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晋剧团的前身是山西省榆次市晋剧一团

五十年代末，有一支山西梆子剧团响应党的号召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在那里他们工作生活了近三年时间，成为内地第一个支援新疆文化建设的文艺团体，创晋剧走出山西流传最远的历史之最。正因为只有短暂的三年时间，所以这段经历鲜为人知，为了让人们记住山西戏剧史上这一特殊史实，我们根椐部份当年赴疆人员的回忆整理成文，作此介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晋剧团的前身是山西省榆次市晋剧一团。

榆次市晋剧团成立于1957年7月，原名是榆次县迎春晋剧团，当时剧团已经是名角荟萃，文武皆备，在主要演员中有著名老生演员宋茂林（艺名眉毛丑），从其艺名就可知道他不但老生戏演的好，而且丑角戏在晋剧舞台上也是独树一帜，有一手前无古人的绝活，那就是他的一双浓眉可以左右轮番上下跳动，令观者称奇，他博采众长，演技精湛，深受观众的赞叹；著名花旦兼刀马旦演员筱桂芬、筱桂君，是著名晋剧艺术家张宝魁（艺名筱吉仙）的弟子；小生演员张美英，是晋剧著名艺术家王庆云（艺名鹿儿红）的弟子；须生演员武惠仙（艺名二捣蛋），是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丁果仙的弟子；还有晋剧名演员丁巧云之女青衣演员郭金香，以及青衣演员王淑贞、女花脸演员孙秀文、武生演员王根有等。演出的剧目有《八件衣》、《回龙阁》、《破洪州》、《归宗图》、《狐狸缘》、《梅降亵》、《大报仇》、《英杰烈》、《白兔计》等20多部。1958年10月，行政区划进行改革，将榆次市和寿阳县实行市县合并，统称榆次市。这样榆次市就有了两个晋剧团，一个是原市晋剧团与寿阳县晋剧团训练班组合而成的榆次市晋剧一团，另一个是原寿阳县晋剧团改称的榆次市晋剧二团。两个团共有演职人员130余人。寿阳县晋剧团训练班合并过来后，带来了一批青年演员，其中较为出色的有逯舜英、逯舜卿、李周玉等，带来的剧目有《王功卖艺》、《下水牢》、《梵王宫》、《周仁献嫂》等，更可喜的是将资深导演刘金章（曾用名刘锦章、榆次张庆人）调整到市晋剧一团。他曾先后拜王庆云（艺名鹿儿红）和张宝魁（艺名筱吉仙）为师，早在1946年就进入榆次西戏园排新戏（即有别于传统戏的新编历史剧），因此而轰动榆次城，名噪一时。解放后，曾在榆次县新生晋剧团、太谷县前进（后更名为新星）晋剧团、寿阳县晋剧团以及后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晋剧团担任导演工作，具有丰富的剧本创作与剧本改编、移植和执导经验，他的到来使剧团摆脱了以演传统戏为主的困境，为剧团不断更新演出剧目提高演出质量做出了突出贡献。

刘锦章先生（1917年—1990年）

左起：前排 筱桂芬 筱桂君 后排 宋茂林 武惠仙

市、县合并后的榆次市晋剧一团可谓演职人员阵容空前、角色行当齐全，演技水平上乘，演出剧目增多，服装道具齐备。全体演职员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不论演出条件是好是坏，都是一丝不苟地认真演出，经常是一天三场戏，晚上卸装后连夜赶台口。经过一年的共同努力使这个自负盈亏的剧团在经济上做到了自给自足。

1959年7月，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协商，国家文化部同意，由山西省无偿支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晋剧团，要求是演职人员，服装道具等整体移交，进入新疆后即可演出的一个团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巩克（榆次郭村人）派办公室主任张梦林和艺术科的罗小青二同志前往山西与当地政府和文化局具体协商支边剧团的细节问题。

