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维芝

郭维芝（1911-1954），字少仙，号乐正斋，又号琴痴。山西祁县夏家堡人。近代学者、音乐家、戏剧活动家，晋剧音乐奠基人。1925年考入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师从常子襄、刘烈候（克笃）、彭静山诸先生，专攻文史，通金石甲骨，善诗词，工于治印，尤通琴艺，广陵派第三代传人。著有《晋剧音乐》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5年11月版、1982年二版。

先生年幼失怙，家计维艰，然志坚好学，聪慧过人，十四岁负笈太原，旋考入国民师范，专攻文史，时常子襄、刘烈候（克笃）、彭静山等宿学名耆均执教于园师，得名师指拨，博览强记，成绩斐然。尤酷爱音韵、金石等学，造诣独厚。

1930年为友人之事，抱打不平，与校当局决裂，毅然离开国民师范学校，赴徐沟县王答村任高小教师。在这期间，他常于课余之时到集市上的古董摊物色一些古书、字画、印章之类。虽然有时见到名家字画或善本古书，但限于财力不足，亦只能失之交臂。一日，偶见旧书堆中有一部《杜工部集》、系清初本，上面除刊有名家的注释以外，并刊有钱谦益的批注。在清初钱氏的著述已被列为禁书之类，所以这个有钱氏批注的版本例在焚禁之列。不过，这部书的可贵处尚不在此，主要的在于这部书上有阅读这书的主人的批注，其见解颇有独到之处，非饱学之士是办不到的。这批注的主人究系何人，从书上是找不到的，因为上面没有留下他的名讳，但仅从这书的被烟火熏得发黄黑的色样看，它的主人系一不遇时穷儒无疑。我们知道，杜诗的批注者，历代不下百余家，但有一些问题在那些批注中并未得到解决。例如：杜诗中的《重九登高五首》，历代刊本中只有四首，大家都认为另一首早巳遗失不传。然而在书堆上发现的这部书，其批注却说：这被认为四首诗中，实际上就是五首，只不过把其中的两首合二为一，所以就成为四首了。并说明了被合力一首的理由，使人信服。其批注还有许多为他人所未曾提到的见解，使我们不难想见这位老儒终生孜孜不倦地研读杜诗的辛勤景象．当时郭少仙站在旧书摊前，对这部杜诗。翻阅好久，爱不释手。询其售价，而索价颇高，使—个穷教书匠，只能望书兴叹。他再三要求售主减价，而狡猾的售主，见他徘徊不去，却一文钱也不减。最后，他只好东凑西借，负债买到这本书。由这件事可见，他除了对那位老儒的劳动成果无比尊重外，他的治学态度也就可见一斑了。

1931年应渠仁甫之聘，任竞新学校高级教师，兼协理图书馆编目事宜。治学严谨，注重实用，正字正辞必考证至确始作忠实无妄之训诂，并不殚劳瘁亲自编印教材。门下桃李获益良深。“七七"事变后，蛰居乡间，匿身于民间艺人之中，蓬首蓄须，日唯沉湎予民乐戏曲研究，实则国耻未尝一日忘也。任地下村长，凡与抗战有利之举，无不尽力为之。性耿直无私，急公好义，嫉恶如仇而求知若渴。居乡期间，集文天祥、史可法、顾亭林、傅青主等人之史绩终日揣摹，心有所得辄记之，用以自勉，日久缀成一集，题为《励志日记》。蛰伏八年，深居简出，以同仁集资开设之杂货店为聚乐场所，并命名票杜为聚义会。凡有一艺之长者，无论地位高下，职业贵贱，一律待如上宾，已故名乐师高锡禹、李鹤山、周荣、韩子谦等均过从甚密，动辄留宿经月。因怜二瞎子、王松林之音乐天赋，常罗致于家，软拘一室使戒毒瘾，盛德广为人所传诵。

先生曾自谦曰：“"近五十年来票界盟坛当推太谷北洸曹子猷及太原聚文会，二十年来则以鹤山家为盛，然皆豪门贵胄之家，且在国家升平之世，今余以一介平民竟能继前哲之美，实不敢望非分，俾能使晋剧音乐精粹源渊有继则幸甚!”此一期问之票社活动对以后晋剧音乐承前启后，改革流传，意义深远。先生孜孜之心实不可泯灭。日寇投降后，始出任祁县中学教师，师生中威望甚高。

1947年阎政权施行“肃伪”暴政，曾拘押先生传训，全校师生哗然，当局恐激众怒，不得不释放归校。祁县解放后，留校任教导主任。

1950年调省文教厅，参予文化事业管理局剧目审定组，专研戏曲音乐工怍，与新音乐工作者张沛合作整理编写出二十万字《晋剧音乐》专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55年11月版、1982年二版）。资料雄厚，晋剧界拱若珍宝，讵料先生才华初展，宏图未竟，猝因脑病不治，逝世时年仅四十四岁。

1954年突然离世，死后将五大箱线装书及乐器捐给祁县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