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剧《三上桃峰》的前前后后

《三上桃峰》这出戏

刘灏绝没有想到，曾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谢振华，在山西的政坛上，却会突然遭受到一种无法言明的磨难。

1974年1月1日，按“文革”中的惯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两报一刊《元旦献词》。《元旦献词》提出“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人帮”一伙将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始掀起了高潮。

这一年的春节刚过，山西的一台新编晋剧被省委送到北京，参加文化部组织的汇报演出。此剧名叫《三上桃峰》。无论是编剧，演员，还是山西省分管文化的有关领导，恐怕谁都没有想到，这台凝聚着他们心血，一心按照“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提出的“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一号英雄人物）文艺创作模式创作，原本想歌颂基层人民群众共产主义风格的现代晋剧，会被江青“看中”，进而用此戏作为突破口，将靶子锁定了谢振华，并企图将周恩来总理作为谢振华的黑后台，一路揪下去。

《三上桃峰》故事很简单。有一个叫做杏岭的大队，还有一个叫做桃峰的大队。杏岭的饲养员将一匹病马当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党支部书记知道后先批评饲养员，又两上桃峰大队赔礼，但桃峰大队绝不肯收下对方的退款。后来杏岭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三上桃峰大队，送去一匹大红马，两个大队在共产主义风格中，更加团结战斗了。

然而，就是针对这样一台戏，在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署名为初澜的文章，题为《评晋剧〈三上桃峰〉》。文章说，该剧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大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是当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反映。《人民日报》尚未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一早的新闻联播中，就播发了这篇文章的摘要。初澜是当时国务院文化部写作班子的化名，而其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则是江青一伙的死党，也正是此人在江青授意下，炮制出了这篇文章。

身经百战的谢振华将军，大约并没有过分看重《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有人批判《三上桃峰》，换一台戏不就得了？虽然是省委第一书记，但谢振华是南方人，恐怕连山西梆子的那种梆子唱腔也听不明白。在后来揭批谢振华时，有人说他审查过这戏，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有看过这戏。即便就是看过吧，有私心的饲养员卖出去一匹病马，两个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和人民群众都怕为此伤害了对方，最后的结局，是买下病马的没有要求对方退钱，卖出病马的又给对方送去一匹大红马，谢振华能说这故事有啥不好呀？何况，这出戏所以能赴京演出，前提是在文化部派出的审查人员来到太原，在看过这出戏并一再表示了肯定意见后，由陪同他们的山西省委分管文教的书记王大任向省委常委会作了汇报，经省委常委会一致通过，这出戏才得以赴京的。现在，既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这出戏了，山西省委总得有个态度。3月1日的《山西日报》全文转载了初澜的这篇文章，谢振华是省委第一书记，认为如此表态和行动，也就行了。至于山西的广大党员、干部和老百姓，更不会想到《人民日报》刊出一篇文章批判这出戏，将会导致刚刚平稳不久的山西，又出现了一场“大地震”。

这出戏的编剧，是山西省吕梁地区柳林县文化局的基层干部李旦初，还有省文化厅创作室的杨梦衡和许石清。他们三人，与省委书记谢振华，既不相识，彼此也从没有见过面、说过话。可怜他们在其后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斗，硬让他们交出谢振华这个黑后台时，善于编戏的他们，却实在编不出自个以及《三上桃峰》这出戏与谢振华的任何瓜葛来。李旦初先生在“四人帮”被打倒后，调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并在山西大学退休。直到2004年的夏天，李旦初的儿子张华夏（随母姓）在北京创业成功，父亲赴京看望儿子，才在儿子的陪同下，去看望了自己的所谓“后台”谢振华将军。虽是第一回见面，但回顾往事，一文一武两位老人，均是唏嘘不止。

