让我坐在她怀中，捧着我握毛笔的小手，“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一笔又一笔，一张又一张，一册又一册，一天又一天地描、描、描。这就是我一辈子时时记着的熨贴在母爱体温中的“启蒙教育”。
家母性格内向，一生沉默寡言。她不会热情的客套，不会滔滔不绝的说话，不会唠叨、抱怨和哀叹，对我们子女从未发过一回脾气，从未有过一次的责备、训斥和谩骂。这种无言的“感化教育”，胜过任何的教条说理。家母的人生信条，只有她极简单朴素的一句话：“人活在世上就是要吃苦的。”在这种朴素的人生信条指导下，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家庭，献给子女，献给丈夫，献给亲朋戚友。家母在我们孙家短短的40年间，一手抚养了一大班的孩子，除自己的七个子女外，还有一对外孙、外孙女，还得时时照顾几乎一辈子都在生病的父亲。
家母临终的行为更是感天地、泣鬼神。那些天，天刚一亮，家母总要问子女：“今天天气怎么样？”我们问她为什么，她的解答催人泪下：“我快要走了，我要挑个天不太热、不晒、不下雨的天气走，好让你们容易收拾。”这就是临死不变的伟大母爱，无与伦比的人间挚爱！临终之刻，家母眼角滚下一串热泪。我们知道，她还有诸多的不舍：不舍没有了结的重要家事，不舍老弱多病的父亲，不舍“流落京都”的儿子，不舍她该做而没有做完的家长里短……。家母啊，你叫我们还说你什么才好呢！
家母抚养带大的孩子有一大班
（中左：家母，中右：家母亲家母，后右：小妹，家母膝前：外孙女与外孙，亲家母膝前：两孙女）
当时正是国家物资匮乏年代，瑞安中学给县民政局打了报告，为我母亲申请了一具杉木棺木，给我家送来一份安葬费，还派出师生代表，抬着花圈，加入母亲的出殡丧队。母亲病重期间，我不在家乡，只是“瑞中”的一个挂名教师，校领导仍一视同仁，亲临我家探望母病。“文研院”研究生部闻悉噩耗，部副主任郭睿儒老师——北京舞蹈学院教务主任调任“文研院”的老干部，大家亲切地喊她“郭大娘”，以全体研究生名义，给我家发来唁电，表示悼念。京、瑞这两公家的体恤民情，尽责尽义，关怀师生员工，可称当年少见，现在绝无。
不久，研究生部来信嘱告：希望我在料理母亲后事之后，抓紧返京参加学期结业考试。
8月中旬，我赶回北京，首先向研究生部递交了中国戏曲史课程的结业论文。这是我守候母亲临终病榻前三个月内完成的长文《温州地方戏概观》。我特地将文章复写了一份，留做存念。日后每当我翻读拙集《戏曲十论》所收此文，忆及当年所历情景，常使我潸然泪下。
另一门当堂考试的课程是日语。因我日语只学个头就回了家，连字母也半生不熟，哪能对付得了日译中、中译日的考试。好在教日语的中国音乐学院金老师的考试方法有孔可钻。他预先公布40道考题，考试从中择题。笨鸟先飞，我从别人处要来做好的标准答题，凭自己多年教中学辅导高考生练成的猜题、蒙题“本领”，重点背下金老师可能会考的题目答案。考试成绩公布，本人居然名列全研究生班第二。第一名是研究生班唯一的女生、专攻过日语的蒋光鼐千金蒋定穗。“屈居”于石榴裙名下的我，得到同学的一致赞美，说：“想不到读俄语出身的老孙，日语根底也这么深啊！”
还有一门不曾上课的课程，是“观摩课”，学期考查作业，只需交篇观剧感即可。而对我来说，“文研院”读研三年，于我专业帮助最多的，倒是这门功课。
研究生部负责观摩课工作的何翠英老师，解放军部队文工团舞蹈演员出身，性格灵动活跃。在部队，她是个干劲十足的先进分子，由于表现突出，提拔很快，据说小姑娘年岁就挂上多颗星的军衔。她把人民战士的雷厉风行作风，带进研究生观摩工作，卖力四处搜求、购票，使我们三年读研间的每个晚上，常为去剧场“疲于奔命”。
不分专业，无论种类，有票必购，有戏必看，多多益善，这是何老师操办观摩工作的宗旨。读研逗京的两年半间，光我积存的演出节目单，多达三百来份。遗失的，没有买到的，或压根儿就没有节目单的演出以及内部演出、电影、录像观摩等等，还有许多。
戏曲系的观摩品种，不限于各类戏曲剧种，举凡话剧、歌剧、舞剧、哑剧、芭蕾、音乐、歌舞、交响乐、室内乐、独唱会、独奏会、杂技、曲艺、木偶等等，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还有美、英、日、俄、荷、西、澳、希、朝、埃、印、菲等以及其他记不清名目的国家与地区的各类文艺团体演出，满钵满罐，杂七杂八。这种“恶补”式的观摩，令我眼界大开，见识了艺术世界的方方面面和角角落落，见到了书本里没有的许多东西。这些都全亏了何老师那股没有“专业眼光”的“傻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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