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有山是万全县西红庙村人,幼年家贫,九岁那年,父亲就把他和弟弟蔡有川送进了张家口市古宏庙街的孤儿院。在孤儿院里,他纳过鞋底,织过毛毯,焊过洋铁壶…… 他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更是家常便饭。弟弟就是受不了虐待,三次逃跑,成了一个流浪儿。
他十一岁那年,孤儿院成立了戏班子,聘请了山西的太平红、盖陕西、唱京剧的张少池当教师。教师们很严厉,成天手持藤棍督促孩子们练功。蔡有山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挨打的次数记也记不清。出师后,还有三年实习演出,仍然是一天三顿吃不饱,虽有两块零用钱,但因不准上街,有钱也花不了。有时晚上散戏后,饿得实在难受,孩子们就悄悄地把行李绳、裤腰带、接在一起,将一个人从戏园的窗口吊下去,向外面来往的小贩买烧饼吃。蔡有山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刻苦练功、学戏,练得一身好武功的:他在开打之中手疾眼快,动作干净利索,背扎靠旗、头载雉鸡翎、腰挂宝剑、也能做高难度的动作,这浑身上下的装饰物都能作到不磕、不碰、不挂、不乱。出师不久,便小有名气,人称“勇猛武生”。几十年间,他在张家口、宣化、沽源、柴沟堡、南壕堑一带搭班演戏,四处漂流,无以为家。直到张家口市第一次解放,他才同筱桂桃、刘宝山、郭凤英、马武黑等,在张家口裕民戏园固定演出。第二年,八路军作战略撤退,他有一个在国民党军队当官的哥哥嫌他是个“臭戏子”玷污门庭,把他赶出了张家口。此后,蔡有山只好在天镇、阳高、大同一带流浪演出。也到北京与牛桂英、马秋仙、白翠云、杨胜鹏等人,在“吉祥戏院”、“三晋小剧院”搭班演出。直到一九四八年张家口市第二次解放,他才又回到了张家口市,与冀美莲、李淑英等,在“解放剧场”演出,并担任剧团团长。第二年春天,他到涿鹿县组织“新民晋剧社”,后改名为“涿鹿晋剧团”,一直到现在。
苦难的生活,坎坷的道路,使蔡有山养成了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和虚怀若谷、不断进取的精神,他走到哪里就学到哪里。早年他傍水上漂、彦章黑、金铃黑演戏,用心默记这些前辈的一招一式;他向九岁红学过戏,也曾拜马武黑为师。这次,他应邀到山西教戏,不仅虚心向牛桂英、十一生等老艺术家学习,就连发现一个小学员“走鞭”动作优美,他就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几十年间,蔡有山从京剧、昆曲、北路梆子等姊妹剧种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就连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撵回村里劳动,也没有丢掉他热爱的戏剧艺术。如今,蔡有山同志不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每天清晨,坚持久到桑干河边喊嗓子、练喷口。他正是以这种顽强苦练与钻研精神,使自己的表演艺术日臻成熟,红、黑、生、旦、丑,行行通晓,手、眼、身、法、步,样样精熟,唱、念、做、打,都有独到之处。这,也就为他改革晋剧花脸表演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蔡有山由武生改唱花脸,是一九四八年的事。在长期的演出中,他深深感到:晋剧花脸行当的表演程式、唱腔,有长处也有短处。其缺点是舞台表演动作简单、呆板、生硬,唱腔单调,粗野有余,优美不足。他决心改革,要闯出一条新路。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辛勤的劳动之花,终于结出了丰硕的艺术成果,创造和形成了蔡有山独具特点的晋剧花脸表演艺术风格:其唱腔既有马武黑的行腔柔软、吐字真切、音调优美的特点,又有彦章黑拖腔婉转、浑厚有力的长处;其中,还巧妙地揉合进许多须生的唱法。他的这种唱腔,特别适用于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轻吐字,如小溪流水叮咚悦耳;慢拖腔,似江河奔腾,气势磅礴;快起来,像珠玉落花盘,急促清脆;拔嘹子,如同奇峰突起,响彻云天!蔡有山的形体表演,更是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他把须生、青衣、二花脸、甚至某些小旦表演技巧也天衣无缝地运用到晋剧花脸行当的表演之中,这不仅极大地丰富花脸行当的表演艺术手法,重要的是,这种表演给观众以一种优美的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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