新疆的同志到山西后提出，支边晋剧团要有一定的演出水平，要有名演员。山西省政府、省文化局对市级以上演出团体进行全面权衡后，向新疆方面推荐了榆次市晋剧一团，并陪同新疆来的同志观摩了该团正在太原市和平剧院演出的剧目《十二寡妇征西》。新疆的同志认为，这个剧团的整体演艺水平还可以，且演员阵容合理，既有老艺人又有青年演员，很有发展前途，于是经晋、新双方协商，决定由榆次市晋剧一团承担这一光荣的支援边疆文化建设的使命

一石击起千层浪。消息传来，在剧团演职员中引起巨大的思想波动，新疆这个地方对于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陌生，更何况年长者有妻儿老小，年少者有父母双亲、兄弟姐妹，尽管充许带家属进疆，但土生土长的父母那能舍弃他们经过几代人经营的家园而随一个毛孩子到新疆久居。面对人生地疏的生活环境和对故土、亲人的留恋之情，使人们一下子沉浸在是去是留的思想斗争中。为了解决人们的思想顾虑，省、地、市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除召开动员大会外，还深入到剧团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全团人员为了繁荣边疆人民的文化生活，为了让晋剧唱响新疆，纷纷表示坚决听从党的召换，服从组织安排，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组建了一个由110名演职员组成的支援新疆的晋剧团。

8月底，山西省和榆次市政府以及文化部门的领导和文艺界同行们，分别为新组建的支边晋剧团举办了隆重的不同形式的欢送会。会上，各级领导对全团人员能够离父母别兄弟远赴新疆，并在那里长期扎根下去的无私无畏精神大加赞赏。同时指出，这次进疆是晋剧以一个团体整体迁移落户省外，特别是祖国大西北，是前所未有的大事件，意义重大而深远。晋剧表演艺术家丁果仙也出席讲话并即兴演唱，用缴昂的梆子腔为大家壮行。

1959年9月1日，由新疆自治区文化厅赴晋接团人员张梦林、罗小青和支边晋剧团团长张喜林（原榆次市晋剧一团团长）率领，由山西省文化局、榆次市文化局派负责同志陪同，一行130余人（含家属）分别从太原、榆次登上南下的列车。到达西安后全体人员下塌在西安市西北大旅社，借换乘列车硬卧包厢的空隙，组织全团人员参观了大、小雁塔寺、碑林、茂陵，浏览了骊山脚下华清池等名胜古迹。7日，山西省陪同人员送剧团全体演职员登上西去列车后返晋，然后支边晋剧团人员经由兰州过嘉峪关，于9月10日晚九时到达兰新铁路线的临时终点站——尾亚车站。这里虽然已进入新疆境内，但距首府乌鲁木齐市还有七百多公里，当人们第一脚踏上这片陌生而神奇的土地时，迎接他们的是沙石遍野的戈壁滩和几顶闪烁着微弱电灯光亮的帐篷，一派荒凉景象。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已派员先前到达接站，将人们引领到打地埔的帐篷内，在那里准备了新疆特产哈密瓜和馕（一种烤制的面饼，维吾尔族等民族当做主食）。这些刚刚离开山西土坑的人们第一次睡在这荒野上的帐篷里。

次日，赴疆晋剧团一行人扶老携幼乘公交专车从尾亚出发，经哈密、鄯善、吐鲁番等地，用了3天的时间，于9月13日下午2时许到达此行的目的地——乌鲁木齐市，全部行程3500多公里，历时一十三天。

剧团演职人员及其家属被安排在乌鲁木齐市阿哈买提江路183号（现友好南路107号）。这里原来是自治区总工会教工俱乐部，一座坐西向东的三层红楼。早在这里等侯的自治区有关领导和文艺界同仁在一楼大厅举办了欢迎会。从此，赴疆晋剧团的全体人员落户于新疆，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原自治区晋剧团住址，现已改建一新，为新疆职业大学校址）

