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戏缘
摇到“外甥桥”
——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
世界其实并不大。清晨飞离伦敦，从机窗口俯瞰浪花叠涌的英吉利海峡，犹如一泓清泉点缀层层涟漪。打一盹的功夫，飞机便降落豪华气派的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机场。前来迎接我的庄小姐，把我的行李搬上可由旅客随身带走的行李车，登上西去的快速地铁，咔嚓咔嚓，半个多小时，到了，荷兰文化名城莱顿市已在眼前。时间上午10时许。
庄小姐是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秘书，并在研究院攻读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她有个地道的外国名字，叫薇肯•庄（W.L.Chong），中文名庄玉莲。她给我写信用的是流畅而简洁的英文，电话中对我说的是半生不熟的汉语。我原以为她是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位祖籍中国广东的华裔姑娘。
同胞加同行，自然一见如故，交谈可以很随意。我对庄小姐说：
“莱顿汉学院是造就国外汉学家的摇篮，庄小姐得天独厚，前途无量啊！”她很不好意思地摆摆手道：
“哪里啊，汉学院是摇篮，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摇大摇不大还很难说呢。中国才是汉学‘娘家’，你们都是我的‘娘舅’，今后请多关照！”
荷兰是“风车之国”，又是“水上之国”，风车多，河道多，桥也多，莱顿大学就建在许多的桥头桥尾。我跟庄小姐这番调侃的联想，使我有了本文这样的题目。
荷兰是“风车之国”
建在桥头桥尾的莱顿大学
我的下榻处，在莱顿Rapenbarg街6号“国际中心”。它隶属莱顿大学，专供接待国际交流人士。这座17世纪的建筑物，把历史辉煌和现代文明拧成一起。它有极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现代化防火、防盗等措施。大门和各楼层的门终日紧闭，住客只有手持一大串钥匙，方能进得自己的房间。这串钥匙好似密封条和通行证，封住了各国带来的文化、科技“机密”，换取“女岗哨”们（中心管理人员）的拱手相迎和灿烂的笑脸。你若在楼内有点“越轨”行为，比如抽烟不开启窗户，大声喧哗，乃至脚步太响，便有人出来管涉，甚至还会响起警铃，开来救火车。但随后的结果，往往是“女岗哨”们过来的善意解释和住客们惊魂甫定后的哄然大笑。
楼内公用电讯随意使用，费用自行定夺，付与不付、付多付少，全凭你的“良心”办理。令人奇怪的是，那个盛付款钱币的盆子终日敞开，日复一日，钞票堆积如山，其中不乏大币值，就是不见有人去收取。这番情形，反倒叫人宁可破费比实际费用更多的费用。客观造就的人的自律，比任何外界管束都会管用。
按照访问计划，我到莱顿汉学院次日上午，安排两个活动项目：先参观汉学院中文藏书，然后拜会我的旧友、院长伊德曼（Wilt.L.Idema 1945- ）教授。
不料，上午伊德曼教授早早的到了汉学院，我一踏进门，就遇见了他。他用粗壮的双手，紧紧捧着我的手，笑道：
“嗬，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他即刻把我拉进了他的研究室，于是我的上午计划，就变成先“拜会”、后“参观”。
伊德曼热情而亲切，且忙不迭地对我叙说着一切，把我们分别七八年之久的疏离，一下子给填平了。这位就读莱顿汉学院，卒业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出自日本著名中国戏曲史家青木正儿门下的当今荷兰汉学主帅，出道很早，今年方四十九岁。
伊德曼的研究室，就是汉学院教授的个人办公室，在汉学院进门一层左侧。站在门口，放眼望去，汉学院“四合院”尽收眼底。中间庭院是块大平坛，大木架支起巨大的透明穹顶，用来遮风挡雨。平坛地上摆放许多圆桌和靠椅，是师生们聚集谈心、交流学业、休闲歇息的场所。
这里课余十分热络，座无虚席，谈笑声此起彼伏，气氛和谐而温馨，大家亲似一家。庭院周边有半圆形的门拱。墙的一面，还贴立着类似中国神龛模样的装饰，未及细看，不详究竟。“四合院”二层回廊婉折，木栅栏历历在目，使人联想到中国的“走马楼”。
莱顿汉学院气氛和谐、温馨，亲似一家
伊德曼的研究室墙壁上，挂着中国字画，贴着达摩画像，还有一架中国古戏台和古装戏偶的仿制模型。汉学院也好，伊德曼个人也好，都很着意营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伊德曼教授的研究室在营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伊德曼的叙说，使我更多了解莱顿大学及其汉学研究院。莱顿大学创建于1575年，1874年有专职汉学教授，之后逐年增多，渐成规模，至各科门类齐全，便于1930年建立起这家世界上唯一以“汉学研究院”命名的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兼教学机构。半个多世纪来，汉学院培养了无数享誉国际的汉学知名学者，伊德曼本人和上文《牛津印象》写到的龙彼得教授，就是其中两位佼佼者。现有汉学本科生200余名，研究生10多名，教职员近40名。这样的规模，不仅在世界上可称汉学机构的“老大”，而且还不逊于中国一般大学的中文系。
