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晋剧团李萍

几经易手，为李萍撰写这篇艺术传记的任务最终落在笔者头上。

对李萍知之甚少，采访必不可免。采访过程中，李萍谈艺术谈人生，特别是谈他人，侃侃而感慨。谈到她自己时，重复率最高的一句话却是“我是个幸运儿”。

对此，剧作家杜忠也曾对笔者说过：“李萍是幸运的，幸运的让人觉得有点儿不好写。”

随着采访的深入，通过对素材的梳理，笔者渐渐理解了这“幸运”二字的全部内涵。

是的，李萍的确是幸运的。

李萍出生于梨园之家。受家庭熏陶，她从小就渴望自己也能登台演戏，当一名母亲那样的好演员。1976年，李萍十二岁，她怀着圆梦的期盼报考张家口戏曲学校。专业项目和文化考试均已合格，偏是政治审查迟迟不能过关，原因是她的爷爷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

这样的政治背景，在那个极左政策肆虐的年代，自然会影响到子孙的命运，尽管我们党有着“有成份论，不惟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明文政策。

于是，新生开始入校了，李萍的入学手续里，仍然缺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公章。

那时候的李萍曾天真幼稚地想过，自己为什么没有出生在“成份”好一点的家庭。她却不知道，她的母亲正是以坚贞的爱情和坚定的信念把她带到这个充满如意与不如意的人世间。

张桂英和李进德是张家口戏校第一班的同班同学。她学青衣、小旦，他是乐队司鼓。同窗习艺建立起他们之间的真诚友谊。毕业之后，同为张家口青年晋剧团演职员，理想和事业绽开了两株植根于心底的爱情之花。然而，好事多磨难。某天，领导突然找她谈话，要她与他分手。面对“要组织还是要李进德”的责问，她不计利害地选择了后者。领导实在不愿意因为这件事毁掉一株很有希望的戏曲新苗，马上采取措施，把李进德调到了市晋剧一团。恋人的调离，却割不断恋情的红绳。她和他终于冲破世俗和偏见，组建起自己的家庭。不久，又用初为人父母的忐忑不安与欣喜迎来如期出世的李萍。

1976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阶级斗争为纲”的弦绷得更紧，政治审查的关也把得更严。

李萍开始绝望了。

戏校老师开始为李萍惋惜了。

校长张保平却毅然拍板了，“让李萍先来吧，以后有什么事冲我说。”

就这样，一位忠诚于党的艺术教育事业的老共产党员，冒着自己的政治生命被冲击的危险，给了李萍艺术生涯中的第一次幸运。

张家口戏曲学校前身是“察哈尔省少年晋剧团”，始建于1952年8月。1953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张家口划归河北省，一度改名为“河北省少年晋剧团”。李萍的父亲李进德、母亲张桂英先后成为第一期学员。学员一律享受供给制，学制六年，有着健全的制度和严明的纪律并建立有少年先锋队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学员以学为主，演出为辅，课程分设艺术、音乐、文化、表演、技巧、政治时事等五大类。为此，名为剧团，实为戏校。1955年河北省戏曲学校成立，“少年晋剧团”迁到保定，为其中的晋剧班。1956年11月，晋剧班迁回张家口，更名为河北省戏曲学校张家口分校。1957年春，撤销分校之称，易名为张家口戏曲学校。

张家口戏校曾先后培养了晋剧、京剧、河北梆子等剧种的大批艺术人才。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直至1977年才恢复建制。李萍和她的同学们是戏校恢复后招收的第一期学生。

恢复后的张家口戏校设在地区歌舞团的院内。水泥地上练毯子功，院子里上身段课，学生宿舍就是老师教短剧、唱腔的教室。条件虽然艰苦，但因为刚刚恢复，老师们热情很高，责任心也都很强。

李萍深知自己踏入这个门槛是多么的不易，她倍加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以“苦”字为起点，开始了她的艺术旅途。