尽管于会泳在批判《三上桃峰》的简报上，已经点了谢振华的名，还指出他就是要用这台戏给刘少奇翻案，是一贯反对革命样板戏的黑后台。但谢振华懒得去和于会泳打笔墨官司。不就是一台戏吗？你们给一台戏扣上了大帽子，撤回来不演不就行了？山西省委当即做出决定，撤回这台戏来，换一台歌舞进京。然而，令谢振华没想到是，江青会直接跳出来，公开与他叫阵了。

谢振华安排三大派组织头头做官

绝不是谢振华格外垂爱刘灏，作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在成功地制止了两派武斗，解体了两大派群众组织，安稳了全省局面，并解放了原省委的主要领导王谦、王大任等一大批老干部，并将他们一一安排在新的领导岗位上之后，他还要按照那个时代党的政策，正确对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造反派头头们。杨成效枪毙了，汤建中判刑了，山西三大派的其他头头们，全部被谢振华安排了工作。在兵团、红联站和红总站的领导层中，有一些是原先省委、市委的青年干部。1971年，谢振华先从他们中各自选出一名，以高于他们“文革”前的职务安排了他们。这三人是兵团的刘少卿，被任命为省机械厅的副厅长；红联站的李辅，被任命为省委调研室副主任；红总站的吴春久，被任命为省科委的副主任。再往后，谢振华又将那些经过学习班的斗私批修，经过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后的原兵团、红联站、红总站的头头们，也分别作了安排。

1973年4月12日，当年的“刘司令”从古交区团委书记的任上，升到了太原市北郊区走马上任。先当区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接着又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至此，他可以算做一个很正规的副七品官了。

与兵团司令刘灏一样被谢振华安排了的，还有红联站勤务组的第一把手段立生，以及红总站的头头、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的司令黄锐庵。段立生也是先任太原市清徐县的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接着又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曾是刘灏、段立生死对头的黄锐庵，也和他俩一样，先任太原市北城区的区革委副主任，接着又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无论从当时还是事后来看，谢振华在枪毙了杨成效，关押了汤建中以后，又能如此同样安排了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主要头头，按当时中央要求支左的解放军“要一碗水端平”的说法，他的这一碗水确实是端平了。

在山西主政的谢振华将军如此而为，无法脱离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影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出事了，毛泽东没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待，唯有赶紧召开十大，才可从党章上把林彪取下来。为召开十大做准备，毛泽东在解放了一批被他打倒的老干部的同时，又一手将上海市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提到了身边，让他替补了林彪空出的接班人位置。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毛泽东要重用“文革”之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了，让王洪文成了党中央第三把手。老人家要培养王洪文做接班人的意图，全党皆知，世人全晓。但是，与1969年的中共九大相比，中共十大的召开，在民间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政治狂热。老百姓对“文革”的伟大意义和伟大胜利，早就伴随着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失去了关注，当对报纸上依旧鼓吹的这些伟大意义和伟大胜利心存怀疑又不能说出口时，更多的平民百姓们，开始关注如何在贫穷中改善一下自个的生活了。在省城太原，女人们开始编网兜、编彩色塑料花门帘，男人们则开始想方设法弄点五合板、纤维板，琢磨着打个立柜、做套简易沙发，让家里变得稍稍舒适一点。中共山西省委在谢振华的领导下，继续稳定全省形势，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努力抓工农业生产，省城太原，也出现了自打“文革”开始后，从未有过的文化活动。先由南郊区发端，成立了南郊区剧团，接着，北郊区也积极网罗散落在各地的艺人，成立了北郊区剧团。虽然只是排演样板戏和一些概念化、口号化的歌舞，但下乡演出后，给老百姓自我总结的那种“白天地头，晚上炕头，除了斗（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指夫妻性事）”的平淡生活，总算带来了一点点文艺色彩。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毛泽东为文艺家们制定的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最高领袖需要粉饰“文革”的一片“大好形势”，被喻为“文化革命旗手”的江青，要推广她的样板戏和“三突出” （即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文艺创作经验。上面有需要，下面就有行动。太原市在1973年的4月，于侯家巷招待所召开了“文革”中的文艺创作会，虽然学习的重点是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是江青的那套文艺创作三突出的歪理，但还是让60余名到会的年轻人，感觉到了可以创作的冲动。然而，桎捁文化的政策并无解禁，极左的文艺观念和理论依旧是创作的政治标准。以参加这次会议的省城60余名年轻人而论，在接受这种观念和理论灌输后，他们创作的禁锢和束缚更加强化，当文学的新时期到来后，重新起跑的艰难，便可想而知了。