除了汉学研究院外，莱顿大学还拥有别的许多引为自豪的“世界第一家”。如：世界第一家进行人体解剖术，第一家成功研制心电图仪，第一家建立互联网中心，等等。在大学任教的许多世界顶尖教授同事中，他们尤以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在校担任过长达26年客座教授而感到荣耀。
暂别了伊德曼教授后，我便去中文图书馆参观。果然名不虚传，多达26万册的中文图书，摆放在峰回路转般的宽大藏书室内。中国古装书书架林立，使人感同回到中国大图书馆的古籍部。
馆长吴荣子女士见我时，向我解释说：近年我们购书经费锐减，每年仅六七万荷兰盾，所以新进中文书刊数量远不如往年多了。好家伙，六七万荷兰盾，相当人民币30多万，该买多少中国图书，还嫌少呢！
吴荣子女士调自香港大学图书馆，约50来岁，文雅纤巧，戴付无边眼镜，给我写信托办订书，爱用“奉函”、“承蒙”、“俯允”一类措词，是位标准的中国知性淑女。她谈起汉学院的中文藏书来，如数家珍。在珍本特藏室，她像个管教有方的家长，把她的“孩子”——中国珍本图书，一一自豪地领到我眼前，使我目不暇给。像明正统四年（1439）刊的《明百家诗》，清道光初年的《聊斋志异》原刊评点本以及三种早期彩绘本《推背图》等等，在我看来，都是稀世珍宝。另外还有一些我无法鉴识的古怪中文图书，令我望书兴叹。
人们都说莱顿汉学院是欧洲汉学研究中心，其实际意义还在于这间图书馆。由于有了这家欧洲最大、荷兰唯一的中文图书馆，才会吸引四面八方的汉学同仁络绎不绝地来此查找汉学研究资料，再说这里又有那么多可供咨询、请教的汉学教授，不成“中心”才怪。
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中文图书馆一角
汉学院给我出的演讲题目是谈中国早期戏剧。这是他们在调查了我的学术专长和结合伊德曼教授当前致力研究的课题而提出。前来听取演讲的莱顿汉学院师生，多于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中国研究所，因为莱顿汉学院的规模毕竟比牛津中国研究所大许多。
演讲会上，听者个个正襟危坐，会场鸦雀无声，只听人人携带的盒式录音机咔嚓咔嚓的音带翻转声响个不停，气氛令我振奋和陶醉。只有此刻，我才领略到作为一名中国文史学者的世界价值。
演讲之后、答问之间，有人通知：演讲厅“场租”时间已到。我问能否拖延点时间。答称实在对不起，勿容拖延，必须即刻撤场。我又一次感受到荷兰人办事的较真和遵守规则。
来荷兰前夕，负责联络我的庄小姐，曾往我家中发来紧急电报，声明要更正访问计划书中的一处小差错，并为自己的疏忽行为，表示深深道歉。这件事使我感到荷兰人办事，真够“小题大作”。到了莱顿那天，庄小姐给我捧来一大堆的地图，有荷兰国图，莱顿市图，大学校园图，汉学院图，三餐就餐处图，演讲厅图等等，应有尽有，这更令我惊讶荷兰人想事的“繁琐”。访荷期间，我在亲戚和华侨带领下，去过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等主要城市，也到过Ambacht、Bedwm等小城镇，所到之处，无论乘车、观光、吃饭、上厕所，时时会遇见这类“繁琐”和“小题大作”，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荷兰国的富饶和发达，经济高踞欧盟前茅，大概就得助于这些大事小事都较真和严守规矩的“国风”。
头回演讲意犹未足，于是过了数日，汉学院又为我安排了一回活动，让我接续上回演讲。这回，我结合录像播放，讲解了我参与顾问的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实验演出的“中国第一戏”、南宋温州戏文《张协状元》，还介绍一些昆剧传统折子戏，像《琵琶记•吃糠》、《荆钗记•见娘》之类，用来解说中国古代戏曲舞台形态及南戏剧目遗存情况，引起听者更浓烈的兴趣。他们看录像时的神情之专注，向我提出解答的问题之多和出人意表，都令我感到吃惊。
莱顿汉学院师生学习、研究中国文化艺术的对象广泛和程度深入，也使人为之惊异。原任巴黎大学、转任莱顿大学的欧洲著名汉学家施博尔（Kristofer M.Schipper）教授，取字“舟人”，法名“鼎清”，对中国宗教思想与艺术研究造诣很深。他还曾对闽台皮影戏艺术做过深入调查，搜集并整理了198种剧目，刊发于1979年《欧洲汉学学会会刊》第2辑。在读博士生罗宾（Robin.E.Ruizendaal），致力中国闽南木偶戏的材料搜寻和研究；施聂姐（Antoinet Schimmelpenninck）则对中国江南民歌和戏曲音乐研究，投入极度的兴致和热情。中青年教授中，卫玉龙(Jeroen Wiedenhof)对汉语方言，深有研究；范德勉（Marc G.van der Meer）,则是荷兰著名的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家。不胜一一列举。至于伊德曼，无论中国文学还是中国戏曲，古今、新旧兼修，广为涉猎，可谓是个汉学“通才”。访荷期间，我跟以上诸位，都一一有过个别的接触和交流，详情不赘。
由莱顿汉学院师生，联想到自己国内同胞对祖先留下的遗产大多茫然、漠然并任其消失的现状来，作为人称“娘舅”的我，在挥手告别“外甥桥”莱顿的时候，带着无限惆怅和感慨。
（原载《温州日报》1995年8月12日“周末专刊•极目天下事”版，内容稍作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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