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马连良三十八岁,春秋正盛,艺术生涯一帆风顺,正向艺术的鲁殿灵光进军。
一九三八年,北京来了位山西梆子女名老生丁果仙(艺名果子红),率领她的剧团来京演出。班中还有很多资深的老伶工同来,如红遍三晋的艺名狮子黑的名净张玉玺等。其他也都是山西梆子中不可多得的人才。这个团演出地点开始是前门大栅栏中的广德楼剧场,后又移到煤市街口华北戏院。
丁果仙十七八岁时在山西即享盛名,有“山西梆子须生大王”之誉。嗓音洪亮、咬字纯正,并且极富于感情色彩,一唱三叹,坚实洪亮,令观众拍案叫绝。如今她二十八岁,正是风华正茂,精力充盈之时。来京后,山西同乡可说是倾巢出动,为她热烈捧场。就是京剧界同仁也久闻果仙大名,也来个全部出席观摩。
原来,梆子这一剧种比京剧更为古老。历史悠久,剧目繁多。京剧原就是在徽、汉二调的基础上,广泛吸收昆曲、弋腔、秦腔等剧种的精华,熔于一炉而成型的。可是京剧也不可能把人家好的地方都学了过去不是。在人家原来的剧种里,还保存许多精湛的演出技巧甚至绝活儿,还有许多优秀剧目,需要搞京剧的,包括各个部门都应该向人家学习研讨。马连良这个人对艺术是十分认真而有追求的,他最善于吸收各家之长,化为我用。因此,只要他没有演出,就去看丁果仙的戏。看后必去后台道辛苦,并和丁果仙谈自己观剧的感想,切磋技艺。虽然过去素不相识,架不住天长日久,彼此不但稔熟,而且惺惺相惜,各怀敬意。
丁果仙有几出戏,最让马连良感兴趣:《走雪山》的曹福、《青风亭》的张元秀、《空城计》的诸葛亮、《打金枝》的唐王等。因为这几出戏,除去《打金枝》的唐王外,那几出戏也是马连良他自己的拿手戏,看后很受启迪。此外,还有一出他最感兴趣的《反徐州》,丁果仙扮演徐达。这出戏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还有引人入胜的情节,马连良看上了这出戏。就起了个互赠剧本,进行广泛艺术交流的念头。
马连良请丁果仙及剧团的朋友们去看“扶风社”的演出,去看他和那“四大金刚”:张君秋、叶盛兰、刘连荣、马富禄合演的《四进士》。丁果仙看后,对这出马派名剧喜欢得不得了,对马连良很感喟地说:我们山西梆子也有这出戏,戏名叫《全部紫金锅》(就是杨素贞手上带的那个镯子),可是情节太冗长,场子又太碎,哪如京剧这么紧凑精炼,又这么有“戏”。马连良就问丁果仙想不想移植这出戏,丁果仙说:“很想哩,就是没剧本。”马连良先生说:“那不是现成的吗,我就让他们给你抄一个我的演出本。”两天以后,一本手抄的《四进士》总讲(剧本),送到了丁果仙手里。
中国人是讲究“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丁果仙便问马连良喜欢哪一出她演的山西梆子戏。马先生便说:他很爱看《反徐州》,这出戏京剧没有,可是他演过京剧《广泰花》里的徐达。但是那出戏里的徐达没有这出梆子戏里的徐达丰富多彩、摇曳生姿。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一席话说明马先生是看上了《反徐州》了。丁果仙虽是来自说话柔声细语的太原城的坤伶,可是却非常豪爽。立刻先安排剧团再演两场《反徐州》,第一场马连良请他的老朋友、剧作家吴幻荪和他一起看:边看边议,对移植改编这个剧本更有了信心。第二场请“扶风社” 全体主要演员去看,郝寿臣、张君秋、叶盛兰、李洪福、马春樵、芙蓉草、贾松龄、高连峰等等都去观摩了,在刻画人物和演技方面很有收获。只是名丑马富禄临时有事没有去成,缺了这一课,损失很大。据有的剧评家说,“结果在《串龙珠》演出时,就是马富禄的花婆不够深入,这就是缺乏观摩的关系”。