陈永贵进了中央政治局，在全国农村，学不学大寨成了基层干部革命不革命的政治态度，成了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标准。与红联站的段立生，红总站的黄锐庵一样，初做了太原市北郊区的副七品之后，刘灏也十分努力地工作。他不贪，不占，不好色，也不弄权。北郊区当时是太原市的一个农业区县，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对陈永贵有看法有意见的刘灏，相信“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要搞的，无论他去基层蹲点，还是在自个分管的战线上抓工作，毫不含糊地把“农业学大寨”作为重点来督促大家，考核大家。1975年初春，当区委决定带着全区公社（即后来的乡镇一级政权）一级的主要领导去大寨学习取经时，他热情高涨地一道前往，虔诚地随着区委一班人，认真地琢磨如何将大寨的经验，在太原市北郊区进一步推广。

“保谢”和“批谢”即将形同水火

父母身为军队干部，刘灏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和家庭教育。他的母亲从北京来太原看望儿子，给刘灏带来了父亲的嘱咐和母亲的关爱。他们希望儿子好好工作，既然作了基层领导，就坚决不能搞特权，不能脱离群众，不能再有派性，要按毛主席的教导，一步一步往前走。这一点刘灏也确实做到了。作为区委领导，刘灏当时一个月挣36块5毛钱。不但在常委班子里最低，就是与机关普通干部相比，也是在最低的档次上。常委会上有人提议给他点补贴，从区委书记到区革委主任和全体常委，一致表示应该。可刘灏发言了，坚决不要这份“特殊”。刘灏的妻子是他五中时的同学，人称才女，能写会画，在五中的墙报上画毛主席像，那是全校有了名的。刘灏将妻子从城里调到北郊安了家，他一个副书记，按说对自个的妻子适当安排一下并不过份。组织部长就对刘灏说过，机关的部门任他为妻子挑选。可刘灏却将妻子安排在区委印刷厂做了排字工，他对组织部长说自己的妻子是工人，绝不能违规安排。

北郊区不是真空地带，也有曾经参加过兵团一派的干部。也有干部希望和他套套派性关系。但是，在对这些干部的使用上，他从不在常委会上与集体的决议唱反调。而有时候，当一些受难的老干部的子女找到他时，他却愿意伸出援手相助，甚至到了独断专行的地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6年5月23日含冤而死，是“文革”开始后中央机关的第一批受难者。田家英（原名曾正昌）的女儿曾自被打发到内蒙插队，通过在太原北郊区工作的朋友郭诚文，想转到条件好一些的太原北郊区。郭诚文去找分管知青的区委副书记刘灏，请示能不能开个绿灯。刘灏一口答应。有常委听说了此事，给刘灏吹风，说给这种人物的子女办事，风险太大。刘灏当即回答说：“我老子也当过走资派被批斗过，老干部的子女难道就该受制？”田家英的姑娘由内蒙转到了太原北郊区西岗村，后来，刘灏又把她分配到迎新街工商银行工作。这类事情，还可举出许多。刘灏“文革”初期造过省委卫、王、王的反，也保过一批老干部。他是军队老干部的后代，对田家英这样的受难者从骨子里充满同情。

