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剧的起源

晋剧，即中路梆子，是山西省的代表性剧种，为山西省的四大梆子之一。由于它的活动地区在山西中部，尤其是在太原附近、晋中一带，而且这一剧种历来受到山西中部广大群众的欢迎、喜爱，因此称中路梆子。

中路梆子的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己独特的风格。

中路梆子源于蒲州梆子，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经盛行。它吸收了蒲剧的许多特点，又经过许多艺人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以说，它是在蒲剧基础上大胆突破和创新而形成的一种别具一格的梆子戏。

近百年来，中路梆子的一些前辈、老艺人对这一剧种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如孟珍卿（艺名“三儿生”）、张景云（艺名“十三红”）、高文翰（艺名“说书红”）、乔国瑞（艺名“狮子黑”）及田桂子、毛毛旦、油樵旦等，在唱腔和做派上不断创新、不断改进，路子越走越宽，戏越演越精。尤其是著名晋剧演员丁果仙登台后，由于她的艰苦戏曲舞台实践，在唱腔、道白、做派等方面都有新的改进，对今日晋剧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中路梆子最早主要活动在太原周围，很容易吸收兄弟剧种的长处，融会贯通。因此，这一剧种演出范围也随之逐步扩大。抗日战争以前，已经扩展到河北西部、陕西北部、内蒙古地区。在以上地区，相继建立了固定的中路梆子剧团，演唱晋剧。

晋剧艺术大师丁果仙

晋剧，原名中路梆子，它是在蒲州梆子孕育下产生的一个剧种，起初主要活动在山西省中部地区，即清代的太原府、汾州府及平定州所辖的各县。后来，由于发展迅猛，流传地区逐步扩展，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直至成为今天山西省戏剧的代表剧种——晋剧。

蒲州梆子为中路梆子兴起创造了条件

关于中路梆子的起源，曾经是晋剧史研究工作者多年争论的一个问题。从我掌握的资料考证，中路梆子的起源应在清代咸丰年间为妥。因为在此之前，从大量舞台题笔所揭示的山西中部城乡戏剧演出中，主要为蒲州梆子、京都花腔班（今京剧）和江南丝竹班（南昆曲）三种，根本未见有关“中路梆子”的记述痕迹。只是到了道光初年，被当时称作山西梆子的蒲州梆子再度复兴，所谓“道光皇帝登龙廷，山西梆子又时兴”时期，蒲州梆子北上，来到了晋中、太原一带演出，不仅轰动了太原，而且也震撼了北京，这也正迎合了中路地区崛起的一批富商大贾们的娱乐要求。于是，他们就以承包的形式，邀请蒲州梆子班社在中路演出，这就是中路富商承办戏班的开始，但剧种仍为蒲剧。其代表班有平遥县的万和班、小平遥班及介休县的吉庆班等。

到了咸丰初年，蒲州梆子开始冷落下来，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义军一部于咸丰三年八月到达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其矛头直指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包括蒲剧在内的外地剧种，很少再来中路地区演出了，致使中路地区出现了一个戏剧活动相对空缺的时期，这对酷爱看戏的中路群众，尤其是富商们来说十分失望，于是少数人便开始邀请赋闲文人、票友以及秧歌、皮影艺人等，组织研讨班子，拟创立自己的剧种。到了咸丰中后期，经过众多班子的努力研讨，终于在继承蒲州梆子音韵和锣鼓经点的基础上，结合中路秧歌等的唱腔特点，初步形成了中路梆子的雏形班社，并开始试点演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榆次黑店班和祁县三庆班，参加艺人，除了滞留的蒲州梆子艺人、秧歌及皮影艺人外，还有吹鼓手、店员、矿工、票友等。

晋商力推中路梆子的形成

到了同治初年，山西社会秩序好转。新型中路梆子的出现，也受到了更多富商财主们的青睐。于是，以祁县金财主为代表的太谷、榆次、平遥、孝义、介休等地的财主们，先后成立了上下聚梨园班、四喜班、四兴班、四庆班等班社。他们在演出实践中，互相学习，不断改进，使唱腔及文武场面日趋完善；又学习外地剧种管理班社的经验，使戏班逐步走向了正规化。戏班人员，除文武场保留中路籍艺人外，其他演员大都以高薪从蒲州聘来，所以民间有“祁太镏子，蒲州丸子”的谚语。其次，大商家还修建戏房院，购置苏杭刺绣行头，增添运输车辆，制定演出计划。如戏班自负运输，每个台口大都演出三天，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开戏，戏班自办伙食。每年农历十月十五垛箱歇班，艺人放假，次年正月再来组班。班主宏观领导，具体事物由承事人、掌班人负责。戏班不属商业性质，盈亏全由班主自负。只是每到一处，将木制的、标有某某县某某财主所承戏班名称的虎牌立在前台，以示夸耀，还要在后台粉壁墙上题笔留名。这些舞台题笔内容广泛，成了我们今天研究晋剧发展史的金石之证。

随着中路梆子的日益定型，引起了中小财主和中等商人的承班兴趣。他们也从蒲州请来艺人或招来儿童，成立科班。至同治末年，中路梆子班社已在山西中路以至北路少数州县粗具规模。比较出名的新承戏班有：介休的和盛班、徐沟的五义园、太谷的四盛和班、祁县的双庆园、太原的郝店班、汾州府的义庆班等。出名演员有一千红、八百黑、王彩云、云遮月、天明亮、棒杵红，以及鼓师杨青、宋兴儿，琴师彭根只等。经常上演的剧目有《和氏璧》《棋盘街》《春秋配》《御果园》《渔家乐》《赵家楼》《炮烙柱》《锋箭头》《吉庆图》《落马湖》《北天门》《抚琴》《偷鸡》《扫雪》及昆曲戏《草坡》《庆顶珠》等。由于艺人的精湛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晋中仍有“四喜班，是好戏，秃红、吐丑、盖陕西。人参娃娃、大嘴丑，后边跟的一杆旗……”等戏谚流传。不过，此时的中路梆子在山西戏苑中仍是一枝新秀，而以金和班为首的蒲州梆子、以三庆班为首的京都花腔班、以鸣福班为首的江南昆曲班等仍活跃在中路地区，形成了多剧种并存、争芬斗妍的时代。

中路梆子在挫折中走向“市场”

可惜上述局面维持不久，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发生了。光绪元到四年，山西与邻省陆续遭受特大旱虫等自然灾害，在此情况下，多数戏班停演，艺人失散或丧身，就连曾经解囊资助的富商大贾也改变了初衷。到光绪六年、七年，中路梆子才开始恢复，起班社有原来长年包份制的娱乐性团体，变为以名老艺人承班、或以财主领衔承班的商业性经营组织。此时，搭班艺人严重短缺，不得不就近收留中路籍贫苦儿童加入科班培养使用，他们经教学3至5月，便强行登台，俗称“犟出窝”。有的靠打骂体罚逼迫学戏，当时比较出名的科班有榆次流村的二保和班、清源杜村的喜梨园、孟封村的小梨园等。其中，二保和班培养的演员最多，几乎遍及中路各地。据《山西风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