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不止是昆曲

7月29日，是我国明代大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的日子。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黄金时代的文化最杰出代表，汤显祖的影响不仅笼罩了明晚期，也弥漫在其后诸如万树、蒋士铨、黄韵珊等诸多大家，以及《长生殿》《桃花扇》《红楼梦》等多部作品。

国内对汤显祖的系统性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直至上世纪80年代，渐渐成为学术领域的一个新热点。然而在社会的普遍认知里，汤显祖的影响力，远远不及同时代的莎士比亚。今年，借着其逝世400周年的纪念，各地重新兴起了一股汤显祖热。汤显祖究竟留下了哪些文化遗产？如何真正认识汤显祖的价值？本期百家圆桌，邀请3位在文学、戏曲和历史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聊一聊这个话题。

嘉宾：

周育德 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汤显祖研究会会长

郑培凯 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中华学社社长

汪涌豪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问题一：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里说，尽管汤显祖著有10卷《玉茗堂文集》和18卷诗集，“然其得大名者则在《四梦》而不在他的诗文。”这和我们今天对汤显祖的印象也是相吻合的，很多人提到汤显祖，就是昆曲，就是《临川四梦》。为什么?

周育德：的确，汤显祖流传在世的诗歌将近有2000首，还有几百篇古文和几百封尺牍。这是不得了的。莎士比亚除剧本之外，只有155首十四行诗和两首叙事长诗。汤显祖是明代晚期文坛上很重要的一家，他的一些文学主张和公安派的三袁有点像，即提倡言情，提倡说真话，讲究独创，讲究题材新颖，讲究在形式上的通便，反对当时文坛上前后七子提出的诗比盛唐文比秦汉的模拟作风，这在当时是有革命性的。尤其是提倡言情，所谓情窦自他而开，响应者甚众。

但是一说起汤显祖，人们很自然会想到他的戏曲创作，尤其是《牡丹亭》。这首先因为《牡丹亭》的文学成就很高，当时成为出版业的畅销书，“家传户颂，几令西厢减价”。而且戏曲和诗文不一样，在很长时间里，读书只是文化人的事，而戏曲是大众化艺术，推上舞台后，比纯粹的纸媒体的传播范围更大。

郑培凯：我很早就发现这个有趣的问题。其实你打开清初编撰的明史，里面关于汤显祖的记载是非常简单的，根本没有提到他写戏，而是说他曾经因为上书批评当时的首辅而被贬官，然后把他上的书整个列在明史里，表示他是一个清流的官。至于文学方面的成就，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轻时文章就写得很好。没了。

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史学里面，政治的考量更重要。但是，如果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讲，一个清流的官，因为上书而被贬官，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那为什么后来的人记住了他呢？是靠什么记住他的呢？就是昆曲和其它地方戏曲剧种的演出。换句话说，就是到了清代以后，大家记得的就是舞台上呈现的汤显祖的剧本。其实《牡丹亭》全本出演也不多，但是留下的折子最多，而且很受欢迎，《红楼梦》里就有所反映。同时作为一个文学家，汤显祖剧本中的文辞非常美，即便不看戏，单读他的剧本，也很美。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学和舞台上的演出，一直支撑着汤显祖，让他始终以一个了不起的剧作家的身份被人们所记住；而他写的诗和文章，大家讨论的就非常少了。

汪涌豪：尽管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但是汤显祖的诗文创作，在他的时代的确并不占先。这和他的个性有关。戏曲和诗文不一样，戏曲可以敷衍，夸张，烂漫，娇媚，比较适合充沛于才情辞藻的人来张扬，而汤显祖正是这样的人。

问题二：中国戏曲的第一个高潮在元代，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纪君祥等一批剧作家。而汤显祖的时代是明晚期。为什么汤显祖在今天的声名会超过他们?他的作品和前辈有什么不同?留给今天的文化遗产又是什么?