刘灏当初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想到会做了官。现在他成了基层一名党的领导，认定只要不怀私心干好工作，大的方向上继续紧跟伟大领袖，在山西的具体问题上，紧跟毛主席派来的谢振华将军，自个还会一步一步地进步的。他认定区区太原市北郊区，不过是他政治生命中的又一道起跑线。这种想法，到太原清徐县做官的段立生有，到太原北城区做官的黄锐庵也有。也正是这种想法，让他们留在了山西的官场上，最终不得不去承受他们难以承受的历史责任。

当江青炮轰谢振华以后，谢振华开始蒙难。而刘灏、段立生、黄锐痷等这些昔日的群众组织负责人，便在江青、陈永贵、王謙组织的“批谢”中，围绕谢振华的问题又展开了争斗。兵团、红联站原先人马的“保谢”，和红总站原先人马的“批谢”，在会上会下会内会外，很快形同水火了。

江青炮轰谢振华

1974年3月8日，在首都二七剧场内，山西《三上桃峰》全体演职员在为接受批判而演出完毕后，江青在一间贵宾间内接见了演员，开始大骂这出戏是为刘少奇和王光美翻案。理由是没有理由的理由：当年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时，他的老婆王光美三进桃园大队，搞出一个“桃园经验”，今天你们山西又搞出个《三上桃峰》，居心何在？一贯口出狂言，没理也有理的江青，其实批这出戏只是个借口，她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再次指向军队。

江青那天身穿一身绿军装，当着其他几位中央领导的面，对着山西被接见的剧组全体演职人员，狂呼了三声“炮轰谢振华”的口号，并特意解释说：“我今天穿了这身军装，就是为了来炮轰谢振华的！听说谢振华自称是军队的人，言外之意，我们就是老百姓，不能批判他，我今天就是带头炮轰他，你们也要起来同他斗争。”

紧接着，身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下令谢振华带他的一班人向党中央汇报和检讨“问题”。3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央政治局委员共有14人出席，计有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邓小平，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周恩来总理因为有事，在这个会议已经开始后，才迟迟来到东大厅参会。山西省委常委12人，由谢振华带领着，一齐到会。

江青点名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第一个发言批谢振华，谢振华对他的批评没有表态。

王洪文第二个发言，提出谢振华支持晋剧《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并厉声追问道：“是谁支使你干的？谁是你的总后台？”

面对这个“文革”中被伟大领袖提上来的党中央副主席，谢振华立即大声反驳说：“我没有后台！”

江青见谢振华不买王洪文的帐，当即发言：“我为什么炮轰你？就因为你们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谁指使你干的？谁是你的后台？”

此时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会，一言不发。

邓小平也始终抽烟不语。

谢振华冷冷地回答江青：“我没有后台！”

王洪文恼羞成怒了：“你谢振华顽固到底，绝没有好下场！”

江青也火了，说：“你在山西支一派，压一派，搞派性，还给林彪修行宫，跟上陈伯达跑内蒙，这是你的罪行。”

谢振华反驳说：“为林彪修行宫是中央军委的秘密工程，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去内蒙是参加华北地区协作会议，和陈伯达没有关系。我派部队在平遥救过被围困的陈永贵，在晋东南救过被围困的李顺达，这不是搞派性。”

在这次会议上，江青还翻出了老账，她恶恨恨地说：“1938年在延安的马列学院时，我和你是同学，你还是我们学员队的大队长，那时你可真是凶得很呐！”

谢振华也针锋相对说：“我是在马列学院学习过，我不是大队长，只是小组长。”

确实，在三十多年前，在延安马列学院，红军干部谢振华和从大上海来到延安的江青在一个小组内做过同学。一个是吃过草根树皮的红军年轻将领，一个是大上海风流成性的三流演员，而偏偏谢振华又是组长，在生活会上，他是批评过江青。没想到，在三十多年后，成了毛泽东夫人和中央首长的江青还记得这些事。