接着,一本工工整整手抄的《反徐州》总讲便摆在了马连良书房的写字 台上。
还得提一句,这一年“扶风社”的当家花脸刘连荣不在北京,随梅兰芳大师去了南边演出。马连良不惜重金,又把当时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花脸三大家之一的郝寿臣请出“山”来,马、郝二次合作,如虎添翼,“扶风社”的阵容,真是没挑了。
要说现而今儿,移植借鉴地方戏的剧本,向地方戏学习,是正常的艺术交流,司空见惯。但在那会儿可没这么简单。京戏班的人,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国剧,京腔大戏,哪把地方戏放在心里。去观摩,我看你们的戏,笑话!一个个眼框子高着哪。可人家马连良和他的“扶风社”的同仁就不这么想。头六年马连良演出的《假金牌》就是移植人家河北梆子的剧本。所以马连良能够“独树一帜”,创作出马派,实在是有他人不及的长处。
丁果仙得到《四进士》剧本后,马上就排,排好了就请马连良去看、去指导。马连良对其中几处易讨好、有俏头的地方,都毫无保留地给丁果仙详细点拨。那丁果仙不愧是山西梆子须生大王,聪慧异常。一经指点,立即领悟,很快她的宋士杰就达到相当水平。
几日后,丁果仙就在华北戏院演出了山西梆子《四进士》,并贴出马连良先生亲授海报。观众赢门,都要一睹山西梆子的马派《四进士》。丁果仙的宋士杰还颇有几分马派神韵,唱口却更激扬高亢,气势不凡,赢得观众阵阵喝彩之声。
这对“扶风社”全体同仁也是极大的鼓励。于是也积极行动起来,特别是大伙在读过《反徐州》剧本以后,对这个戏反抗民族压迫的抗争意识尤为 赞成,都想早日把这个戏排出来。
那么,《反徐州》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首先这个戏的剧情很富于戏剧性:元顺帝时,世袭蒙古徐州王完颜龙,性格极其残暴,横行不法。一日行围狩猎,踏坏民间庄田甚广。农民郭广庆谏阻,完颜龙恼羞成怒,定要将郭广庆斩首。正巧,新任州官徐达下乡观察民情,见此情景,苦苦劝解,并佯责郭以保全他性命:改为枷刑三月,游街示众。完颜回府途中,强夺民妇花云之妻水桶,又因花妻拾了他的箭,竟被割去了手臂。回抵府门,有民妇孝服在他门前哺儿。完颜龙认为不吉,残酷地挖去其眼,并摔死民妇怀中婴儿。当郭广庆受刑时,其亲友侯伯清、花云的母亲花婆商议设法搭救。侯乃以家传“串龙宝珠”质当于康茂才当铺,得银向完颜龙之仆乐儿行贿,以求释放郭广庆。不料当票又被典史拾去,献给了完颜龙。完颜乃诬当铺主人康茂才盗窃他的宝物,押入府中,严刑拷打,并抄没其全部家产,并献珠作为给他父亲完颜图的寿礼,还将康送交州官治罪。此时完颜龙闻刘福通起义,率兵出城抵御。被完颜龙割手、剜眼之民妇,全至州衙申诉,乐儿又送康茂才、侯伯清至。徐达不能泯灭良心,入民于水火,又值乐儿送一厨役来接任州官,滥施淫威。此时民情激愤,当场打死校尉,拥徐达起义,拿获完颜图,闭城以拒元兵。投奔起义军的花云率兵至,与百姓们将完颜龙杀死,占领徐
州。
