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灯记》的演出过程，多数人还不是很清楚，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1964年周恩来总理、乌兰夫、彭真这三位老革命提出京剧应该搞现代戏，就发起了全国现代戏会演，《红灯记》就是那个时候排的。我那个时候正在“四清”工作队呢，可是我才去了八天就又被调回来，参加《红灯记》剧组。以前我们搞过现代戏，像话剧呀、唱歌呀，没有什么规范，也谈不上严谨，而且都是我们学生搞的。但这一次不一样了，剧组里有许多名艺术家，像李少春、袁世海等等，还有我们中国京剧院的总导演阿甲都参加了《红灯记》剧组，我也特别紧张，而且我也没演过现代戏。
看完《红灯记》剧本，故事是知道了，一姓三代，反对日本侵略者，结成一家人。可是铁梅的基调是什么，应该如何表现，心里没谱。导演只是说，要甜的，要喜庆，要活泼，但传统戏中的花旦就不太适用，过去的花旦一出场就是眼睛一亮，笑眯眯地手扯着手绢倒着碎步就行了，可铁梅不行呀，她还要面对凶恶的日本鬼子和故意刁难人的汉奸狗腿子，这人物基调很难把握。当时我很荣幸有那么多大艺术家手把手地教我。
书里有个插图，一个哥哥是地下党的小女孩挎着个小篮以卖油条作掩护为武工队送情报，眼睛里透着对敌人的仇恨，对我很有启发。铁梅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担水劈柴全靠她”，她身上有劳动者的阳刚气质，她不是软弱者。
通过读剧本，读一些书，还有大艺术家们的启发，我逐渐找到了人物基调。李少春扮演的李玉和赴刑场时拉着我的手真的使劲，改变了过去传统戏虚的做法，他这么实的表演是表现一个革命者的激情。特别是高玉倩扮演的李奶奶，她说家史时，眼睛里像蓄着一团火，我就盯着她，她就带着我的眼睛向外看，她唱“眼见得革命的重担就落在你肩上”，深沉有力，她的情绪无形中带动着我，这种舞台上的心灵使我受益匪浅。我的唱段中“十七年的教养恩深”恩深二字原来唱得轻飘飘的，李金泉老师指教我把“深”字沉下去，包括后来的“咬住仇、咬住恨”中“仇恨”二字咬得要死，要顿挫有力。所以说，铁梅形象凝聚了许多老师的心血。大文豪郭沫若也帮我把娃娃调中“不许泪水腮边洒”的洒字改成挂，使泪珠更形象了。马连良不是我们院的，但他看了我的戏说咱们这只左胳膊可折着呢，你唱“爹爹不怕担风险”时左胳膊没活，总攥拳头不行，能不能提拎着衣襟，他真给我出了个好主意。所以说，这个戏是多少人智慧的结晶，尤其是后来杜近芳、李维康、曲素英都为《红灯记》泼洒了心血。杜近芳唱的“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真是嘎嘣脆。像李维康运腔的高技巧、细节的处理都很独特。我的同学柯银英也说我，我在演敌人搜家后时戏断了，应该是气囔囔地骂这些坏蛋才对，这才连贯。铁梅是大家演的，只电影是我拍的，但不是我的功劳，是大家创造了活生生的铁梅的形象，包括观众的支持。
水有源树有根，我之所以能够演好一些角色，首先得感谢我的母校--中国戏曲学校，现在改叫中国戏曲学院了。那时要11岁的，我是虚报年龄，报大了两岁，9岁半混进了戏校，混进去以后，就是淘气，不懂得用功，在这之前看过几出戏，就觉得京剧风光啊、缎袄啊，真是漂亮，记得看过童葆龄的《锁麟囊》，方连元的《泗州城》，又翻又打，太有意思了。我学戏是在解放初期的1951年，戏校集聚了一批有名望的戏曲演员和戏曲教育家，他们在生活濒临绝望的时候，是党了挽救他们，他们把对新社会的热爱全回报到我们身上了。唱念做打，横平竖直，教得极其认真，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机，也没有简谱，全是口传心授，不厌其烦地教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那时也有文化课、音乐课，学《琵琶记》、《兵车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读曹禺、老舍的剧本，学听音记谱，这对我以后发展特别重要，所以哲人说过“人重活一遍都会成为圣人”。我到哪儿，都忘不了我的母校，忘不了我的恩师，忘不了单位对我的培养。
我很注意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特别是人物的思维逻辑，我又注重从姐妹剧种中汲取营养，像豫剧、二人转我都爱看，像《卖水》就是移植的山西蒲州梆子，我们把它改成了京剧。那时我们和东方歌舞团在一个院，就是现在的军艺大院，他们在剧场演出《嘎登卓玛》，舞台蒙古族的盅碗舞、抖肩舞强烈地吸引了我，我就把《卖水》中的动作舞蹈化了，这也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京剧之所以成为国粹，就是因为它博采众长，把别的剧种的精华融进本剧种中。《春草闯堂》“抬轿”的处理，就是借鉴了邢台豫剧团的《抬花轿》，前边俩，后边俩，姑娘在中间，什么上坡了下坡了姑娘都能被看见。
其实我心里明白，我付出了多少我得到了多少，有的人比我还刻苦，付出的多但得到的却比我少得多，所以我非常知足。我说实话，我哪天上八宝山都值了，社会给我的太多了。
我得梅花奖，有个学生给我来电话祝贺我得第一名，我说，嗨，我是沾了李铁梅的光了，但李铁梅不是我自己的，我觉得我不比任何人强，我没有兴高采烈。
京剧是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艺术。我现在虽然嗓子不如以前了，但我还想多参加一些晚会演出，给观众助助兴，再就是我跟年轻演员研究一些京剧课题，为京剧的发展献计献策，现在上海有、天津有、北京有。
我在全国有十多个徒弟，我这些徒弟各有所长，有的感悟能力强，有的模仿能力强，有的体现能力强，要说学的时间最长的是耿巧云，她十三四岁我就教她，她跟我学了二十多年了。我喜欢我所有的学生，我们的关系既是师徒又是母女。
1999年我们到了歌剧之乡意大利演出，2000年到了浪漫之都巴黎，演的是《杨门女将》，演出时都有字幕，观众们都能看得懂。当听说杨宗保阵亡时，他们脸上也表现出悲哀的神情，散场以后观众不走，剧场也不开灯，他们长时间鼓掌，并齐喊：“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艺术无国界，我将在有生之年，致力于把京剧艺术呈献给更广大的观众。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