在当时的形势下，周恩来无法扭转政治局里“四人帮”集中火力批判谢振华的局面，因为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由五人小组负责，这五人是：王洪文、张春桥、纪登奎、陈锡联和陈永贵。看看这串名单吧，“四人帮”中的两员大将王洪文和张春桥一道坐阵，这个小组分明就是江青的一个工作班子。江青炮轰谢振华，就是要谢振华交出周恩来这个“后台”，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岂能不心知肚明？面对江青的淫威，他也只能同意谢振华回山西，接受省委扩大会议的批判。山西的政局，先由陈永贵和王谦主持。

王洪文最后以会议主持人和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对谢振华下了命令：“你回山西后，要认真接受群众的批评，接受造反派的批评！”

谢振华赌气地说：“好，他们批评什么，我就接受什么！”

这时，始终一言不发的邓小平狠狠地瞪了一眼谢振华。同样是始终一言不发的周恩来，马上用严肃的语气，话中带话地对谢振华说：“是你的你接受，不是你的你也接受，那怎么行呢！？”

江青立即对周恩来的话进行了含沙射影的反对，指着谢振华，弦外有音且恶恨恨地说：“你再不认账，不好好检查，我一句话就叫你这个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成为光杆儿司令！”

接着，江青又对陈永贵安排说：“回山西后，由你主持，继续对谢振华进行批判！”

按当时说法，江青不但是毛主席的夫人和亲密战友，而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文革旗手”，她身穿军装，在北京带头炮轰身兼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谢振华，山西能不炸窝吗？

山西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批谢（一）

山西省委的12名常委全部回到山西，随即于3月14日召开了山西省委三届七次全委会议，贯彻中央汇报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为了加重批谢的火力，又决定从3月27日开始，将山西省委三届七次全委会议变成山西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全省县一级的县委主要领导和县委部分常委都参加了会议。谢振华靠边站了，陈永贵还要在中央工作，太原北京两头跑。于是山西的这次省委扩大会，主事的是陈永贵，但日常主持会议的重任，落实到了王谦头上。王谦作为当初“黑省委”的第二把手，现在又成了实际上主持山西省委的第一把手。这会从3月14日开始报到，一直开到7月底，一开就是四个多月。刘灏也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

由陈永贵主持，由王谦为大会秘书长的这次山西省委扩大会议，对谢振华的批判主要是三个问题：一、谢振华搞了《三上桃峰》这出戏；二、谢振华上了林彪的贼船；三、让谢振华交待批极左思潮的后台。

第一个问题先就批不下去，这个戏有分管的省委领导负责审查，再往深里批，谢振华无非就是负个领导责任而已。第二个问题严重的很，可帽子好戴，证据难寻。有一次批判会上，针对别人给他戴上的这个大帽子，谢振华拿过话筒做了答复：“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叫我快些下了贼船，可我到现在还没有上去呢！”谢将军身经百战，很是镇定。中央没有人说过谢振华上了林彪的贼船，批判者们又拿不出什么证据，此事也就再批不下去了。还有人揭出林彪在平型关修纪念馆，谢振华出了大力。但一查，原来那个纪念馆是北京军区修的，当时谢振华还提了不同意见，说毛主席在红军东征时到过山西，渡过黄河首先到的石楼县。石楼还没有为毛主席修东征纪念馆呢，先修平型关纪念馆怎么能行呢？第三个问题也批不下去了。林彪叛逃坠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后，对明明极左的林彪，毛泽东却给其定性为极右，谢振华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怎么敢和已经走上神坛的毛主席唱两个调子呢？倒是揭发出一个谢振华的“黑九条”来，像是九条施政纲领，是批谢的那些人，去谢振华秘书的办公室里抄出来的。批判者们说，谢振华的这个“黑九条”，是象彭真“二月提纲”一样的反动纲领。这事上了大会简报，好象铁板上钉钉了。但原先红联站的第一把手，如今的太原市清徐县委副书记段立生去找王谦，说大会必须对这件事作纠正。为啥？原来所谓的“黑九条”，是段立生写给谢振华的一封信，是他对谢振华提出的九条工作建议。王谦起初不信，以为段立生在替谢振华承担责任，听段立生说的信誓旦旦，二人难免发生口角。王谦说，即便是你写的那九条，谢振华看了，那就是他的思想。段立生回敬说，谢振华还看《毛选》呢，毛泽东思想能成了谢振华思想？见王谦对此事不公开纠正，段立生就在会场外贴出一张大字报，说明那个“九条”，是他写给谢振华的工作建议，并非谢振华制定的什么纲领。这件事也就再批不下去了。

