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氏彝兰》的魅力

在南京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京剧节初次与云南京剧院创演的《凤氏彝兰》相遇，就有一种惊艳的感觉。最近又有机会在北京再次欣赏京剧《凤氏彝兰》，更为她的魅力所倾倒。
《凤氏彝兰》以一位汉族落魄书生与一位后来成为土司的彝族姑娘之间的情爱为主线，而汉彝两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面的差异，正是构成这段跨文化爱恋的戏剧性的关键。
类似的跨民族爱恋故事，在近几十年的戏剧舞台上屡见不鲜。这些作品聚集起来，给我们营造出这样一种模式：在少数民族姑娘开放、爽朗、直率的情爱观与汉族男青年（军人或者干部、作家或者科技人员）内向、含蓄甚至不无羞涩的情感表达模式之间构成某种张力，它不断推动着戏剧的进程，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当这样的题材被经常用于表现民族团结的主旨时，它们所包含的微妙含意就很值得推敲，因为虽然在剧中少数民族的姑娘们表现得更像是征服者，但是从政治与文化这些更重要的层面上，其实恰恰相反。回到京剧《凤氏彝兰》，我们仿佛看到同一母题的再次一次重现，但细细品味，又会感觉到许多重要的区别。最明显的区别，当然是在这部戏里，两个不同民族基于不同文化习惯的情爱观念差异不再是为了制造轻松的喜剧效果，相反它们导向了一个惨痛的悲剧；然而《凤氏彝兰》与同类题材的剧作更关键的区别在于，剧中汉族男主人公第一次赋予了人格的力量，并且因为有人格的力量而对自己的命运有所选择，有所担当。
我们看到，《凤氏彝兰》里的赵师爷在这一场情爱纠纷中之所以能保持他作为一个“男人”、甚至是一个“人”的尊严，皆因他面对彝家少女叶子咄咄逼人的、率直不羁的情爱表白所秉承的具有汉族文化特色的情爱信念，他那些看似迂腐的行为与观念，从男女授受不亲到要求“名分”，体现着他藉以坚守的原则，这种信守有文化为背景，有多年接受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背景。我们知道，“五四”以来，儒家文化与价值观基本上是被当做负面的批判对象的，在多数戏剧作品中，汉族人情爱表达方面的拘谨也就被理解为封建礼教束缚的结果，按照这样的价值观念处理感情问题的主人公，总是受到戏剧作品的批评乃至嘲笑。然而在京剧《凤氏彝兰》中，赵师爷基于这样的文化立场的所作所为，却被赋予了正面的意义。这种崭新的判断暗含了编导对汉族的文化传统与道德观念的价值重估。确实，我们应该看到，赵明德在两性情爱上坚实的文化立场，是经历了数千年的积淀，只有在一个高度成熟的文明环境里才能形成的情感价值，如同在戏里表现的那样，它不仅一点也不可笑，相反，它令人肃然起敬。在这个意义上，《凤氏彝兰》表现的这场基于文化差异的情感冲突并没有停留在表面，随着人物命运的波折与突变它向着更深层进展，以此为同一题材的剧作倾注了此前往往被戏剧家们忽略的人性内涵。
京剧《凤氏彝兰》的表现手法也颇具特点。在抒情与叙事的关系处理方面，该剧堪称一部活的教科书。我们看到，作品描写的人物命运跨度很大，包容的情节内容其实非常之复杂，但是因为在几个最关键的场次，比如在凤彝兰成为土司的九姨太以及改名、得到土匪白垛爷援手而登位、尤其是师爷死后凤彝兰决定遵循汉家风俗为他守制，这些需要大量叙述空间的故事性内容，编导都能找到极其简约的手法，用画外音将复杂的情节用精练而又极具概括力的一两句话交待清楚，使故事的发展非常之紧凑，环环相扣，既有相当大的跳跃性，又足以连缀剧情。而通过对故事情节如此浓缩化的处理，留出了大量的空间，让人物充分表现他们内心的复杂情感以及相互之间情感层面上的交流与冲突，使每个重要场次都有足以打动人心的唱腔，如此才能充分展现人物的悲欢离合，使之成为一部非常耐听耐看的戏剧作品。
最后还需提及作品处理上十分注重“京剧化”的特点。《凤氏彝兰》表现的是彝族题材，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色彩，但并没有简单地处理成贴附在作品之上的添加物。《凤氏彝兰》的编导甚至在许多按照剧情足可以展示彝家风俗的场景，也有意地将彝族角色的舞台动作戏剧化、京剧化，以此来保持整部戏在表演风格上的统一性。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足以体现出导演在戏剧整体把握方面的清醒意识，尤其是运用非京剧手段时的谨慎态度。赞赏《凤氏彝兰》表现手法的京剧化，并非意味着一部京剧作品必须断然拒绝任何非京剧手段的借用，而是说，对任何一种外在表现手法的借鉴吸收，都必须经历一个消化融合以使之看起来“像是京剧”的艰难过程，否则，这样的借鉴吸收不仅为作品增色，相反还很容易造成对艺术的破坏，而类似的破坏在舞台上并不少见。
如同多位前辈专家所说，京剧《凤氏彝兰》还存在可以进一步加工提高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不成熟，只意味着她的出色，因为只有一部出色的作品，才有可能不断加工提高，才值得为之付出努力。

(摘自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