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整个11月里，要见到梅葆玖先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闭门谢客
，潜心在做一件事情：录制梅派京剧名作《贵妃醉酒》和《太真外传》全本的两张唱片。一个京剧名家录制唱片，原本是最顺理成章的事，但他的合作方却是今年在国内唱片界叫得很响的新贵——太合麦田公司，那家公司坐镇的是一手捧红了当下炙手可热的朴树的宋柯，挂牌的是华语流行乐坛的重磅音乐人李宗盛和张亚东。梅葆玖先生与他们这种联合，多少让人感到新鲜。
我对梅先生的采访最先便源于这种好奇。但是，在准备采访乃至于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于梅先生的好奇，实在是太多。是啊，他实在是太特殊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代艺术大师梅兰芳的幼子，也是梅家继承梅氏衣钵的唯一传人，还有，他是如今看来实在稀罕的男旦中最受尊敬的一位。他该是多么丰富的一个人物，在他身上承载着世人的猜测该是多么的多。
除了在舞台上看见过梅葆玖先生扮做杨贵妃或穆桂英的样子，我不大想象得出梅先生生活中的样子。我在网上搜寻有关他的报道，竟然不是很多，尤其关于他很个人化的报道就更少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父亲无人能企及的盛名对他有什么影响？他为什么会和一个显然以制作流行音乐见长的唱片公司合作？他如何看待如今越来越稀少的男旦？凡此种种，都是我希望得到答案的。
和梅先生的采访约得很顺利，尽管他很忙，还是定在后海的“梅府家宴”与我见面。颇为意外的是，我到了那里的前一个小时并没有看到梅先生，倒是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的吴迎先生慷而慨地向我先介绍了他们和太合麦田录制这两张唱片的深远用心，听得我也精神抖擞。待到自己驾车而来的梅先生挟着初冬的凉气匆匆推门进屋时，一派爽脆利落的精神头儿立时令人一振。
那一刻我真是明白了什么叫戏是戏、人是人，什么叫大家风范。
70年前就为今天准备好的唱片
吴迎先生一开口便说：“这两张唱片除了梅葆玖能做，在整个京剧圈，别人来做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唱片出来后相信所有的人都会非常吃惊。”能让一个京剧的行家如此的激动，梅葆玖这次录制唱片定然是不同寻常。
听吴迎先生介绍，此番梅葆玖先生录制的是《贵妃醉酒》和《太真外传》的全本。这两出戏是艺术大师梅兰芳在上世纪创新的代表作，不要说全本的录音，全本的舞台演出在近几十年来更是没有过，除了梅葆玖，别人没有功力可以做到。这话让我倒很好理解，梅葆玖是最得父亲真传的梅派代表，在同辈人当中已是顶峰，何况是后辈？录梅派的代表作，别人自然与他是没法比。
但是，吴迎老先生的话里显然不仅是这个意思。他说起此番梅先生和太合麦田的合作，“和太合麦田的宋柯总经理见面，他的话让我们非常吃惊，现在也轮到我们跟帕瓦罗蒂较劲了，帕瓦罗蒂演唱的时间还没有梅葆玖长呢。我们和太合麦田合作，就是想要尝试怎么让梅派艺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和国际接轨，怎么把京剧渗透到年轻人中，过去梅派艺术一直没有占领过年轻人这个阵地。太合麦田给了我们市场的勇气，因为过去所有的唱片公司都跟我们说，就是怕录完卖不出去。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终于让我明白，这次录唱片，年届七旬的梅葆玖不是录一张传统的京剧发烧唱片了事，而是要往前走出新鲜的一步，即将梅派经典的剧目用现代的、跨界的方式重新编曲，加入大交响乐队和民乐，再在保持梅派唱腔精髓的基础上，用更为现代的方式唱出来。