汪涌豪：从元杂剧到明传奇，有一个特点，就是基本伴随着市镇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娱乐业的兴旺以及社会多元化程度的提升。它们的功能，一是娱乐大众，二是有助于王道。所以这样的作品永远有两条线，一条就是以才子佳人男欢女爱讨好观众，还有一条就是有很多伦理教训。汤显祖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和他们都不一样。而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思想气质和哲学高度。这和他所处的时代是有关的。

汤显祖的时代，正是阳明学派兴盛的时候。王阳明《传习录》里说的很清楚：人的七情，自然而行，都是良知之用。汤显祖受此影响很深，也包括得之于祖父的道教贵生思想的滋养，认为情是一种本源性的存在，且不分善恶；他在60岁的时候回顾一生，说自己为情做使。因此，他笔下对感情的推崇，就和前后代那些以风花雪月男欢女爱来引大众喝彩的作品不同。

就社会风气而言，一方面，程朱理学是当时官方主张的哲学思想，四书五经又是法定教材，所以整个社会，特别是贵族阶层，奉行礼教打压女性，专门让女人看的道德教科书一版再版，明史里收的烈女是元时的3倍、唐宋时的6倍。但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经济兴起，手工业发达，女性的经济地位逐渐提升，有了更多的主见和表达主见的自由，可以结社、刊刻自己的文集，这些都在当时的女性文学中有所表现；当时甚至还出现了很多描写悍妇的戏曲作品。可以说那就是一个偏于柔媚的时代，汤显祖在给朋友的信里就说自己身边的男人都是女人腔，走路贴着墙，站没站相，好语巧笑，乃得立于世；当时的文献记载里也有很多写男人手里没有银子，全靠老婆给零花钱。这些都使得汤显祖的作品不以男性为中心，不像以前的作品，比如《西厢记》，女性只是男性的欲望对象，哪里有志同道合？到了《牡丹亭》这里，不是这样了。杜丽娘敢于为自己的感情抗争。这样肯定女性自然的慕色心理，正视女性情欲的发动原则，尊重女性的身体经验，非常了不起。汤显祖把所有的同情所有的健康趣味和对人性的肯定都赋予了女性，把所有好的东西都堆积在女性身上，以至于相比于杜丽娘，柳梦梅是如此轻薄和苍白，几乎是一个不成功的形象。

宇文所安曾经研究《牡丹亭》和《桃花扇》的关系，说后者是对前者苦涩的重读。在李香君的年代，再想回到杜丽娘那个可以梦想成真的时代已经不可能了。宇文所安认为，明晚期的社会风气允许滋生像汤显祖这样单纯的重情，把女性抬高到这样高的地位，推崇女性。《惊梦》里有一大段其实是写男女鱼水之欢的，很多人认为这一段太粗俗，是《牡丹亭》的缺点。这怎么可能呢？《牡丹亭》就是以雅著称的，而且当时汤显祖写这部作品也不是为了拿到市井勾栏里去演，而是想在朋友中演着自娱的，所以根本无心取媚观众。那他为什么还要写这样一段看上去有些色情粗俗的部分呢？因为在汤显祖看来，这恰是生活和人性的应有之义。他唤回了对人类精致感情生活的重视，可以说，这既反映了时代，同时也超越了时代，触及了爱和生命本质的最深刻的思考，具有人类的共通性，很容易被人类全体所接受。

郑培凯：我们可以从汤显祖的作品里看到他从小所受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如何塑造了他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人生追求，以及他的经历和追求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他的作品。

汤显祖12岁的时候，跟着泰州学派的大师罗汝芳问学。泰州学派是阳明学派的一支，强调一个人自我本性的自然发现，即“活泼泼地发现你的良知”。因此，汤显祖从小就把真善美作为他的自我追求。他两次考进士，都因为不肯追随张居正而落第；好不容易考上了，又拒绝在北京做官，而是去南京的礼部做一个操办祭典的闲官，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写诗写文章写剧本上。《紫钗记》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写的。后来他被贬官到雷州半岛，再到浙江遂昌当县令，回顾自己对人生的追求，写下了《牡丹亭》。再后来他写《南柯记》《邯郸记》，追问人生的意义，里面对权臣和朝廷的不满，也反映了他的是非善恶观。

汤显祖的作品，思想性很强。当时有人批评他的戏是案头之书而非言上之曲，还有人要改他的戏，他很生气，写信给朋友抱怨，说自己的戏一个字都不许改。明末清初大戏剧家李渔也曾经批评汤显祖的戏不好演，说《牡丹亭》里《惊梦》《寻梦》两折，文字美的不得了，可是没有办法在舞台上演，因为没有人看得懂。历史证明，这个批评完全是错的。汤显祖所有戏里，就是这两折演的最多。

这里值得我们探讨的就是，艺术一旦达到了最高境界，是可以历经时代淘洗和诠释的。汤显祖优美的文字后面，有深刻的艺术旨趣和精神内涵在里面，所以今天的人们还是会被他的作品所感动。这个意义很重大，涉及到我们怎么评价汤显祖的问题。有些人是在为后代、为人类写作，汤显祖就属于这样一群人。现在说他和莎士比亚可以并驾齐驱，为什么莎士比亚也可以历经400年越来越受到大家欢迎？他的作品都被认为是文学杰作？其实也是一样，不单文辞华美，而且有对人物在人间处境的深刻观察。

问题三：人们常常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而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欧洲也正是从宗教禁锢中挣脱出来，二者完全有相通之处。但是，考察他们两人及作品在各自国家和世界上的影响力，又觉得汤显祖远远不及莎士比亚。这是为什么?

