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的同中求异

京剧和许多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样，其中包含着种种我们民族特有的哲学与心理积淀，从而形成了其与话剧等西方艺术形式很不同的美学创造追求；自然也就培养了观众特有的审美标准和趣味。这方面的一些事例和规律，有些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比如，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张扬自己的艺术实力的过程中，无一不是走一条同中求异的道路——即由“官中”到“私房”。
这种同中求异现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极力与艺术竞争对手的“比拼”中往往并非直接地标新立异，而是通过同一剧目的习演，逐渐演出自己独有的风范和魅力，从而赢得观众的首肯、追捧，最终变为本人本派的代表剧目。因此，看看我们的京剧大师们的代表作就不难发现，原来，他们的许多“私房”戏最初也都是人人皆演的“官中”戏啊!
还是先举个例子吧，省得说我故弄玄虚。《玉堂春》铁定是一出骨子老戏，用说相声的话说：有黄花鱼那年头就有。但就是这么出老古董，楞让“四大名旦”拾掇成了各派都有的代表作。无论梅、尚、程、荀，没一个人不是在传统的唱段基础上，依据自己的理解及条件发扬和展示各自的风格(只是荀氏在剧情上编演了所谓全部，但“起解”、“会审”、“团圆”几乎还得是老词)。于是就形成了一出戏中各显其能、特色纷呈的格局。无论是“苏三离了洪洞县”，还是“忽听得唤苏三我的魂飞魄散”，抑或“祟老伯他对我细说一遍”，四大名旦一样的板式和几乎相同的词，但在小腔儿和演唱风格上的不同，恰恰在《玉堂春》这样一个同样的风景中显现出各臻其妙的不同天地。更有意思的一桩事是，在四大名旦排新戏竞争最为激烈的时候，他们在选择各自新戏的剧名上都不由自主地体现出同中求异的特点。梅兰芳排了个《红线盗盒》一炮而红，程砚秋便编了出《红拂传》一分轩轾，尚小云更以《红绡》不甘落后，荀慧生则用《红娘》后来居上。他们虽然竞争的目的是孰上孰下，但绝对要互有关联。这个勾连他们四人一较高下态势的则正是剧名中的一个“红”字带给观众的强烈暗示。这难道不也是中国传统思维和竞争习惯中体现着的内敛风度与比拼精神的最真实写照吗?
无独有偶，再看看北马(连良)南麒(周信芳)这实力相当的一对艺术同行，又有多少各自所擅剧目是同样的呢?《四进士》、《乌龙院》、《清风亭》、《打严嵩》、《南天门》等……，这些同样的戏，让两位艺术条件相差悬殊，但艺术造诣不相上下的大师各自演绎得风采别样。无论是人物基调的处理、唱念的展示，还是表演风格的追求，同样的戏中，马、周对台而演，各显其能，使你难舍一方，同时又不由不叹服他们二人一时瑜亮难分高下的伟大才情。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像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的同样一出《连环套》的窦尔墩，也展现出多少不同的奇丽美景。
其实，细细考察和研究这种传统艺术竞争中的同中求异现象，我们感到在同样的条件和情景中角力比拼，实在是一种最原始也最公平的竞争原则。这不是和我们体育竞技原则很相似吗?比如，同样是五千米跑，在同一项目上的相较量才显出公平；同样项目的体操，在规定的同样动作中比试才更易见高下。我们的京剧艺术在创造与欣赏的过程中也正是遵循着这一古老的竞争法则。因此，许多真正称得上是大师的前辈也正是通过在同中求异的实力比试中脱颖而出，然后再在艺术的羽翼丰满后才自然而然通过新的创造一步步成名、成家、成派的。“同”的阶段是积累精进的必然过程，也是艺术实力的积累；最终达到的“异”的结果正是建立在扎实的“同”而“不同”基础上的量变。而那些违背这种实力原则，单纯梦想凭借标新立异而哗众取宠，欲求一步登天的主儿，似乎还没有可以流芳百世的。
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后起才俊们是太值得汲取历史的经验了。看看今天被各位追求上进的新星们角逐得暴土扬扬的菊坛内外，又有几人还在扎扎实实地通过演出传统戏的磨砺而练出一身真本领的呢？大家都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在排新戏中一举扬名，标新立异。似乎只要与众不同了，就可扬名天下。实际呢，有些演员连起码的基础多不扎实，再加上新戏质量不佳，又凭何创造，何言成功！
看来，同中求异这种中华民族内敛性格和坚韧心理的映照，它不但体现着传统艺术的创造法则，更影响和铸定了观众的欣赏习惯与评价准则。违背了它，倒霉和失败的只能是演戏的各位。切记：欲速则不达啊！

（摘自 《中国京剧》杂志 2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