尽管明白了这两张唱片的特别，但我这个对京剧基本上算外行的人还是想象不出它出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吴老先生说，梅葆玖今天走上这条路，是梅兰芳做的序曲。他说在梅葆玖十几岁的时候，几番出国征服了西方的梅兰芳每次回国，都会带回很多西洋歌剧、交响乐甚至是流行音乐的唱片，他总是让梅葆玖听这些唱片，说：“你要是不听，京剧是唱不好的。”他常常指点儿子：“你听，人家这个女高音，音有多准！唱得多好！”那时的梅兰芳，就懂得吸纳东西方各门类艺术的精华和与时代及国际接轨的重要性。而非常让人吃惊的是，京剧单线性的唱段音乐原本与讲究和声的西方音乐是不大好融合的，然而，如今学习过西方和声学的音乐教授们发现，梅兰芳在70年前创编《太真外传》时，就懂得和声的规律，在唱腔里就留下了可以添加和声的空间，让今天为这些唱段进行交响化编曲的作曲家们，非常自然地就可以填进这个空间。因而吴迎说：“梅兰芳在70年前就为这两张唱片做好了准备。”
待到梅葆玖先生自己谈起做这张唱片的想法，我才更加明白，这张唱片对他更重要的意义不是对京剧和梅派的革新，而是另一个意义上对父亲的传承：“每个门派都有其艺术门规，单从梅派来谈也谈不完。从我父亲一生的艺术发展来说，他既有老的传承，又有他自己的艺术加工，不断地和时代融合，和国际交流，然后再融合。他那时已经是与时俱进了，因为京剧总是老腔老调，观众不接受！现在也是啊，现在我们能听到分门别类的音乐，光音响你能听到的频道都比过去丰富得多，京剧原来太单了，现在人欣赏的耳音不一样了。但我们是在原汁原味、京剧的魂不能破的基础上把它托起来，让年轻的、老年的、中年的听众都喜欢，开阔视野，但还是京剧，不能一听成了歌剧或是京歌剧。”
他话音干脆、字句连珠、语速偏快，与舞台上轻吟慢唱、姿态婀娜的贵妃绝无半点相似之处。他继续噼噼啪啪地说着：“改革不是忽然梦有心得，它是整个大趋势，对于观众的欣赏，不是配合，而是要站在时代的浪尖上永远往前走的，你不走也好啊，但结果就是博物馆、老戏台，然后外国人来旅游看一眼，完了！改革是一种客观存在，就怕我改你听就麻烦了。我父亲的改革也是一步步进行的，改了不合适，再退回来研究，合适了再往前走，是根据观众喜欢不喜欢，不是某几个负责人、专业人士喜欢不喜欢。我们要做的是怎样让大家真正喜欢，是有真正见地的人喜欢，但也不是下降到流行音乐的水平。”他马上又补充：“我不是说流行音乐不好，我自己也喜欢听很多唱片，像席琳·迪翁、迈克·杰克逊我都爱听。我的碟很多，什么都有，这在京剧里也算头一个。因为艺术门类很多，我真正喜欢灵魂的美，各种门类都有其美，怎样把它的精华亮点保住，好好包装？我们的唱片也是这个想法，向前的趋势开始，完了听大家的想法，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父亲的意图就是革新再革新，一谈到艺术，他的视野就拓宽了，有人提意见就记下来，无门户高低之见。梅兰芳可贵就在这儿，好东西我就拿来，非常聪明。”
一上来干脆利落、响当当的一长段话，想让我不对他印象深刻都难，想让我不对他的人他的唱片感兴趣都难，想让我不生重新了解梅兰芳和京剧的发展的心都难。但，一一谈来，那得是多深的话题！
不务正业的“小媳妇和大老爷们”
与梅葆玖先生的会面，确实很让我意外。我暗自思忖这意外源于什么，因为之前我对于他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想象，想来是因为只看见过他在舞台上的扮相，心中就把那形象和他等同起来，冷不丁见到他生活中自然的样子，倒觉得新鲜。