榆次市晋剧一团进疆后，从体制上由自负盈亏转变为国有事业单位，定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晋剧团，隶属自治区文化厅直辖；演职人员的工资套改为国家文艺级，最高的是文艺七级，月工资290元（含边疆津贴），最低的是文艺辅助级，月工资50元（含边疆津贴）。同时确定了剧团党政工团领导班子和各组、队、股的负责人。剧团党政工团的主要负责人为：政治指导员张喜林，团长筱桂芬，副团长筱桂君、武惠仙，工会主席高玉森，共青团书记张瑞、剧务主任朱庆云。并推荐筱桂芬为自治区政协委员，筱桂芬、刘锦章二同志为自治区戏剧协会成员。

左起：前排 武惠仙 筱桂芬 后排 高玉森 张喜林 朱庆云

经过组织上的整顿，精神上的恢复，他们很快投入到紧张的慰问演出中。这次慰问演出为期一个多月，带去的是晋剧经典剧目《打金枝》和原榆次市晋剧一团保留节目《锄阁老》等，由筱桂芬、武惠仙、张美英、时双巧、曹绪德、洛辰生等担任主演。剧团在乌鲁木齐市最豪华的剧场——人民剧场，为全区三级干部会议作了首场演出；在军区俱乐部、天山大厦分别为自治区党政军领导作了专场汇报演出；接着深入到八一钢铁厂、纺织厂、汽修厂、农七师、农八师、商业厅、外贸厅等企事业单位作了慰问演出，所到之处无不受到领导和职工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特别是随军征战来到新疆的山西籍老干部，他们大多已在自治区区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听说要来家乡的晋剧，早已翘首以待，今天亲眼目睹到剧团的演出，亲耳聆听到久违的乡音乡韵，心情非常激动，每当演出结束，他们都要到后台去看望演职员们，像见了亲人似的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在以后的三年困难期间，这些老干部在经济上和物资上给予了剧团很大帮助，使剧团的全体人员顺利地度过了难关。还有许多久居乌鲁木齐市的山西籍老乡，他们对家乡戏的到来倍加关注，其中有些老戏迷是场场必到，有的还经常到剧团住宿处唠家常。就是这些领导的关怀和乡亲的鼓励温暖了初来乍到的剧团人员的心，使他们更坚定了在边疆长期生活下去，使晋剧之花在边城开花结果的决心。

（二十世纪60年代的人民剧场）

（二十一世纪初的人民剧场）

经过几个月的慰问演出和营业性演出，人们不仅领略了西域风情，更重要的是通过和乌鲁木齐市兄弟戏曲剧团的交流观摩，对新疆的戏曲现状有了新的认识。首先是在这个边陲城市存在着繁杂的剧种。除自治区歌舞团、话剧团外，还有乌鲁木齐市京剧团、秦腔剧团，特别是新疆建设兵团有一支歌剧、越剧、豫剧、评剧等不同剧种组成的庞大的文艺队伍，而且均有较高的演出水平。在这个多民族居住的城市，少数民族其人口的比例很大，他们以歌舞、电影为主要娱乐项目，当地汉人以看秦腔为主，而来自京、津地区、上海和江苏、河南、安徽等地的领导和群众、支边青年却以观看京剧、越剧，豫剧为主，固定观众多，上座率很高，这就势必严重影响到晋剧团的观众数量减少。其二是观众欣赏水平高。虽然地处边疆，但当地的剧种繁多，表演风格各异，再者经常有内地高档演出团体赴新疆作慰问演出，如西安市秦腔剧团，以严凤英为主演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等，使观众见识广泛，对比性强，因而欣赏水平也就高了。因此，摆在晋剧团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断提高整体演出水平，使晋剧这一陌生剧种迅速取得观众的喜爱。

