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书画家、医学家。为纪念这位历史文化巨匠,5月下旬,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办了新编晋剧《傅山进京》演出暨傅山文化周活动。本报特邀新一代晋剧表演艺术家、女须生谢涛谈谈排演《傅山进京》的相关故事。

晋剧《傅山进京》说的是清康熙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78年,清廷下诏开博学鸿词科考试的事情。这在各种版本的《傅山传》里以及有关傅山的史书、年谱中都有记载。晋剧《傅山进京》中的傅山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和艺术创造的舞台形象。艺术形象是允许在历史事实基本真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加工、艺术创造的。所以说,应该更多地把戏里的“傅山”看作是一个“艺术形象”,没必要在一些具体问题和具体细节上,讲究它的真与不真。从演出这么一段时间来看,提出“这不是傅山”的意见的并不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甚至还有一些较为尖锐的意见,涉及到整个戏的主题、深度和走向。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一个戏演出来不闻不问,没人理睬,那才让人尴尬、坐卧不安。


山西人喝“头脑”吃“稍麦”时都会念  叨傅山  对我来说,认识傅山是个次第渐进的过程。从一开始懵懵懂懂,到后来把这个艺术形象立在舞台上,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是太原人,从小就跟爸爸到“清和元”喝“头脑”、吃“稍麦”,听爸爸说,“头脑”(也叫八珍汤)和“稍麦”是傅山先生为他母亲健身炮制的营养食品。还说傅山的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等等。这就是傅山先生给我留下的最初记忆。后来,我考上太原市戏校,戏校校址就在上兰村的“窦大夫祠”里。那儿离傅山先生的老家西村不远。离傅山先生常去的崛围山更近,我时常和同学们爬到崛围山顶上的青羊庵遗址玩耍,那里就是傅山先生中晚年读书隐居的地方。还有土堂村的“大佛寺”等,这些地方都有傅山先生留下的遗迹和当地人们祖辈相传的“口头文学”:说傅山先生如何用草药给人们治病;说傅山先生写字不用笔,而是用笤帚;说傅山先生还能带兵打仗等等。眼见耳闻的东西撞击着我的心。和父亲说过的故事联系起来,那个脾气很倔、和当地老百姓很亲善、飘着长长的白胡须的老头子的形象,就时常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戏校毕业,离开“窦大夫祠”后,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地方。整天忙于下乡演出,整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整天坐在赶台口的大车上胡思乱想。想过晋祠的“桐叶封弟”、“水母娘娘”,想过“晋文公”、“唐王起兵”、“杨家将”,想过西山的“大佛寺”、城南的“晋阳古城”,却从来没有再想过傅山。傅山离我已经很远很远了。


演傅山时没有可资借鉴的“范儿”,只好“急用先学”   后来,我搞过改编《芦花》,排过《范进中举》等。这些戏都是我努力向上的基石,认真地说,我是踏着这些基石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范进中举》的导演雷守正先生让我学到不少东西,知道了演员在台上该怎样演戏、怎样塑造人物。《范进中举》还在演,我就想着再排一个戏,还是“一个文人戏,一个人文戏”。我们几个在一起商量时,赵爱斌老师提起了傅山这个题材,说太原该写的人不少,但傅山是最值得写、值得演的人,并向我推荐了郑怀兴老师。郑老师果然是大家、大手笔,他的剧本出来后,北京一些业内专家给了很高的评价。我们聘请的石玉昆导演也是全国数得着的大牌导演,他在《傅山进京》这个戏上,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他们比起来,我唯一的优势就是和傅山是老乡,自觉比他们会熟悉一些。但拿到剧本一看,越看越陌生,越看越离得远。不是说剧本写偏了傅山,是剧本中所要表现的傅山,与我以前脑子里的傅山相去甚远。剧本全背会了,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这个傅山怎么演呀?心里犯难了很长一段时间。“急用先学”,赶紧找资料、翻史料,请教对傅山有研究的老师、学者。通过一阵子“恶补”,再看剧本时,就顺畅多了,脑子里也有了一点傅山的影子。但心里还是没底。石玉昆导演是在百忙中来给我们排这个戏的。筹备排练时,他给我们分析剧本、对台词,让我们找人物、找感觉。说实话,在下排练场之前,我真不知道自己怎样在舞台上表现这个“风骨文人”,找不到演傅山的一点点“范儿”。直到彩排时,虽然词背会了,唱腔学会了,“路子”也记熟了,脑子里的“傅山”还是模模糊糊的。演出结束后,人们都说“好戏,好戏”,“谢涛又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新形象。”但我心里清楚,人们是在说剧本好、导演好、音乐好,甚至说舞美好、灯光好、造型好。要说我演得好,我真的很脸红。这一刻,我才深深地感到自己对傅山的认识和理解太浅薄、太表面、太一般化。这样的“老生傅山”,但凡有点舞台功夫的老生演员都能唱、都能演。这不是我要达到的目的、我要的艺术效果,更不是我理想中的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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