吴迎先生的一席话倒让我生出很多联想，他说：“有些采访也真是没什么意思。他们的想法比较特别，有一次，一个女记者采访梅葆玖，她一上来先看梅先生穿什么牌子的袜子。我就知道，我说你甭看，肯定是阿迪达斯、耐克这些，不会是香奈尔。我们在舞台上可以演女人，生活中绝对是男人，大老爷们！我说你要讨论的问题，可能去找张国荣谈更合适。”
20世纪初，京剧是男旦的天下，也是因为有一批优秀的男旦，把京剧发扬光大，发展得红红火火。那时人们看待男人演女人，大概不会觉得太特别吧？因为当初四大名旦在舞台上展现女人的千姿百态，台下却都是飒爽潇洒的男人，似乎没有人质问过他们是否有性格倒错的问题。而今的时代，女人上台演戏不再受限制，男旦也就越来越稀罕，见得少，难免有人产生出某种好奇的窥视心理。更何况，个性独特的香港演员张国荣在电影《霸王别姬》中把一个人戏不分的男旦程蝶衣给演活了，让人几乎以为，一个好的男旦多半就是那个样子吧。
梅葆玖先生倒不以为意，他说，男旦比起女旦，其实在体力、嗓子和演技上更有优势，因为不是女人，所以更加比女人用心揣摩，下得功夫更多。说起当初为什么学起唱戏，他说没什么特别的，大概就是从小在父亲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加上父亲看他在扮相和嗓子上有条件，便请人给他教戏，培养他做了传人。
生活中的梅先生真有股子说不出的爽快麻利劲儿，说起自己在舞台和生活中给人的强烈反差，他自己给我讲起一件趣事。他说因为自己从小喜欢汽车，但父母一直不让他考车本，怕他出事，待到父母都离世了，没人管了，他就在上世纪80年代去考车本。考的是卡车本子，练车是在大兴郊区，因为天气很热，他就光着膀子练车。一位老太太看见了，认得他是梅葆玖，就问：“昨儿还看见你在电视里演穆桂英呢，今儿怎么就光着膀子开车了？”他回答：“啊，昨儿是小媳妇，今儿是大老爷们了！”
说起开车，梅先生立刻兴致勃勃，吴迎先生开玩笑说：“你千万别跟他提汽车和音响。”因为，他是汽车、音响以及和电有关的机器的发烧友。梅先生自己打趣：“我是不务正业。什么都喜欢，除了汽车、音响，什么无线电、遥控飞机模型都做得很好，还喜欢运动，什么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只是没去参加比赛。生活很充实，不是除了唱戏，回家喝喝茶就完了。”
从小他就喜欢看着图纸自己制作模型、电子管收音机什么的，他说最高兴的就是听见自己装的收音机一响那一刻。据说传奇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梅先生就自己鼓捣出一台立体声音响，相当地前卫。而看梅先生那一双大手，不唱戏，他一定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
他说，从小，父亲就注意让他们好好受教育，这样即使不唱戏，也可以做别的。加上父亲本身是个开明而兼容并蓄、爱好相当广泛又相当聪明的人，使得他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兴趣也相当广泛，所以才有今天的“不务正业。”
说不完的梅府传奇
父亲，也是梅葆玖谈不完的话题。有那样一位出色、开明又可亲的父亲，有谁能不骄傲呢？
他说起自己最初的唱戏，是因为10岁生日时学唱了一出《三娘教子》，大家一听，觉得他有父亲的感觉。父亲便指着一尊木头小雕像让他拜，说算是入门了，他说：“一个小木头人，让我拜什么？”父亲说：“什么木头人？那是祖师爷，快拜！”就这样，他开始了自己的舞台生涯。
父亲请人到家里教他唱戏，他便一面念书一面唱戏。父亲是名角，但他看老师教儿子，却从来不插手，他对梅葆玖说，老师教你的都是对的。后来赶上抗战，人人称颂的梅兰芳“蓄须明志”期间，父亲整日清闲，便在家看儿子学戏。那时梅家的状况十分紧张，日本人总试图逼梅兰芳出来做他们的“亲善招牌”，为此梅兰芳不惜连打两针伤寒针以发高烧来逃避。年幼的梅葆玖对这些事都记忆清晰，他说因为父亲去过日本，很受当地人尊崇，日本人才没敢做得太绝，一般老百姓，像父亲这样与日本人对抗的态度，只怕都没命了。