为进一步提高晋剧团的演出质量，自治区文化厅在1960年不惜重金以月薪400元的高价从呼和浩特市聘请了著名青衣演员方月英（晋剧名老艺人说书红的弟子），从太原等地聘请了铜锤花脸冀守仁、武二花脸高保堂等到自治区晋剧团工作，并派出青年武生演员袁忠诚，青年导演李诚到中国戏曲学院进修学习，作为一个演员能够到这所学院进修，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机会。为使剧团的装备再上一个新水平，自治区文化厅拨款10多万元，两次派人去上海购置服装道具，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自治区文化厅对晋剧团的关怀和重视。与此同时，剧团本身也加强演员的基本功训练，并在剧目方面采取了以“新”、“奇”取胜的举措，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关注晋剧这一新到剧种，培养基本观众，求发展、求生存。首先，他们结合演员自身优势，选择排演剧目。如为晋剧名家筱桂芬移植、改编排练了刀马戏《战洪洲》、《佛手桔》和回复上演传统戏《英杰烈》等，这几部戏都是演绎中国古代巾帼英雄的剧目，筱桂芬作为筱派艺术的传人，举手投足落落大方，颇有名家风范，她的武功功底扎实，各种兵器在她手中运用的娴熟自如，得心应手，表演技巧均有独到之处，在多年的舞台艺术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使其表演技艺更加精湛，吐字行腔考究，表情表演到位，武打演来灵巧稳捷，如在《战洪洲》中，她身扎大靠跑起圆场来身轻如燕，上面靠旗纹丝不动，下摆却如莲花倒开，令观众叹服。她技艺全面，在《铁弓缘》中她扮演的陈秀英（花旦）更是妙趣横生，她幽默风趣的道白和表演不时引起观众阵阵喝彩，而在《张海棠》一剧中他又以青衣的角色出现，在剧中表演自如，情感逼真，将人物塑造的非常到位。因此说她不但是晋剧武旦行中的佼佼者，也是才华出众的多才多艺的晋剧表演艺术家。她所塑造的一个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影响。剧团还为青衣演员方月英精心排练了历史剧《孟姜女》，方月英也不负众望，在剧中她准确地把握住人物性格，通过情真意切的表演，把一个千里寻夫的弱女子，对封建势力奋力抗争的妇女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为此，《新疆日报》文艺版发表《一出动人的悲剧——孟姜女》署名剧评，一时间在乌鲁木齐市被广为传颂，大大提高了晋剧团的知名度。二是剧团领导还发挥舞台美术设计与绘制师范海春先生的作用，排演了神话剧《追鱼》（又名《金鳞记》）、《红珠女》等，以变幻莫测的舞美设计——即在科技不发达时期而兴盛一时的所谓“机关布景”，以此取长补短，赢得观众的欢迎。如在人民剧场上演《追鱼》时就出现过座无虚席的盛况，在这几个神话剧中，每当舞台上鲤鱼变化的牡丹小姐从碧波潭池水中缓缓出水时，每当红珠女入海搬兵，高举着的红色宝珠顿时光芒四射时，每当满舞台是祥云密布的天空，眨眼之间变成了山川秀丽的人间大地时，观众席上总会爆发出热烈掌声。三是在优秀传统戏方面，为以唱功见长的丁派传人须生演员武惠仙恢复上演了《蝴蝶杯》、《八件衣》等，为铜锤花脸冀守仁恢复上演《秦香莲》......等；四是剧团领导积极加强对青年演员的培养，使其在艺术道路上有所建树，因而专门选择排演适合他们演出的剧目，如《杨八姐游春》、《哑姑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就是由青年演员担任主演的，其中有扮相俊俏、嗓音清亮圆润、音色甜美的闺门旦演员逯舜英，有经过深造的武生演员袁忠诚，有表演潇洒自如的武旦演员郑云仙，有唱念做打俱佳的丑角演员杜培孝，有扮相端庄、演唱周正大方的小生演员逯舜卿和表演细腻严谨的须生演员洛辰生等；在乐队方面，出现了如经过知名鼓师李树茂先生指导过的鼓师王振斌，琴师马继业等演奏技术出色的年轻人。在以后的日子里，这批年轻人逐步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和剧团乐队的主力，他们为远在边疆的晋剧艺术生命能够延续下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剧团除加强本身艺术修养和基本功训练外，还专门派人回到山西招收学员近20名，设立专职教师进行教学，为剧团培训后备力量。所有这些措施都起到了良好效果。