这出戏由对京剧甚内行的文人吴幻荪执笔改编。结构完整紧凑,人物个性鲜明,穿插跌宕火爆,戏剧性强,动作性强。而且戏的主题是反对民族压迫、倡导反抗斗争,极富民族意识。这时是一九三八年,是芦沟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第二年。北京已沦陷敌手,害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出戏颇有抵御外侮、奋起杀敌的爱国主义情愫,所以人人摩拳擦掌,主动加班加点排戏。
这出戏角色很多,参加演出的演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上驷之材:马连良扮演徐达、郝寿臣扮演完颜龙、张君秋扮演花云妻子(剜眼妇),芙蓉草扮演剁手民妇、马富禄扮演花婆、叶盛兰扮演康茂才、李洪福扮演侯伯清、马春樵扮演郭广庆、高连峰演乐儿、贾松龄演完颜图。这可真是角色搭配齐全的最佳阵容。
山西梆子《反徐州》里,徐达、花婆、康茂才、郭广庆、侯伯清五个人都是赤子心肠,除花婆外,又都是红脸汉子,因此都勾红脸,故此山西梆子这出戏又叫《五红图》。
京剧以侯伯清家珍藏宝珠为名,起名《串龙珠》。 马连良扮演的徐达,头戴忠纱,挂“黑三”髯口(胡子)、穿改良蓝官衣,颜色透亮雅致。这出戏徐达的唱段不少。第一次出场,徐达下乡察民风劝桑农时,唱一段“西皮慢三眼”。完颜龙要杀掉郭广庆,徐达劝阻求情时,一方面敷衍这个残暴的凶徒,一方面暗示郭广庆忍耐,有一个“二黄倒板”、 “回龙”转“原板”再叫散的成套唱段:平稳中求力度,徐缓中见锋芒。一边唱,一边做,把一个寄人篱下的清官疼爱自己百姓的赤心,细腻而形象地表达出来。
“公堂”一场,百姓纷纷来哭诉申告,呼天抢地、痛不欲生。而对这一莫大的欺凌和耻辱,徐达此时有一段“快板”和“西皮摇板”,唱得沉郁刚劲、悲愤填膺,同时也注重揭示徐达此时激烈的内心冲突,复杂的思想感情,真是唱做并重。最后起义军与元兵开打,徐达改穿香色绣万子的箭衣,手执明晃晃的宝剑,打一个小档子,很漂亮、很边式。
郝寿臣扮演完颜龙,这是马郝第二次合作。郝寿臣不愧一代名净,一派之祖(郝派)。他扮演的完颜龙,勾一个油黄三块瓦的脸谱,透着那么凶暴阴鸷。头戴倒缨盔,嘴挂黑扎,上身穿黄马褂,下身战裙,暴唳刁顽,不可一世。郝寿臣通过楞角鲜明的动作,骄横粗蛮的念白,塑造了一个毫无人性、罪大恶极的压迫者形象。
张君秋扮演花云被剜去眼睛的妻子。全身缟素,雪样银装,为了发挥他善唱的优长,在他出场后,安排了一段“西皮原板”。叶盛兰扮演的康茂才,头戴鸭尾巾,身穿素花褶子。虽然他是开当铺的掌柜的,但他有全身的武艺。台步走得很矫健,动作有楞角,特别是被完颜龙诬良为盗,对他拷打时,叶盛兰突然“起范儿”走了一个又高又利落的“抢背”,形象地表现出康茂才所受酷刑之烈,同时也看出叶四爷基功之深。
马富禄扮演花云的母亲花婆,糅一个大红脸,戴红耳毛子,“开打”时 手执钢叉交锋陷阵,勇不可挡。
芙蓉草扮剁手民妇,梳大头,穿青褶子,唱并不多,只有几句“摇板”,可是他不愧是第一流的配角。虽然剧本上赋予这个角色的活儿并不多,可是他把这个无辜女子所受的欺凌、压迫以及被断手后痛不欲生的心态展露得淋漓尽致。
李洪福是马连良的硬里子,能唱会做。他扮演侯伯清、头戴青色软胎罗帽,穿青素箭衣,戴黑三髯口,通过念、做,刻画了一个古道侠肠的义士形象。