梅兰芳喜欢画画，画得还不错，和很多著名画家比如张大千、徐悲鸿等都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梅葆玖记得，抗战期间父亲没事做，就每天晚上在家画画。晚上10点电灯没了，父亲就挂上煤气灯戴上老花镜画，让梅葆玖在一边做小书童，给他调色，他总是记得父亲说：“不行，调得不对，重调。”不演戏，家里没有经济来源，父亲就把那些画拿出来开画展。“来的人好多！一听梅兰芳开画展，大家都来买，一下子全卖光了！家里就有经济来源了。我母亲说他，干脆改去画画得了。”大英博物馆曾经还想出600万英镑的价钱收藏梅兰芳画的《洛神》呢。
梅葆玖说起那些陈年往事，让人听得津津有味。
除了画画，父亲的博学和兴趣广泛让他感叹不已。梅葆玖说，父亲看过很多佛经，对佛学相当有研究，他自创的《天女散花》，每一个表演的手势无不从佛学中而来，在向梅葆玖传授这出戏时，他仔细给儿子讲述每个手势在佛家的故事。他还在服饰学方面有研究，每次演出的服装都自己设计，查看很多资料画出设计图，然后让梅葆玖的母亲福芝芳到大栅栏去买料子。梅兰芳还喜欢花卉园艺，据说他研究出如何嫁接培植出4000多种牵牛花的技术。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并擅长写诗填词。他教育孩子们，传统的东西要学，西方的东西要懂，时尚的东西也要看，常常带着全家到电影院看电影，还学跳时髦的舞蹈。梅葆玖记得父亲出国交流前，特意请了一位英国老师来教跳舞，他说：“在国外，跳舞是一种交流的手段，必须会跳。要是人家小姐到你面前一鞠躬，你说我不会，那多丢人！”梅葆玖说，后来回想他的话，觉得非常有道理。
他说父亲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跟世界接轨最早，从来不揍孩子。倒是妈妈福芝芳对孩子们比较严，因为妈妈是旗人，旗人的规矩大，父亲就说了：“没什么规矩，哪儿那么多规矩？”他待人都是那么好。
他说父亲很奇怪，平时血压高，一上台血压就降下去了。大概天生就是属于舞台上的人，所以一直到他最后一次上台演穆桂英，都没觉得自己的病有多严重。
父亲去世后，留下了价值几十个亿的收藏和家产，他的藏品中很多是无价之宝。梅葆玖说，母亲很聪明，把这些全部献给国家了。把这些东西留给子女，时间长了难免散失，不如给国家，还能永久地保存起来。梅葆玖说，那些东西若是给子女，是不得了的财富，但难保他们不会成为“画贩子”，今天这个人找，就东卖一幅，明天那个人找又西卖一幅，然后换宝马，换别墅，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他们都理解妈妈的决定，没有争议。他说，除了父亲戏曲方面的一些东西，有一顶父亲在美国得到的博士帽也留给了他，那是他永久的纪念，但是终有一天他也会交给国家，他开着玩笑说：“绝不能让人说梅葆玖把他爸爸的帽子给卖了！”
但是梅派的衣钵在他们的下一代没有传人，他说：“‘文革’耽误了一代人，我们的子女应该学戏的年代正赶上八个样板戏，那时男旦靠边站，老戏不让唱。”本来他哥哥梅绍武的儿子很有条件，但是那个年代不让学，最终他选择出国了。但让梅葆玖感到欣慰的是，大哥的孙子梅玮能唱上几段，梅玮正上着北大中文系，业余跟着梅葆玖学学戏。梅葆玖说：“这也算梅家隔代的传承吧。”
（摘自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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