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与丑生创造

无论是创作《徐九经升官记》、《膏药章》，还是改编《法门众生相》，湖北省京剧院继承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之传统，执着关注社会与人生，反映官场的特殊性，反思人性之弱点，以丑角为主演装扮主要人物，丰富了京剧丑角表演和唱腔，创造出京剧丑生这一新行当，成效卓著，应视之为鄂派京剧的特色。

（一）反思官场，展示官场里人性异化过程。

官场的场力即常说的权力。有官则有权，官位意味着权力。官大则权大，官小则权小。权力还能给官员带来名誉、地位，获取官位，自然可以受到下级和百姓的敬畏顺从，产生荣耀感。徐九经升官上任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就说这歪脖子树吧，要是它有朝一日被哪位木匠师傅看中，选去做金銮殿的大梁，谁敢说它不正那歪脖子……正好雕个龙头呢。”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依据编剧在《创作漫谈》所言：“首先为徐九经设置了一个不同于他人的、坎坷不平的个人命运：虽有才华，但其貌不扬；久不得志，竟一步登高；欲伸张正义，又受到权势的压迫；最后纵然抑恶扬善却不得不弃官而遁。他既有为民做主的大抱负，又有个人升官的小算盘；他正直、善良，却又在恩怨面前踟踌徘徊；他看似迂腐，实际聪慧；虽然好酒，并不贪杯……有意把这矛盾着的诸方面都有机地溶成一体，围绕着人物性格来构思情节，结构场次。”即把升官后的徐九经立即卷入王爷与侯爷派系之争的官场漩涡中。徐九经在官场派系争斗中的处境，内心深处良心与私心的灵魂搏斗，惊心动魄并使人可信。“当官难，难当官”的唱段，脍炙人口，与最后徐九经巧妙审案后主动辞官归隐，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于封建官僚体制中强烈的权力等级，加之官吏的升迁降黜取决于上司的赏识与否，而并不完全在于官员的德行、才干、政绩等方面，故而在官场中造成“唯上是从”的奴化心态，即官员要维持自己的权力，满足自己的极度欲望，便不得不阿谀奉承上司，甚至放弃个体人格尊严，对上级一味屈从，卑躬屈膝。根据传统京剧《法门寺》改编的《法门众生相》，把生旦为主演的戏改为以丑角为主演，大大增加了贾桂的戏。表演艺术家朱世慧扮演贾桂，把这位小太监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专横跋扈，圆滑应对，巧言令色，见风使舵，既为虎作伥，又内心痛苦，猥琐自嘲，折射出特殊环境导致的扭曲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示在舞台上。

（二）反映民间的声音，即广大民众渴望官吏清正廉明，要求公平公正的善良愿望。

中国古代官场是自上而下的授权制，金字塔式的“场力”从塔尖逐层向下辐射。相当长一段时期是不同形式的封官制，或军功、或因袭、或受举荐等。自隋唐实施科举制之后，人们把目光投向科举考场，从考场通向官场，实现个人的各种欲望和人生价值。为提高官员思想素质，历朝把弘扬儒家道义的《四书》、《五经》作为必读书，并在其中选取科举考试题目。而古代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是由各级官府颁行各类规约，来调整各个阶层以及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处罚违犯规约的一方。而违规一方，有的会寻求官员庇护。这类“寻求”向社会规则的公平公正挑战。作为社会裁判的官吏就面临严峻考验。徐九经正是在接受这种考验。历代人们渴求社会公平公正，惩治贪赃枉法，希冀刚直不阿、秉公执法的清官，如把包公神话到“夜间断阴间冤案”的地步。剧场若上演平反冤案、惩治贪官的公案戏，容易引起观众共鸣。所以，元杂剧、明清传奇、京剧及各种地方戏中均有公案戏这一大类。观看公案戏，可使观众在剧场中宣泄对官场腐败的不满情绪，这是公案戏产生轰动效应的社会心理基础。

（三）展现动荡时代与特殊环境中人生的困惑与无奈，反思人性的弱点及民族意识中的劣根性，折射出历史与现实的荒诞性。

《膏药章》表现的是动荡时代小人物的明哲保身而不能保身，既善良又胆小，想爱又不敢爱，复杂性格的某些方面与鲁迅笔下的阿Ｑ有同工异曲之妙，创造了新时期京剧以及戏曲舞台上一个重要的艺术形象。而在特殊的环境中徐九经的困惑，最后对现实的逃避而归隐，贾桂的无奈与无赖，深入人物的内心深处，展示人性的隐秘及弱点，揭示出人物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渺小与荒诞。

在舞台艺术上，湖北省京剧院上下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继承楚文化“优孟衣冠”干预现实、仗义勇为的精神，发扬唐参军戏以丑角为主演的民族表演艺术传统，徐九经以丑扮正面形象，突破以往正面官员以生角扮演的框框。尤其是膏药章的装扮和表演，更多地加入了生行的表演，以致形成了京剧丑生这一新行当，艺术贡献突出。这个创作集团对艺术的追求，使喜剧艺术由浅薄的搞笑变得深刻，喜剧人物性格由表面化进一步深化，拓展了民族喜剧反映生活的领域。无论徐九经、贾桂、膏药章的做、表，还是唱、念，都有新的创造，难能可贵。这些舞台创新不仅给京剧丑角艺术以新贡献，而且给当代观众很多审美信息和许多新的审美兴奋点。这是鄂派京剧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秦华生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