“苦练基本功，上好第一课”的标语就贴在水泥地的练功场里。标语下，李萍流过汗，也流过泪，甚至萌生过许多滑稽而可笑的想法。李萍生性聪颖，接受能力快，模仿能力强，学腔、学戏、学身段，她都不含糊。可她硬胳膊硬腿儿。还真有点怵那扳腿扳腰扳卧鱼。她弄不明白，教师哪来的那么大的劲头儿，扳腰扳卧鱼时，竟然能让人听见骨头的“咯咯”作响。疼极了，她就默默流泪，再疼极了，她就想：这老师咋也不得病？

毕竟是孩子。老师没有因为李萍的天真想法而得病，李萍也没有因为老师得病而躲过每天的扳腿扳腰扳卧鱼。相反，每当“扳”罢腰腿，她都会不由自主地破涕为笑。老师经常望着那副两行泪水的笑容，心中暗暗赞许：行，这孩子能吃苦。

李萍学的第一个短剧是《杜鹃山》选场。那时候，“八亿人民八出戏”。晋剧也只能移植这八个样板戏。负责教这出戏的是史改梅老师。史改梅和李萍的父母都是戏校第一期毕业生。她没有因为母辈同窗的情谊对李萍“心慈手软”，而是用近乎残酷的严格，修整着这块艺术坯材。

李萍的古装开蒙戏是《杀庙》，教师是范巧珍。范巧珍是原张家口市晋剧一团的主要演员，张垣晋剧界一代名伶。因为“文化大革命”受过的冲击，她怀着政治生命获得新生的欣喜，也因着李萍这个学生的“孺子可教”，她似乎找到了艺术生命的延续。她精到的技艺和一丝不苟的授课，为李萍的日后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萍主演的第一出大戏是《红灯照》，这也是戏校恢复后排演的第一出大戏。

全班二十多位女同学，扮演主角的任务怎么就落在了李萍身上？李萍到现在也说不清。她说，这也许是我艺术生涯中的又一次幸运吧。

幸运归幸运，林黑娘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却不是“幸运”二字能完成的。她是全剧的主脑，所有的戏剧矛盾都围绕她而设。要表现她巾帼英雄气概，需要调动唱、念、做、打等等艺术手段。这对李萍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红灯照》如期对外演出。剧场内座无虚席。这其中，有李萍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姑姑、姥姥等所有的家人。他们以更加关切的目光注视着舞台上林黑娘的一举一动。毕竟父亲、母亲是剧界中人，目光中有欣喜和关注，也有担心和挑剔。

剧情环环相扣，演出高潮迭出，掌声也不断响起。李萍父母和姑姑、姥姥的脸上都挂着欣慰的泪花。

《红灯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之后，戏校把这出戏送到了厂矿、农村，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好评，以至于流传出这样一段顺口溜：《红灯照》，照红灯，照得戏校满堂红。

当然，这应该首先归功于劳苦功高的诸位教师，因为包括李萍在内的全体演员都还是入校仅一年多的学生，他们的每一句唱腔、每一个动作全都是老师一招一式教出来的。

当然，这还应该归功于全体同学的共同努力，因为戏曲讲的就是“一棵菜”，任何一个人的失误都会令演出逊色。

当然，也不应该抹杀李萍的成绩，因为她毕竟是这出戏的主演，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付出更多的汗水。

不过，我们更应该感谢观众的宽容。人们不是常说“娃娃戏，没好赖，演成演砸都可爱”吗？

李萍的姥姥却并不理会这些。事后她曾用粗糙的老手拉着细嫩的小手，动情地说：“俺孩长大了！”

其实，李萍这年才十三岁。

李萍是在姑姑家长大的。

李萍的出世给年轻的父母带来无限的欢乐。顶着无形而巨大压力收获的爱情果实，使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欣喜若狂，忘乎所以。襁褓中李萍的一颦一笑都会引发出小天地里的朗朗笑声。

