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孙菊仙唱片真伪案为例
梨园界惯出传说。“程长庚不许皇上叫好”、“谭鑫培得赏四品顶戴”、“杨月楼与慈禧太后通奸”、“孙菊仙从不灌唱片”……凡此种种，一经文人笔墨渲染，代代因袭，几成定谳。近年来，拜数字化时代之赐，各地文化学术机构的文献大规模公开上网，海量信息的查询日趋便捷，戏曲界的许多学术“定论”都将面临新的证据考验。
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是京剧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世称“后三鼎甲”。他们留下的声音文献，弥足珍贵。其中，孙菊仙署名的留声唱片，存世数十种。然而，由于“从不灌片”传说是孙菊仙的“自誓”，经过多位与孙菊仙熟稔的票友记者广为传播，影响深广。吴小如先生甚至说：“所有孙菊仙片无一真品，此尽人皆知。”因此，上世纪五十年代，原中国戏曲研究所整理出版《京剧唱腔》曲谱，老生分册中不收孙菊仙的录音曲谱，仅收录孙派传人双处的一段《浣纱记》;1965年，中国唱片社系统出版《京剧资料唱片》，也仅以双处的《浣纱记》《捉放曹》《雪杯圆》等代表孙派。
然而，数字化时代来临后，大批尘封史料浮出水面，人们发现事实并不如此铁定。早在孙菊仙在世之时，“从不灌片”一说已经受到当事人和媒体的质疑或否定。当年经手胜利公司灌片业务的谋得利洋行买办徐乾麟，曾详细叙述安排孙菊仙在上海金谷香饭店灌片的经过，称《忠臣不怕死》《朱砂红痣》等12吋唱片，“确系孙老所唱”。操琴伴奏的是由老生改行的小桂芬，先后付酬1200元。目前考证下来，这期录音是在1905年，共有8面。比对这次录音，1908年还有14面为同一人所唱。
有人说，徐乾麟是假唱片的始作俑者，他的话有为自己“洗地”嫌疑。其实，即使是罪犯也未必句句是假话。追求真相不宜“因人废言”，应该就事论事，具体分析。徐乾麟并不否认造假，上来就说“物克多(胜利Victor唱片的旧译)假冒孙名者虽有……”而且与丁悚聊起这件事的时候已是1928年，孙菊仙还健在。如果编故事为自己洗白，为何不去编个汪桂芬的故事?汪在物克多倒真有假唱片，编汪的故事，那时是死无对证的。徐乾麟敢于说“谓予不信，好在老孙未死，予亦健在，尽可对质也(《梨园影事》1928年1月版)”这样的话，可信度是很高的。此外，我们还发现，当时著名的剧评家梅花馆主，漫画家和留声机发烧友丁悚等都曾撰文肯定孙菊仙有真唱片。包括受过孙菊仙亲炙的天津名票王庾生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还是说“他很少灌唱盘”，并不全盘否认。
在海量的文献数据面前，当年那些“从不灌片”说的依据，也越来越使人起疑。从举证责任来论，指责他人“有罪”———作伪，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并不能因为胜利公司有过假唱片就此认定所有唱片都是假的。事实上，许多名角，如王凤卿、汪笑侬、金秀山、王长林、孟普斋、小子和、冯二狗、时慧宝都在早期物克多灌过唱片，而王凤卿、汪笑侬、时慧宝等人在该公司的唱片均有真有假，需要分析论证才能确定。“控告”唱片是赝品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就是通过声音分析指出破绽。名票、剧评家苏少卿先生对谭鑫培的假唱片就写过多篇文章分析指伪。1922年的《某公司戏片为赝谭辩》，1947年《冒充谭鑫培的唱片》等都逐字逐句分析评判《捉放曹》《黄金台》等唱片为伪谭片。现在知道，苏先生讲的这几张唱片，作伪者为谭鑫培之子谭小培。而那些可能是真孙菊仙的唱片，演唱者的修养、功力远高于谭小培，连素来认为孙菊仙无真片的吴小如先生也认为唱得“雄浑朴茂，古色古香，”是“唐临晋字”，那指伪更应当详加分析，方能令人信服。可是，在苏先生数十万字的戏剧评论里，我们没有发现一句对孙菊仙唱片的分析评判，也无从知晓他到底听过哪些“孙菊仙”唱片，一谈孙之唱片，就只有《孙菊仙之怪癖》———“予誓不留声及摄影”。不仅苏先生没有，坚持此说的张肖伧、求幸福斋主、罗亮生等“历史见证人”都没有。这就不能使人起疑：说孙菊仙唱片全是假的，到底是听声辨音分析判断的结果，还是因为听说孙菊仙“从不灌片”就根本不去听唱片而以讹传讹?
