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看昆曲

两年前的冬天，我在台北，当时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女士，力邀我去看一场昆曲，是江苏昆曲团来台北演出的全本《钗钏记》。说心里话，不仅对昆曲，对咱们那些包括京剧在内的一切国粹，我都不大感兴趣。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惟一一次在北京广和剧场看过一场《四进士》，实在忍受不了那一句唱词咿咿呀呀唱半天的慢腾劲儿，看到半截就看不下去，竟然睡着了。当然，不感兴趣的原因，其实是不懂，按照后来在中央戏剧学院教我们中国古典戏剧史的祝肇年教授讲课时讲的话：看过什么戏？看过《牡丹亭》。看过《牡丹亭》什么版本？答曰：小人书。对于昆曲，我就是属于这种小人书版本的水平，连所谓南北昆曲的代表人物俞振飞、韩世昌是谁都不大知道。《牡丹亭》，也只知道“游园惊梦”里杜丽娘的一句唱词：“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那天晚上，我的心在台北市交响乐团演奏的穆索尔斯基的《展览会上的图画》，哪儿想看这个《钗钏记》呀。
但是，龙应台一再说，你一定要去看看，不仅去看看昆曲，也看看台北人怎么看昆曲的。这话话里有音，倒引起我的好奇。那天晚上，我放弃了穆索尔斯基，找到了位于台北市中心的新舞台剧场。这个剧场是辜振甫先生的女儿私人经营的，因为她喜爱我们中国的戏曲国粹，新舞台专门演出各种戏曲，也算是台北一绝。我去的时候很早，但剧场里面已经人山人海。我看见龙应台到了，还看见余光中、白先勇和席慕容几位台湾著名的作家也都来了。龙应台告诉我，他们都是专门跑来看昆曲的，席慕容是从淡水来的，余光中是从高雄坐飞机来的，白先勇最远，是从美国赶来的。龙应台很有几分自豪地说，几乎整个台湾文化名流都赶来看这场昆曲，只要在台北演出昆曲，他们一定要从台湾各个地方，从香港甚至美国赶回来看的。那弦外之音是：你还不该来看看吗？昆曲尚未开场，剧场里呼朋引伴、相逢甚欢的笑语喧喧场面，热闹得像是在过年。
说来，真是浅陋，我是第一次看昆曲。这次来自南京的江苏昆曲团是我国六大昆曲团之一，水平相当得高。他们没有到达台北，这里的报纸就已经大肆宣传了，门票更早就销售一空，可见比大陆要热得多。别的地方我不大清楚，起码比在北京要热，北京的长安剧院，应该说是和这里的新舞台剧场一样，也是专门演出戏曲的，如此火爆的场面，我是没有见过。
这次上演的《钗钏记》是昆曲的一出老剧目，明朝王玉峰编的本子。提起昆曲的历史，王玉峰虽然赶不上汤显祖、洪、孔尚任有名气，他的这出《钗钏记》却是昆曲里非常有名的剧目，几百年来久演不衰。剧情现在看来也许并不新鲜，讲的是一介贫寒书生和富家女儿相爱，先是不成，后是历尽艰辛，再后是男的中了状元终于和女的成亲，悲欢离合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情，最终大团圆落幕。对于我这样非要看新奇的外行人来说，懂行的人肯定要笑话的，昆曲有这样看的吗？品一杯浓酽的功夫茶，能够像是吃火锅那样，锅里面热闹非常锅外面热气沸腾吗？昆曲历来是被看成高雅的艺术，它的曲调和唱词，被称之为“雅部”，唱昆曲，看昆曲，都是雅人而非俗人做的事情。如果不是后来徽班进京，京剧拔去了头筹，几百年来，昆曲一直是雄居剧坛的霸主。
也许，因为我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看昆曲，上演半天，怎么也难进入剧情。记得叶圣陶老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写文章时，说昆曲是“写意的”，“演唱昆曲是厅堂里的事，地上铺一方红地毯，就算是剧中的境界”。虽在戏剧学院上课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比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还要早得多的艺术，却就是进不去这样的境界。再加上唱词听不懂，不断拨浪鼓似的侧过头看边幕上打出的字幕，更是难以在简单的红地毯布景和一个字要拖长十几拍的唱腔中进入剧情。看看身旁的观众，人家津津有味地看得入迷，欣赏的并不再只是剧情，而是演员举手投足的表演和唱腔一波三叠的韵味，自是觉得和人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那天演出，最出彩儿的是丫鬟和丑角。女方父亲嫌贫爱富，非要逼书生皇甫吟退婚。女儿碧桃不肯，令丫鬟传话约皇甫吟花园相会，好赠其钗钏让他一夜变富，却被皇甫吟的好友韩时忠冒名顶替，不仅骗走钗钏，而且使碧桃投水自杀。韩时忠便是和丫鬟博得喝彩颇多的那个丑角，他们两位的对手戏让观众忍俊不禁，连连爆发掌声。丑角的扮演者吕福海，丫鬟的扮演者陶红珍，都是昆曲界的名角，我是一无所知，但台湾人却熟悉得很，特别是陶红珍曾经在1997年来过台北，那次演的也是《钗钏记》，不过只是“相约”和“讨钗”两段折子戏。台湾人如数家珍地告诉我这一切，仿佛她是他们的老朋友似的，让你不得不服气，除了他们对昆曲的热情与熟稔，还有他们对大陆昆曲演员技艺由衷的赞美和羡慕以及他乡遇故知的兴奋和知音般的那种同气相投。
