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剧”正义

写完《中国戏剧艺术论》后，我觉得需要特别说明本书中使用的“国剧”这个称呼。我喜欢把这部书简称为《国剧艺术论》。把“中国戏剧”简称为“国剧”不是我的首创，我只是希望能使这个非常合适的称谓——至少是我以为对中国戏剧最合适的称谓——能够重获关注，希望更多人认同这个称谓。
对中国现代戏剧史略有所知的人都不难联想到，“国剧”这个词源于20年代余上沅、赵太侔等留学西方的学者与戏剧家回国后开展的“国剧运动”。但更值得注意的，则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对这个称呼创造性的使用。从齐如山的研究历程看，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寻找具有戏剧学、艺术学与美学多层面鲜明特征的中国戏剧的准确定位，虽然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他是如何经过摸索与反复斟酌，才确定使用“国剧”这个词的，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个称谓与余上沅等人创造的“国剧”这个称谓，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如同胡星亮博士指出的那样，“国剧运动”的思想资源来自异域，这是一批深受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以及欧美新剧场运动影响的学者发起的戏剧运动。（《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思潮》）我想加以补充说明的是，这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戏剧运动，而不是中国戏剧界内部发起的戏剧运动；他们提倡、追求的“国剧”，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称之为“西化的中国戏剧”。他们是想用中国材料做西方戏剧家做过的事；而齐如山的研究对象，则完全是、或者说真正是中国的，是在中国土地上已然存在、并且早已深入人心的中国戏剧，是中国的戏剧界所熟知的国剧。故而我相信，齐如山借用（如果确是一种借用的话）“国剧”这个称谓以研究中国戏剧，就包含了这样的潜台词——即使是在戏曲改良的声音最洪亮的年代，“国剧”也并不需要谁来提倡，尤其不是完全置身于戏剧界之外的力量所能提倡的，不需要一个什么“国剧运动”。走进中国每个城市每个村落，我们处处都能欣赏到“国剧”，也能遇到无数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国剧”知音。
尽管余上沅等人所说的“国剧”并不是，至少并不完全是齐如山研究的、以及我试图在这本书里加以研究的“国剧”，但我仍然觉得，余上沅为“国剧”所下的最重要的一个定义是十分准确而深刻的，并且是最好的，他说，“中国人对于戏剧，根本上就要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样的戏剧，我们名之曰‘国剧’。”（《国剧运动·序》）如果说余上沅等人发动的“国剧运动”始终只能说是一场失败的运动，那么，这一失败的根源，正是由于受到西方艺术观念过多影响的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符合他们理想的“国剧”，实际上早就已经诞生在中国，并且一直存在着，并不需舍近求远。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近些年里，媒体，甚至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喜欢把京剧称为“国剧”，似乎这样的称呼包含了把京剧视为最能代表中国戏剧的剧种的意思，因之也就提高了京剧的地位。这样的误解是70年代末以后从台湾来的，它在台湾就已经是一个错误。齐如山50年代以后一直居住在台湾，而在台湾，由于50年代以后官方竭力张扬的主流剧种就是京剧，其他剧种，尤其是歌仔戏之类是受打压的，台湾由军方办的几个有影响的国剧团只是京剧团；被公认为戏剧理论大师的齐如山研究国剧，确实以研究京剧为主，他的研究对象和所用的材料，也主要源于京剧。因而，在台湾，“国剧”与京剧，在很多场合就被混用了。但是这样的错误并不是作为学者和理论家的齐如山自己造成的，只要对他的著作略有涉猎就不难知道，他非常明确地、并且多次、反复地申明，他所说的国剧不限于京剧（皮簧），“凡国中产生的戏，就算国剧。不仅弋腔、昆腔、梆子腔、皮簧等戏才算国剧，就是各省的戏，如川滇湖广等省之戏，以至越剧及台湾歌仔戏等等，都可以算是国剧。”（《五十年来的国剧》）他的《国剧概论》、《国剧艺术汇考》等重要著作，都体现出这一理路。诚然，他在一些场合讨论国剧的艺术规律以及理论问题时，往往同时只是在讨论京剧的规律与问题；他也从不讳言，他一直是视京剧为国剧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研究京剧以研究国剧的。但即使是在这样的事实，也不足以说明他的理论里存在着不顾其他重要剧种的存在，仅仅把京剧当成国剧全体的含意。
正如齐如山所言，京剧当然是国剧，但国剧并不只是京剧。把京剧称之为国剧并没有丝毫提升京剧的价值与地位的意思，京剧本来就是国剧，当然，是国剧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把国剧等同于京剧，就像把戏剧等同于话剧一样无理。遗憾的是这种无理并不罕见。
所以，我们应该让国剧重新成为国剧，让国人重新认知国剧的内涵。其实与“国剧”类似的称谓很多。除了我们常说的“国画”——你当然不会以为将水墨画称为“国画”有什么特殊的褒意——以外，台湾艺术界习惯于称我们常说的“民乐”为“国乐”，海外媒体也常把武术称为“国术”，把中药称为“国药”。因而，使用“国剧”这个称谓，实在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我惟一感到不解的，就是它为什么尚未被人们、尤其是被学术界广泛接受。我相信，若干年后，这种现象会有改观。至于“民乐”，虽然不是我的研究范围，但我要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说，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角度看，这个称谓包含的文化边缘心态实在是太明显了，倡言“国乐”，也许比倡言“国剧”更有理论意义。

（摘自 《中华读书报》2000年0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