会上还有人对谢振华面对面揭发，说谢振华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跟着林彪“起哄”。这倒确有其事。那次中央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地点在庐山。在那次会议上，陈伯达搞了几条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书里抄下来的有关天才的语录，林彪大谈毛泽东主席是天才，应该当国家主席。到会的中央委员们，一看是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和党中央副主席林彪的提议，都表示了拥护。其时，毛泽东和他培养的接班人林彪之间，早已暗中争斗不息，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各自怀着不便告人的政治用心。但作为一般的中央委员，怎么能明白党中央的主席和副主席之间，会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由暗变明地成了矛盾的双方呢？再何况，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首脑？拥护伟大领袖当国家主席还能有错？只到毛泽东点名批了陈伯达，同时把林彪凉到了一边，到会的中央委员们才开始重新按伟大领袖定下的调调说事，不再议设国家主席的事儿。这些中央委员们，当时表态支持林彪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态度，事后被称为“起哄”。现在批谢时有人提到了这事，真好象是对谢振华“刺刀见红”了。会场上立即传出一片要谢振华老实交待的吼声。谢振华却冷冷地说：“庐山会议上起哄的又不是我一个！”自然就有人追问还有谁？谢振华依旧冷冷地说：“咱们这会场上就有，我不能说。”与会的人们马上就明白了。主持会议的陈永贵，当时在庐山会议上，也是起过哄的。林彪说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能不是天才吗？林彪要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事儿能不拥护？至于在这件事上，伟大领袖和他的接班人是怎么想的，其政治用心是啥？当年在庐山会议上，陈永贵绝不会比谢振华有一点点高明之处。

陈伯达是1969年中共九大后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他曾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来山西视察工作。谢振华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自然得陪同陈伯达视察。陈伯达要从山西再赴内蒙古自治区视察，谢振华将他送到了呼和浩特市。有人把这事也拿出来揭发，说谢振华跟着陈伯达“跑了一段”。揭发者言之凿凿，会场上却传来阵阵窃窃私语。那位揭发者，成了当天饭桌上人们取笑的对象：“你小子要能爬成个省委书记，中央下来个政治局常委视察，看你小子在人家面前，准跑得比谁也勤快！”

因了《三上桃峰》一出戏，谢振华在会上天天挨批的同时，山西文艺界也成了被清理的重点。《三上桃峰》的创作人员和演出人员，不是接受批判就是深刻检查。省戏研室有一位戏剧评论家赵云龙，和《三上桃峰》这出戏没有丁点儿关系，就是因为写过一篇还没有正式发表的文章，对江青提倡文艺创作要“三突出”提出点不同意见，也成了清理对象。在受到批判后，含冤自尽，以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代价，对“文革”作了无言的抗争。

最初看了报上那篇初澜写的文章，刘灏根本没有想到这种事儿会与谢振华有什么关系，也根本想不到江青天天批林批孔，会拿谢振华做了活靶子，他还没有来得及理顺思维，太原街头就乱了。冷落了几年的大字报、大标语，又铺天盖地般出现在省城太原。原红总站的铁杆儿们，现在要给死在谢振华刀下的杨成效报仇了，有人化名为反潮流战士，用大字报和大标语开始炮轰谢振华。他们的炮弹里装着的内容是：谢振华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反大寨就是反对毛主席；谢振华支持《三上桃峰》，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更为可怕的罪名，是谢振华炮打毛主席司令部的陈永贵，曾经整理过陈永贵的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