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听了北京大学杨晓华老师谈及《傅山进京》进入北大校园的戏里戏外那许多物事，我对《傅山进京》的社会功能又有了新的认识。我的研究方向本不在戏剧领域，近来却写了几篇戏剧批评的文章，其中山西的戏剧就有两篇，一是《幻灭影与重光》,这是评晋剧《傅山进京》的;另一篇是《历史箴言与现代使命》是评话剧《立秋》的。作为一个田野考察工作者，我关注的不仅是作为艺术的戏剧，而是在文化人类学的视域，更多地关注传统戏剧中，世世代代沉淀在人们意识深层的社会心理机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断言晋剧《傅山进京》和话剧《立秋》是两部伟大的作品，分别是晋剧和中国话剧的一个里程碑。
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关爱山西戏剧的朋友，对《傅山进京》这出戏都都已非常了解，我对戏中的梆子曲目和叙事结构不再作细节上的剖析。大艺术总是大哲学，我想在哲学层面谈三个研究方向：
一是关于戏剧中形体表现的本质
二是关于历史题材的“历史真实”诠释
三是关于古典戏剧的讽谏传统
这三个方面均关乎如何保护、发展和强化本土的民族戏剧资源。强化民族戏剧资源已成为研究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一种焦虑，这种焦虑表现在古典戏剧话语体系与全球化语境的差异与冲突。我在田野考察中发现地方社戏和路头戏非常火，刚才央视的张萱编导也说到同样的事例.而居于现代都市中，却发现传统戏剧的观众流失严重。但《傅山进京》和《立秋》正在唤起观众的热情，为中国古典戏剧找回失落的灵魂。这也正是我想在座谈会中着重阐述的一个原因。
中国传统戏剧要在全球化的文化冲突中对话，而改变在现代意识中的“边缘”地位，要保持本土话语的主导权，坚持中国经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是一个有益的方向。
戏剧中的形体表现，是一种语言，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这种形体语言常常比之唱出的曲调和文辞更反映人类的本质内涵。我们在听曲的时候往往情不自禁地跟着表演者的形体动作去理解唱词的。形体的话语是生命机能的总动员，孔子言：“鼓之舞之，以尽神”，人类借助手舞足蹈的形式把想象的、观念的东西化为形象,用象征性的形体形态来转述我们对生命、自然及社会的认识。通过戏剧中的形体表现！我们感知到的是一种可印证的历史及社会宗教和民俗的文化观念。
晋剧本体论的文化意义，在于晋地的本土艺术元素所构成的传播媒介，艺术形式反映的是一定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构成。它回答我们：为什么会创作和使用这种艺术形式。梆子腔戏的兴起，与其在本土所具有的群众性与通俗性有关，板腔体对联曲体的变革丰富了我国的戏剧艺术，也改变了舞台表演的形式。戏中所有审美理想的结束都集中在角色的形体表现上。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全球化时代晋剧要走向世界，必要用本土经验的学术话语来阐述中国戏剧艺术的资源，以建构适合国际间平等对话的语境体系。杨晓华老师提到北大学生看赖声川《暗恋桃花》要比看《傅山进京》踊跃，但看后学生们的评价是《傅山进京》要比《暗恋桃花》有价值的多，但是80后一代为何爱看赖声川的相声剧呢？这就引申到全球化语境的问题上来。
中国戏剧的程式化动作已成为一种惯例，就像诗词中的典故一样，表演者信手拈来，都成了情感概念的媒介，在戏中骑马时不必有马，策鞭几下，就已经走过了万水千山，这是无需验证的“得意而忘言”。这是中国哲学一再阐发的道理，大艺术即大哲学，这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对话语境。
《傅山进京》是个历史题材创作。对其间“历史真实”总有人愿意拿出来评说，我以为这是历史剧存在的普遍的批评环境，所以有必要对它进行揭示，司马迁的《史记》就真实吗？尧、舜、禹是我们山西的一条人文大河，尧、舜、禹距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也有二千年了，为什么史学家们就可以认为他写的真呢？《史记》不是历史本真，而是历史的“知识形式”是历史的客观与司马迁的主观认识相统一的产物。司马迁的考证精神是可嘉的，当年他不知何为“夷门”，专程去大梁求问,当地土著告诉它:“夷门即东门”，《史记》的知识形式大都是在这样的田野考察中形成的。
《傅山进京》为了突出戏剧性，为了取得逼真的艺术效果，为了建构矛盾冲突，刻划人物性格,如果不做必要的虚构根本不能演成这样的。于是就有一个问题，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从那里开始呢？我们把本真的历史叫做“历史1”把史家的历史叫“历史2”，历史题材的艺术品就是从“历史2”开始的，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不能要求创作者重复史书，而是要创造“历史3”，但“历史3”把握的是所描写对象的人生轨迹,性格的逻辑和命运的必然，这种命运的必然是“历史真实”的。
凡是叫真的编导们在对自己所写人物的历史体验中,创作者会有这样的深刻感受：不是创作者指挥自己导演的人物,而是剧中人引导着我们去寻找历史命运的真实。郑怀兴就是这样一位叫真的伟大编剧。许多的历史碎片，往往被已往史家遗漏,而这些碎片经常指给我们历史的源头，剧作家尽力地寻觅，即或是一些碎片也弥足珍贵，《傅山进京》就是在这样深度的艺术加工之后，还我们一个艺术创作的历史真实。
中国戏剧灵魂中必具有的五大元素是：讽谏、教化、宣泄、鞭挞和娱乐，而讽谏是最具历史传统的，古典戏剧理论客观体系中的三大分支：曲学，叙事理论，搬演理论，从一开始就围绕着讽谏展开《傅山进京》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灵魂，借傅山与玄烨论书而言国是，最后以“和棋”为隐喻，是这出伟大剧目的成功的钥匙。中国戏剧的讽谏历史传统是一条人文的河流我们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韩非子》中就有记载：齐国的国君齐桓公得贤臣管仲为相，他便懒于管理军国大事，晋国的使臣到了齐国，齐桓公一连三次都把接待晋使的任务推给管仲，于是便有优伶在宫中演剧时说：当国君太容易了只要喊几声“让管仲去管”就行，谁不会呀？被讽刺的齐桓公没有生气，只是叹着气说，当国君太难了，我不依靠管仲办事，人家会批评我，我信任管仲，又说我把国事推给管仲。《史记·滑稽列传》中还有关于楚国优孟讽谏楚君的故事等。
总之传统戏剧艺术对社会、时政进行讽谏乃是中国戏剧的传统也是勃发戏剧艺术生机的最主要因素。没有讽谏，戏剧便将是游离于社会矛盾纠纷之外的看客，便也不会有看客来观戏。当今传统戏剧观众流失的核心问题还是许多剧种逃避了这种“信托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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