武惠仙女士剧照

张美英女士剧照

三年来，自治区晋剧团恢复上演晋剧优秀传统剧目和原保留剧目《打金枝》、《八件衣》、《九件衣》、《回龙阁》、《蝴蝶杯》、《回荆州》、《战洪州》《金沙滩》、《双合印》、《张海棠》、《三滴血》、《英杰烈》、《刀劈韩天化》、《访白袍》、《杨八姐救兄》、《花亭》、《杀宫》、《二进宫》等20多本（折），新移植改编古装剧《三踡寒桥》、《佛手桔》、《哑姑泉》等8本。

自治区晋剧团在乌鲁木齐市没有固定的演出剧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由文化厅委托剧团在乌鲁木齐市选址，积极筹备修建一座适合戏剧演出的剧院，另一方面剧团领导号召大家发扬山西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想方设法寻找适合自己演出的场地。进疆后，他们除在人民剧场，八一剧场、工人俱乐部等大型剧场演出外，还展转于市内的印刷厂礼堂、十月拖拉机厂俱乐部、商业礼堂等中小型演出场所，虽然这些企事业单位礼堂的设施条件比效差，但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坚持三年之久，这是其它区、市级文艺团体无法做到的。为此，自治区文化厅对晋剧团的这一举措大加赞誉，表扬他们能够不摆架子，不讲条件，不辞劳苦，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

剧团进疆不久、就遇到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不断从内地传来吃粮紧张，经常饿肚子的消息。与此比较，在新疆（至少是在乌鲁木齐市）吃穿供应方面要宽松而丰富的多。最困难的时候是粮食品种增加了粗粮（玉米面）的供应量，市场上糖、茶、烟、酒等尽管品种较前减少但都可随便购买，这在内地是望尘莫及的。人们在给家人寄信时准会将“中华”或“牡丹”烟装入信中一支，以炫耀自己所在地的优越生活条件。如果说剧团当时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什么的话，那就得说他们的住宿了，特别是双职工的住宿方面。剧团的住地是“教工俱乐部”大楼，顾名思义就不是住宅楼。剧团刚刚进疆时有部份同志带了家属，少者一家三口，多者一家五口，除3位团长、副团长安排在三间（以楼房的间架说）大的房间外，一些主要演职人员每户一间，在这间房子里安置了由三个单人床合并而成的大床，一个三斗一门办公桌，所留空间再放置一些日用品就满满当当了，还要一日三餐开灶做饭，一家三、四口挤在这窄小的空间里其生活质量更可想而知。不过他们比起后来成家和进疆的家属还算幸运的多。进疆第二年，为了稳定青年演职员的情绪，领导动员符合结婚条件的年轻人在成熟的情况下尽快办理结婚手续，这样他们有了温暖的小家就不留恋远在山西的老家，就会安心在新疆扎下根。但是这些新婚男女以及随后来到新疆的家属，在住宿上却成了大问题，最后不得不在二、三层楼的两侧用木架钉上废旧布景做隔扇，作为临时住房：同时又在三楼的一个大房间内用木架钉白布做隔扇，分隔成八、九个小房间，每个房间的宽度 二米左右，长度三米左右，一布之隔住着一对对夫妻，这样的安排现在看来真是有点不尽如人意，但从当时的情况看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无奈之举吧。好在大家都没怨言，以弘扬晋剧艺术为目的而和睦相处，勤奋工作。