马春樵是马连良的叔伯弟兄,是个戏路子很宽的全才演员,他扮演郭广庆。戴硬胎青罗帽,穿青素箭衣,糅黄脸。这扮相很像阳谷县的都头武松武二爷。马春樵塑造的郭广庆,仗义直言,不畏刀箭,也很有点儿武二爷的脾气。高连峰扮演大太监乐儿。胸无点墨,阴毒损坏,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非常深刻。头戴宫帽、勾个豆腐块,箭衣马褂,和《法门寺》里贾桂的扮相差不多。
贾松龄扮演完颜图。贾松龄的丑有较高的水平,尤其是他的婆子戏,称为一绝:冷峻幽默、噱而不谑。这次他的完颜图,勾一个皱纹满面的老脸,穿一件短及膝盖的女蟒,出场唱四句梆子,滑稽颟顸,颇符合这个混蛋王爷的性格。
《串龙珠》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夜场,首演于西长安街上的新新戏院。观众十分踊跃,剧场真是要卖“挂票”了。观众情绪高涨,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可是漏子也出来了,您别忘了,这是一出民族意识强烈的新戏,日伪统治当局早注意这出戏了。
第二天新新戏院还是贴演这出新戏《串龙珠》。报纸早登出来了,票也都卖完了,可是票房送来了消息:日本特务机关订了楼上的好几个包厢。干吗,名为看戏,实为审查,马连良、吴幻荪以及扶风社的骨干力量忙聚在一起开会研究对策。有人主张适当修改剧本:把那些富有激励民族意识的台词,揭露侵略者、压迫者罪恶的台词都删掉。例如,在完颜龙行围射猎踏坏庄田一场,要杀谏阻的郭广庆。徐达求情,明为训民,暗为示意广庆要忍耐时,有这样的台词:“百姓幸能生存,已属万幸,叫你生则生,叫你死则死??”
(这情景和日本侵略者侵占华北对我同胞所施暴政又有何两样),这词就比较典型。可是也有人提出,头天怎么演,第二天照旧怎么演,唱词念白一个字也不能动。为什么?焉知第一天的观众里没有混进日本特务?万一你有听修改,倒让他们抓住了把柄,问你个无私有弊,反而显得我们心虚有鬼了。干脆就不改,至大你们不让我们演还能怎么样?你要说我们是反“日”戏,反正我们咬定牙关不承认。我们演的是元朝的戏,和日本挨不上边。对!就照第一天那样,一字不动照原样演出。结果于演出次日上午就接到日伪当局的严令:此戏禁演。但是此事不公开,不见报纸,说是给剧团留点面子。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日本侵略者没那么善良,是他们考虑到一旦公之于众,倒引起人们的注意,一定会争先恐后、想方设法来看这出有反“日” 意识的《串龙珠》了。北京是不能再演了。没过多少日子,“扶风社”去了天津,却在天津卫最新式、最大型的剧场中国大戏院里,大演特演《串龙珠》了。日本人发慈悲开禁了吗?不是。侵略者多会有善心?那是因为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日本人还不能进入租界。天津中国大戏院正在法租界,日本人干涉不了。抓这个时机,马连良便连演多场《串龙珠》,那还不场场爆满。这一下倒使天津的观众大饱眼福耳福了。一九三九年,马连良又排出了一个极好的新戏《春秋笔》。这出戏也是吴幻荪根据山西梆子改编过来的。山西梆子、陕西梆子、河北梆子、同州梆子和蒲剧都有这出戏。山西梆子演全本的叫《浑仪镜》,也有人说叫《归元镜》。广西桂剧演这出戏叫《混元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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