然而，李萍的出世也给年轻的父母带来几丝愁烦。

她是青年晋剧团的主演，他是市晋剧一团的司鼓，都是离不开的业务骨干。剧团的流动巡演，把他们的小家变成了艺术行旅中歇脚打尖的驿站。况且，两个艺术单位，两条巡演路线，两种日期安排。你归来，我不在，我归来，你离去，这种时不时地“杀过河”，更使他们陷入顾头难顾脚的窘境。

这时，姑姑说话了：“你们要是放心，就把萍萍交给我。”

姑姑是一家皮毛厂的临时工，姑父在五金公司当木匠。他们已经生有一子一女，生活并不富裕。纯朴和善良将他们的母爱与父爱从自己的一双儿女身上分割出绝大部分，转而倾注在李萍身上。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又把李萍的妹妹李娜、弟弟李海接到自己家里，把他们一个个拉扯成人。

“到了姑姑家，掉进了福窝窝。”每当谈起童年，李萍都会动情地说出这句话。她还说，姑姑和姑父的娇宠溺爱，使她成了惯会窝里反的“小霸王”。

李萍清楚地记得，姑姑总要从微薄的收入中挤出几个钱，买回一些糖果之类好吃的东西。李萍吃不完，姑姑就藏起来，好像这些好东西根本就跟表哥和表姐无缘。

有一天，一向很乖的表哥动了好奇心，他想看看妈妈藏的到底是什么好东西，想尝尝那东西到底好吃在什么地方。于是，他踩凳爬高地找到了那个小包包，从小包包里取了两块水果糖，心满意足地享起了口福。然而他没有料到，这一切都被李萍看了个正着。

“你偷好吃的。”

“没有。”

表哥、表妹之间吵吵嚷嚷，互不相让。表哥人善语也迟，说不过李萍，只好放出“撒手锏”：

“滚回你家去。”

“这就是我家。”

这倒不是瞎话，李萍早已把姑姑的家里当做了自己的家。父母所在的那个家，在她幼小的心目中，的确没有太深的印象。

表哥长几岁，也多了几个心眼。他假装向门外跑，待李萍追出去后，又突然折回来，将门关住销死，把李萍关在了门外。

哭哭啼啼的李萍向姑姑告了一状。姑姑准了此状，未经审理就实施了处罚——在表哥的屁股上狠揍了几笤帚。

表哥为她挨打可不仅此一次，而且还多是蒙受不白之冤。

姑姑家住在张家口市桥西区水渠沿五号。张家口市区靠山坐谷，东西窄，南北长。发源于崇礼县北境的清水河自北而南流经市区中心，市区便以河为界，分为桥东、桥西两个区。当年，有一条水渠，从清水河引出一股流水，沿大河套街和西河沿街一路南下，灌溉着城南郊的农田。也许水渠沿街名的由来与这条水渠并无多大瓜葛，然而它们相距仅仅百米有余却是真真确确的。

那天，李萍趁着姑姑的疏忽，溜出家门，来到了那条水渠岸边，她学着其他大孩子的样子，坐在渠沿，挽起裤腿，将双脚放入汩汩的流水之中。那一丝丝清凉带来的一阵阵惬意，令她流连忘返。傍晚，路过此处的表哥见此情景，大吃一惊。他悄悄走到李萍身后，一把搂住，猛地抱了上来。这时，李萍才知道，她的一只鞋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被水冲走了。

姑姑十分生气。李萍从来没见过姑姑生这么大的气。她瞪着一双惊恐的大跟睛，盯着姑姑手中的笤帚，心里想：这是咋啦，不就是丢了一只鞋吗？

小孩子哪里懂得大人的心思——丢了一只鞋再去买一双，万一人有个好歹，该如何向萍萍的父母交待？！

“你这不让人省心的孩子，上哪玩不好，非要到水边上去玩，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不想活了早说话……”姑姑越说越气，高高扬起了手中的笤帚。