为丰富边远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扩大晋剧在新疆各地的影响，自治区晋剧团于1960年和1961年两次深入到北疆地区的昌吉县、奇台县、玛纳斯县、石河子市、乌苏县、额敏县、塔城县等市县进行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政府和观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早年来到这些市县的山西老乡更是欣喜若狂，因为他们都是解放前来到这里经商的，可以说是晋商在国内涉足最远的地方，而且大多是汾阳、平遥、介休、祁县等地人，对晋剧情有独尊，今天能重温年久未看的家乡戏，真是如同做梦一般，就连那些豫、皖、苏等地的支边青年、垦荒战士也出于当地文化生活的贫乏和对山西梆子剧种的好奇而拥跃观赏。晋剧团的巡回演出，不论从政治上讲还是从经济上讲，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自治区晋剧团在搞好本身业务的同时，还积极响应自治区政府号召，参加了许多社会公益活动。如1959年冬季修筑和平渠的大会战，晋剧团曾组成一支青年突击队参战。他们同各族人民一道，为把乌鲁木齐市建设的更美丽而白天战斗在冰天雪地，晚上就在没有火炉的棉帐篷中席地而睡，最后以优良的劳动表现受到了工程指挥部的表彰。再如1960年春，派出10多位演职人员远赴米泉县，支援当地农民突击插秧，这些从来没有见过水稻的黄土地娃娃，能够在这里下水插秧，真乃是难能可贵之举。

1962年3月，奉自治区文化厅之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晋剧团赴山西巡回演出。

为了向山西的领导和父老乡亲汇报三年来的成就，向故乡人民献出精湛的艺术成果，临行前他们精心排练了新编历史剧《佛手桔》（剧本改编、导演刘锦章、舞美设计绘制：范海春，武打设计：高保堂，主要演员：武惠仙、筱桂芬、袁忠诚），进一步加工排练了在乌鲁木齐市上演过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红珠女》、《女写状》等，并且专门为小学员排练了《拾玉镯》，一并带回山西上演，以全面展示剧团演艺阵容。

自治区晋剧团到达太原后，被山西省领导视为上宾，安排在并州饭店食宿，并登门亲切接见。首场演出安排在山西大剧院，山西省和太原市、榆次、寿阳等地的文化部门领导及文艺界同仁亲临观摩，仅在太原市山西大剧院、红旗剧场分别演出10多场，然后巡回到达榆次、寿阳、阳泉等市县演出多场，时间长达一个月。由阳泉市返回太原后，被安排在太原市第二招待所住宿。为使远离亲人三年之久的演职人员返乡探亲，剧团放假一个月。就在这一个月中，新疆和山西文化部门进行了一场谈判，最终决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晋剧团结束他的历史使命，全部人员和服装道具留在山西，仍在乌鲁木齐居住的家属由各自随团人员返新疆搬迁，剧团演职人员中有不愿意留在山西工作的，可在乌鲁木齐市另行安排工作。这一决定是人们未曾预料到的，至于留下来的原因谁也不清楚也没有人想闹清楚，因为在那个年代无条件地服从领导安排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何必去问为什么，所以只能是听之任之了。在最近调查收集相关资料中得知，留在山西的真正原因有三：⑴剧团在新疆赖以生存的观众严重缺乏。仅靠山西籍老干部和老戏迷是很难创造经济效益的。⑵剧团进疆第二年换了主要领导，他错误地将十几名所谓不听话的青年演职员下放到远离乌鲁木齐市的新源县农村落户，结果，一位同志在伊黎河淹死，其它同志都逃回山西。这件事在剧团内部振动很大，搞的人心慌慌。试想，进疆这一举动并非任何人都会轻而易举地做出决定的，当时打退堂鼓、临阵逃脱的演职员大有人在，及使在决定进疆的人员中也有思想波动者，对此，剧团领导专门安排思想坚定的党团员对思想不坚定者实行一对一监视，以防逃脱，直至到达乌鲁木齐市方才解除。而今闹的自身难保，所以产生了不如早日返回山西另谋生路的不安情绪。而今回到山西，部份演职人员就提出不愿重返新疆的要求。⑶在1960年至1961年的困难期间，内地一些剧团的演职人员为躲避生活困难的环境，他们想方设法来到新疆组建剧团，两年间，在乌鲁木齐市就聚集了28个戏剧演出团体，而且演出质量良莠不齐。因此，自治区党委专门下发文件要求精简剧团，签于自治区晋剧团存在以上所述两个客观原因，自然就成为精简对象之一了。截至1962年底乌鲁木齐市的演出团体下降到了12个。

