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余秋雨：《笛声何处》这碗冷饭没炒熟

余秋雨的出名是从《文化苦旅》开始的，尽管后来的《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书卖得也不错，但最受读者喜爱的恐怕还是《文化苦旅》。他对国外文明的考查只能是隔靴搔痒，外国学者不会拿它当回事，中国读者也大可不必认真。国内没有几个人去过那些地方，所以并没有人像对《文化苦旅》那样较真，非要挑出多少错误来。
说余秋雨是大师，一定会有很多人提出抗议；说他是文化明星，余秋雨一定也不会服气。但他的多事却是有目共睹的，当评委、做大使、打官司忙得不亦乐乎，看起来都让人眼晕。前阵子余光中建议余秋雨暂时停笔，再寻突破，我以为这下子余秋雨能消停一阵了。然而，不久就得到了他即将出版旧作《笛声何处》的消息，大师也炒冷饭，多少让我辈有点始料不及。但考虑到世界遗产大会6月份将在苏州召开，作为前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并以考查古代文明见长，倘若不拿出点东西助助兴，似乎也说不过去，所以我对他的炒冷饭也不是特别反感。可读完这本书之后，却觉得他的这碗冷饭炒得有点夹生，夹生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曰穿凿附会

余秋雨喜欢昆曲，所以得找理由说昆曲如何如何好。理由之一是元杂剧的创作骨干是士大夫中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中进士及第的极为罕见；而昆曲的创作骨干是士大夫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进士及第而做官的多达二十八位。读到这里我虽然想提醒余秋雨注意元朝统治时间只有明朝的三分之一，且为外族统治，但还是很佩服他的考据功力的。但到了《丰收的世纪》这一小节中，余秋雨又告诉我们，“关汉卿、王实甫等人出生在科举制度被废除的时代，因而倾才思于戏剧；汤显祖、沈璟虽然活动在科举被恢复了的时代，但他们绕了一圈又被官场放逐了，因而也成了剧坛的生力军。”到这里我才明白，原来元代是没有科举制度的，那你让关汉卿、王实甫们到哪里去中进士第呢？况且汤显祖、沈璟们被放放逐之后，不也成了和关汉卿、王实甫们一样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看来余秋雨忘了“文章穷而后工”的古训了。

二曰信口开河

文章写多了的人往往都有信口开河的毛病，余秋雨也未能免俗，他在《道士塔》中曾把吕洞宾说成道家始祖，你决不能据此认为他不明白道家和道教是两回事。在《笛声何处》中余秋雨又犯了这样的毛病，在讲到明代画家、书法家、戏剧家徐渭时说，他传播更广的名字是徐文长，一个人怎么会有两个名字呢？余秋雨显然是把古人的名、字和今人的名字混为一谈了。古典戏剧中常有“相公姓甚名谁，仙乡何处？”之类的台词，看来古人的名和字是两回事。名、字虽然可以一起使用，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名字截然不同，喜欢看古籍的读者常能看到杜甫子美、苏轼子瞻、沈括存中之类的写法，但你决不能说苏轼还有一个名字叫苏子瞻，如果可以的话，苏东坡是不是也应该算是另一个名字呢？

三曰乱造词语

在写到戏剧理论家李渔时，余秋雨说，“他谙悉编剧技巧，熟知剧场三味，精通喜剧法则。”这里的三味当是三昧之误，尽管很多人都可能用错这个字，但考虑到余秋雨是“大师”，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来，也不能算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三昧有两种意思：一是佛教名词，是梵文Smadhi的音译，有“定”的意思；二指事物的诀要或精义，称人在某方面的造诣深时，常说“得其三昧”。

四曰编校马虎

在介绍完《桃花扇》时，余秋雨写道，“孔尚任死于1718年，十八世纪的刚刚开头，中国的戏剧文学似乎就此一蹶不振了！这种情景，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前期。”本世纪前期还没开始呢，这里所说的本世纪显然是指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可是看到全书结束也没有找到具体的写作日期。“文章千古事”，几百年之后，有几个读者会知道这里的本世纪是指二十世纪呢？到那时候，像曹禺、夏衍这样的戏剧大家恐怕都要被余秋雨一笔勾销了。

至于书中的错别字，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世界遗产大会的专家们大概也没几个人能看懂中文。问题是，自己都没有心情再看一遍的旧作，何必非要拿出来出版呢？
尽管《笛声何处》存在着以上种种毛病，但我仍然觉得它是一本好书，至少要比他的那些“考查国外文明废墟”的书要深入得多，也有意义的多。而且，我确实也听到了那“似远似近的悠扬笛声”。

（摘自 《新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