“妈，你就得狠狠揍她，要不，她就不长记性，还得去那儿玩。妈，打呀……”表哥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在一旁添油加醋，极尽怂恿之能事。

“好小子，说得对！”说话间那笤帚便落下来。

李萍本能地抬起小胳膊。然而，她没有想到的是，笤帚狠狠地打在了表哥的背上。

李萍愣住了。

表哥哭了。他抹着眼泪，嘟囔着心中的不平，“我又没丢鞋，为甚打我呀？”

“打你咋了？打你是叫你长记性，看好萍萍。她要再乱跑，我还得打你！”姑姑说着，又扬起笤帚。不过，这一次笤帚并没有打在表哥身上，而是扔在了土炕上。姑姑也“吃”地笑出了声，自言自语地说：“咳，整个儿一出《柜中缘》。”

当时的李萍并没有也不可能理解姑姑这句话的内里根由，直到她考入戏校接触了戏，特别是看到了母亲主演的《柜中缘》之后，才弄明白这是怎么档子事儿：

少女玉莲在妈妈和哥哥外出串亲的时候，将避难的岳雷藏在柜子里，躲过了官兵的追捕。妈妈返回家中，误以为女儿行为不端，不容分说，便要责打。哥哥淘气幸灾乐祸地煽风点火儿，却没有想到，妈妈手中的“家法”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李萍说：“其实，表哥是很疼爱我的。”在她的心目中，表哥是她的保护神，是世界上最像哥哥的哥哥。她记得，每年夏天的时候，她每天都会从姑姑那里得到五分钱，去买一支牛奶冰棍。这在当年是一项令人羡慕的奢侈消费，表哥只能偶尔享受一回。也许是牛奶冰棍的甜香太诱人了，李萍曾多次在门外等候下班回来的姑父，向姑父再要五分钱，吃它个双份。当然，西洋镜难免被揭穿，李萍也免不了要接受一番训话。对此，表哥很是打抱不平。他没有把这种抱不平挂在脸上，说在嘴里，而是常常将自己那份“偶尔所得”悄悄地给了李萍。表哥十八岁那年参加了工作，开始有了把精神疼爱转化为物质疼爱的能力——每月开工资的时候，总要给妹妹们买一些小礼物。尽管这时的李萍已经进了小学校，由一个不省事的孩童变成一位读书识字的小学生，但给她带来的不仅仅是好吃的东西或者好玩的物件，而能让她感受到那种“砸断骨头连着筋”的情感呵护。这种呵护，以及姑姑、姑父的娇宠溺爱，曾经成为李萍与父母“对立”的“靠山”。李萍说，她在上小学四年级时回到父母身边，只要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就会跑回姑姑家去诉苦，姑姑或者姑父便会去找李萍的父母“交涉”，埋怨她们不会疼爱从小离开爹娘的“苦孩”。而姑姑或者姑父不在家的时候，表哥便自告奋勇地担当起“交涉”任务，居然也能说出一番让李萍父母诺诺称是的言语。现如今，李萍的儿子也早已超过了她当时的那个年龄，她与表哥、表姐的感情还是那么深厚，有着甚为密切的来往走动。每当他们聚在一起时，便会谈起那些童年的吵闹与友好，当然，也就会谈起表哥那次类似《柜中缘》的蒙冤受过。

姑姑说：“没有那次的《柜中缘》，也许俺萍萍就唱不了戏。”

也许真是姑姑无意中的一句话，锁定了李萍这一生与戏曲艺术的缘分。

也许不是。

但是，那的确是李萍有生以来听到的第一个戏曲剧目的名称。表哥的蒙冤受过，的确是第一次演绎在李萍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情节。因此，每当看到这出戏，看到这出戏的情节，都会令她的心中涌动着一种异常的体验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