正式宣布剧团留在山西这一决定的地址，还是举行隆重欢送剧团赴疆大会的太原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俗称南宫），不过这一天没有那么多领导和文艺界同仁参加，只有赴山西巡回演出的演职人员，会场显的冷冷清清。会议由山西省文化局局长江平主持，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讲话，宣布了榆次市晋剧一团完成了支援新疆的光荣任务，经省政府，省文化局研究决定，签于目前正值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的关键时刻，整体留在太原或移交榆次县（榆次市于1960年恢复县的称谓，属晋中专署所在地）是不可能的，只能双向选择，即请全省所有晋剧团负责人和当地文化局局长来并观摩演出，然后根据各团所需选择演职人员，二是由演职员本人自己联系去向，双方同意后由省文化局给予办理工作调动手续。就这样，除个别人员留在山西省晋剧院外，其他演职员均被分配到榆次、寿阳、平定、永和、静乐、大同等山西各地，最远的被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聘走。分配不出去的演职员、学员、行政人员，一部分如同搭售商品似的，凡选中演员的县市，必须搭配一名或几名职员、学员或行政人员。而这些被搭配的同志，在到达工作地后大多被下放回原籍，其中有几位从小从事戏剧行当的老同志，回家后不会务农，又无其它谋生本领，其生活状况苦不堪言。另一部分既分配不出去又搭配不走的同志，由省文化局直接作了退职处理，回乡务农。随团赴疆的家属也作为压缩对象下放回原籍。剧团的财产全部归山西省晋剧院所有。

1962年6月宣布剧团留在山西，到7月底，全部演职人员安排完毕。至此，这支经各级领导苦口婆心动员，戴着光荣支边的花环，怀着对党的一片赤心，战胜离愁别绪而远赴新疆的文艺团体，终于在回归山西以后被强行解散，如今想来，除了无尽的怀念和惋惜，还留给我们颇多无以名状的感叹。

新疆自治区晋剧团部份演职员和新疆日报社负责同志合影

（左起）第1排：李周玉、郭凤卿（兰英）、郑云仙、王金花、逯舜卿、孙玉花、逯舜英、闫桂香、洛巧开、张巧英、张巧兰：笫2排：马继业、朱庆云、张美英、筱桂君、武惠仙、新疆日报社的同志、筱桂芬、新疆日报社的同志、张喜林、刘锦章、曹绪德、李秋梅：第3排郑宝善、闫子峄、郭金林、王振斌、张富友、杨玉元、智生华、袁成柱、杜培孝、辛保全、张观元：第4桃：张存寿、张福元、简瑞嘉、刘光亮、梁四棉、徐凤斌、袁忠诚、刘庆云、高昌焕、赵贵友、李周、洛辰生：第5排：时双巧、×××、杨勇、刘之新、王根友、张守祯、刘玉明、张瑞、梁同富、张金玉、贾子祥、许明轩。

2005年10月15日部份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晋剧团演职员在寿阳聚会

左起：（前排）张爱国 张存寿 孙玉花 逯舜卿 郭兰英（凤卿） 逯舜英 王金花 阎桂香 辛保全

（后排）刘之新 郭金林 张×× 张 瑞 梁同富 袁忠诚 马继业 张福元 李周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