周育德：其实，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放到一起作比较是不对等的。因为两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莎士比亚一辈子就是一个专业的戏剧家，有20多个年头从事戏剧创作，写出了30多个剧本，其中流传至今经常演出的也就十个左右。而汤显祖在官位上呆了15个年头，真正写剧本的时间不到莎士比亚的五分之一。他写剧本，是业余创作。这样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就才气而言，他比莎士比亚是不差的。

另外，影响力是和文化普及的力度相关的。英国从小学生开始，就没有人不知道莎士比亚的，他们的教材里有莎士比亚作品，舞台上永远不缺莎士比亚。我们有多少小学生知道汤显祖？中国的学生什么时候才看到《牡丹亭》？什么时候第一次进剧场看戏？我们的戏剧教育才刚刚起步。英国好多剧团就叫莎士比亚剧团，我在澳大利亚都看到过，专门给学生表演。我们有专门演绎汤显祖作品的剧团吗？

汪涌豪：实际上，汤显祖在世界上的名声是相当大的。他的作品在17世纪就被介绍到了日本，之后又先后有了德文版和法文版等。《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选集》里都选了他的作品。2008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叫《一百部剧本》，被视为世界最著名剧本排行榜，收入的唯一一部中国剧本就是《牡丹亭》，排名第32位。《一百部剧本》的作者丹尼尔·布特是韦斯利大学以前的校长，现在担任美国爱尔兰学术研究会主任。他对《牡丹亭》的评价很高，称之为第一部以复杂而可信的女性为主人公的伟大的史诗，认为它包括万象，既有心理深度，又有人生的意义，把抒情和哲理，讽刺和荒诞，逗乐，幽默，熔于一炉，是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的切入点。这是很高的评价。他作为一个西方人，看待《牡丹亭》的文本并没有觉得有异文化的陌生感。

而真正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联系起来的，是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上世纪初他在《中国近世戏曲史》里第一次把这两个人相提并论。有意思的是，尽管汤显祖是中国人，但是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却根本没有想到过他和莎士比亚生活年代相当，具有可比性。更难得的是青木正儿的学生、山口大学教授岩城秀夫，在上世纪80年代出了一本《汤显祖研究》，分上下两编。

此外，1970年代，夏志清写过专文来研究汤显祖笔下的时间与人生。这篇文章是现在汤显祖研究学里比较重要的文章。

这些都说明，在国外，汤显祖的研究是有比较扎实的成果的。至于二者在大众中的影响力，事实上，两年前有过一个报道，说英国也已经有27%的人不知道莎士比亚是谁了。因此，为了自己的生存，英国剧团的教育部努力做了很多推广工作。我们也会慢慢走到这样一条路上去。

郑培凯：汤显祖的意义要从整个文化传承脉络来理解。但是，一方面，中国研究汤显祖的学者还是太少，不像欧美甚至俄国学界对于莎士比亚的研究那么热衷。另一方面，今天的大众和古典文学是存在隔阂的，怎么搭建桥梁，把古典文学作品变成我们的养分，这个转化还在进行中。好在中国和西方不太一样的是，我们的汉字不会像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字那样，因为时代发音的变化，变成一种完全看不懂的语言。因此，我们和古典文化的联系比欧洲紧密。

但是为什么今天的欧洲人讲起希腊罗马，熟悉得好像是他们家里的一样？因为他们有翻译。所以我一直呼吁，要有古典文学的白话版，让一般人更容易理解。就像我们读莎士比亚觉得比较好懂一样，你真的去读他的原文，也不是那么好读的。问题就在于，从18世纪以来，不断有人给莎士比亚的故事写普及版本，而我们却没有关于汤显祖作品的白话版本。如果先把《临川四梦》写成读物让大众理解，然后再请大家进剧院看戏，效果就会好很多。

其实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扩大汤显祖影响力的契机———21世纪的人阅读减少，对演出的兴趣越来越大。这也导致以后视觉类作品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所以《临川四梦》有它的优势。上海昆剧团今年将“四梦”完整地搬上舞台，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希望这四台戏能够成为戏曲舞台上常演的作品。

（摘自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