幕间休息时，观众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议论着，似乎是兴犹未尽。我看见许多身着绿衣绿裙的女学生，鸟儿一样，在剧场里跳来跳去，大多是跑到余光中、白先勇、席慕容和龙应台那里去，一来和他们交谈着刚刚看的昆曲，一来求他们签名，可谓一举两得。跑到余光中先生身旁的学生最多，余光中先生座位前面狭窄的走道上已经排成了长队。因为我坐在龙应台的旁边，我从那些可爱的学生手中拿过他们要签名的书本，发现是她们的语文课本，那上面选有这些作家文章的课文。我问了她们，才知道她们是台北市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不禁又仔细地看了看她们。我知道台北市第一女子中学，是整个台北市最好的中学，就像北京的四中一样，穿着这样一身绿衣绿裙的校服走在街上，回头率会是很高的。显然，她们来剧场观看昆曲，是学校有意组织的，只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四中组织他们的学生去专门欣赏国粹，也没有见过我们这里别的学校把这样的活动作为学校的课业来看待。其实，她们和我们的孩子同样面临着考大学的压力，但是，她们还是怀着极大的兴趣愿意在百忙中到剧场里来，观看对于她们来说如此遥远的昆曲。我们这里爱说的素质教育，应该包括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上如昆曲这样的活化石，我们自己并不太重视，而重视眼面前的、很实际或很时尚的一些东西。面对眼前的这些女孩子，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知道，在台湾的许多大学里有自己的昆曲剧社，我们的北大也有“京昆”剧社，但说实话，没有台湾的多。这是台湾的先辈徐炎之等先生在大学里创办昆曲社后薪火相传的传统。就在我去台湾的那一年，就有林佩颖、张雅婷等博士专门研究昆曲的博士论文出版，而白先勇更是奔波于台港大陆和美国多地，为昆曲奔走呼号，被称之为“昆曲义工”。客观而言，对于昆曲的感情以及投入的热情和付诸的实际行动，大陆的大学和文化界不及台湾，昆曲成为了自己孤军奋战，据说北京戏曲学校的昆曲专业已经20多年没招生了，到剧场演出连8个宫女都难以凑齐。而第三届梅花奖得主刘静，风华正茂盛时改弦更张离开了昆曲界，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如台湾大学里对昆曲热爱与研习的传统，在我们这里，如今已经越来越被校园里弥漫起的外语、驾照和计算机热所冲淡和代替，仿佛远水解不了近渴似的，我们越来越被实用主义闹得乱花迷眼，飞蛾投火般弃本逐末。不过，只要想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传统文化的那种决裂的态度以及如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对历史的戏说，我们对昆曲如此的态度，便也就不算什么怪事了。
下半场，让这些绿衣绿裙的女学生闹的，我更是没有怎么入戏，却没有想到戏结束的时候，掌声雷动，热烈的场面，在北京是难以见到。龙应台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没想到掌声这样热烈，她笑笑说：“你没有见前些年上海昆曲团来台北演出《牡丹亭》，全场轰动，掌声让演员根本谢不了幕。今天的掌声算很冷落的。他们今天演的是《钗钏记》，小看了台北的观众。”然后，她连连对我说这是文化的误解。我明白她话的意思，相比较更能够体现昆曲特色和魅力的《牡丹亭》而言，《钗钏记》有些像是闹剧，女性失去了主角的地位，丑角占据了风光。我向她解释，大陆如今戏曲不大景气，几乎所有的剧团都被推向了市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选择的剧目当然和你考虑的不一样。她还坚持说这是两岸的文化落差，形成了一些误区。我说，其实文化的误区也好，落差也好，背后是有经济的原因做依托的。
冬天台北的夜晚，并不冷，习习的夜风中，看着那些可爱的中学生嬉笑着如同水面上溅起的水漂渐渐地散去，心里暗暗在想，再过若干年，这些孩子长大，又一批昆曲的爱好者成长起来，和大陆对昆曲的爱好者比较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
说来惭愧，也就是那天的夜晚，我才知道，就在那一年即2001年的5月，我们拥有700年悠久历史、被称之为“百剧之祖”的昆曲，以全票通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了“人类口头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惭愧自己对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无知和轻薄，我们守着身边的宝贝却不知道爱护、珍惜和关心，我们是那样容易被一些过眼烟云和花拳绣腿的东西所迷惑，却偏偏以为昆曲是过了季、过了气的老古董，被我们冷漠和淡忘，我们便那么容易和它擦肩而过，乃至失之交臂也就失之永远。
从台北回来已经两年，我一直想写这篇文章，却一直不敢落笔，因为我知道自己对昆曲所知甚少，生怕摸不着它那博大精深的门道。引起我下决心写这篇文章的，是前几天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这样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代昆曲武生名角侯永奎之子侯少奎老先生在楼顶平台上练功，一张是上世纪60年代曾经在《李慧娘》里扮演过李慧娘的一代名优李淑君，也是在自家的阳台上练功。说心里话，看到这样的照片，我真的不是滋味。面对昆曲，这一笔我们民族和世界的共同财富，莫非真的就这样无奈吗？未雨绸缪不成，亡羊补牢也好，我们能够做的和必须做的是什么呢？

（摘自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