有的爱好者花了数年功夫，搜遍了几百种清末民国报刊，整理了数十万字的“京剧老唱片原始资料”，我们又从里面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历史见证人指认孙菊仙唱片的“冒充者”可谓五花八门。天津画报上先有孙菊仙的友人撰文，说是孙派传人双处，后来又有人说是另一位传人时慧宝，剧评家求幸福斋主指认是上海的吕月樵，张肖伧则反驳说“孙之唱片行销极早，吕月樵未得名时已有孙片。据云冯春航之兄二狗，昔时学孙调颇毕肖，与月樵之纯以假嗓出之者不同。谋得利之孙片，或出诸冯二狗之口也。”谭派名票罗亮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口述，即是因袭此说。这几位被告的“作伪者”，当年都是久占申城的名角，个个都有公认的真唱片。笔者把收集到的所有署名孙菊仙唱片全部数字化，在电脑上与这些“被告”的唱片比对，结果没有一个能与任何一张孙菊仙唱片对得上号。也就是说，“伪片论”在最根本的证据———唱片本身上，要么失语，要么错误。仅此两点，孙菊仙“没有真唱片”一说证据不足，无法验证是昭然若揭了。
相反，一些反方的证人证言，倒很多能与现有数据互相印证。限于篇幅，仅举一例。冯子和（即小子和）哲嗣冯玉铮先生曾在多个场合说过，孙菊仙《杜十娘》《三娘教子》唱片中的合作者小子和，确实是他父亲本人所唱，操琴者为“内廷四大名琴师”之一的王云亭。而孙菊仙对小子和有提携之恩，幼年冯曾随父亲去见孙菊仙，每次都见父亲毕恭毕敬，不可能与假孙菊仙合灌唱片。冯先生这里实际说了三件事，征诸唱片件件可证：首先，小子和在百代公司有公认的真唱片，与1908年的《杜十娘》《三娘教子》诸片比对，可以确认;第二，1908年这批唱片的胡琴确实非常好，琴艺远在1905年的小桂芬之上。刘曾复先生也说过这个“胡琴相当地好！”只是是否王云亭，多年来苦无实物证据。年前，终于在天津一位藏家手里发现了王云亭的胡琴曲牌《柳叶景（柳摇金）》唱片，经何毅先生考证，实为王云亭之《傍妆台》曲牌，确与1908年孙菊仙唱片中的操琴者为同一人，冯先生所言不虚。第三，1905年物克多唱片中另有署名“孙菊仙、小子和、毛仲琪”的一张《桑园寄子》，其中“孙菊仙”与同期的“时慧宝”显系同一人，是假的;而“小子和”与1908年的小子和也判若两人。真对真，假对假，也不是毫无根据。
不过，我认为，真小子和不可能与“假孙菊仙”合灌唱片的原因也缘于梨园惯例。《三娘教子》一片的内容篇幅，明显主角是孙菊仙，小子和只是最后配了两句，这符合两人在梨园的身份地位。不可能反过来，小子和这样已经享大名的青年演员去给一个谁都叫不上名来的乏角配唱。《杜十娘》一片尤其不可能。此剧是孙菊仙与小子和排演的本戏，也正是孙菊仙慷慨提携后进的明证。唱片的这段戏，看得出主要是灌小子和的所谓“梅花板”新腔。正因为有孙菊仙在场，特地要他一起合灌，所以小子和的慢板只唱了三句，原词的核心内容都没唱。否则，完全可以旦角一人独灌，多唱几句，不可能特意找个乏角来占时间。所以，京剧学界对孙菊仙唱片这样重要的声音文献，目前首先应摈弃成见，疑“罪”从无，进行深入细致的再研究。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像孙菊仙唱片真伪这样的问题恐怕还只是冰山一角。在海量的文献数据面前，戏曲艺术史上的许多定谳、成说，都将面临拷问。
（作者为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摘自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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