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生活，昆曲方显价值

昆曲作为文化遗产不只在于它的剧本的文学价值、歌唱和伴奏的音乐价值及表演的戏剧价值，而更在于它体现了生活在一种文化之中的人们的思维方式、记忆方式、表达方式 。
20世纪后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着手倡导对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启动了人类记忆工程，2001年，又宣布了被列为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名录，共19项。中国的昆曲为其中的一项。
注意到这一事实的背景是：我们越来越关注人的基本权利，关注人类发展，关注社会正义，关注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主张认可、尊重和同等地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认可、尊重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能融洽相处。
我们注意到工业化和全球化对人的生活质量和人类发展，对社会公正，对文化和物种的多样性所形成的负面作用；注意到中国在历史所给予的条件下发展的特殊路径所造成的文化断裂，由此，在中国像昆曲这样的文化遗产正处于一种濒临灭绝的情状。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受到外来的现代化浪潮的挑战。20世纪中期，中国在已经形成的世界体系内重新封闭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制度文明质态，一系列以和传统“彻底决裂”为口号的政治运动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并由此造成了文化的断裂。20世纪后期的再度开放，使一些中华文化很快地被“金钱”（以“市场”之名）和“技术”（以“科学”之名）吞噬，加之计划经济和全球化的两种不同的单一特质的作用，使中国最后残存的本土的“文化生存”随着一些老年人的逝去和生存环境的改变，以及大多数人的记忆丧失，而作为一种“活的文化”已难以继续。
当昆曲被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在中国，由于人们大多只把昆曲作为一种只可供观赏（与自己无关）的演艺和一种古老，但现在已没有多少人喜欢的、过时的演艺来看，所以作为政府的主管部门的文化部的回应是：继续执行“保护、继承、革新、发展”的昆曲工作方针，改善现有昆曲院团的基础设施和从业人员待遇；继承传统的剧目和表演，改编古典剧目和创作新剧目。并在以此为任务的前提下，建立音像资料库、做文字记录和搜集相关史料和文物。
在这种思路下，在中国以昆曲为对象的，对“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把昆曲只作为与台下人和台外人无关的舞台剧，这样，强调的就只是昆曲作为一种演艺的方面，而忽视了昆曲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的构成部分的方面，即一些人生存于特定的文化之中的文化生存的方面。
二是把昆曲只作为一种职业，这样，保护昆曲，就成了首先是从业人员的培养，他们的专业水平和应给他们什么样的待遇的问题了。昆曲作为文化遗产不只在于它的剧本的文学价值、歌唱和伴奏的音乐价值及表演的戏剧价值，而更在于它体现了生活在一种文化之中的人们的思维方式、记忆方式、表达方式。因此，不是有了较高艺术水准的编、导、演，有了较为丰厚的待遇可以养住这些编、导、演，就可以保住作为一种文化的组成部分的昆曲不灭绝了。
昆曲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表现在生存于这种文化的人群之中，而不只表现在以昆曲为职业的人之中。在昆曲作为一种文化的组成部分的时候，其生命力在于有一些为昆曲而活着或在某种程度上为昆曲而活着的人和众多的活在昆曲（作为一种文化环境的组成部分）之中的人，而不在于一些靠昆曲而活着的人。
由是，我们认识到保护、继承、革新、发展作为一个或者是一些剧团赖以生存的剧种的昆曲，与保护作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昆曲，是有差别的。
另外，昆曲作为一个剧种的衰落与作为一种文化的濒临灭绝也是不同的。昆曲在历史上失去了它在中国戏曲中独居其大的地位后，在川剧、京剧等诸多剧种中得到扩展；而昆曲作为一种文化的濒临灭绝，则是在作为整体的文化断裂出现在中国本土之后。
在七八十年前，至四五十年前，在江南水乡，还有昆曲班子乘船巡回演唱于乡村之间；在河北高阳、白洋淀等地，还有不识字的农民荷锄吟唱昆曲于田间小路；在城市，还有旧日的王公贵胄以昆曲遣兴于自己的家中，还有以文人学士为主体专以昆曲传习为旨的民间社团活动于社会。
而这些正是作为文化生存的昆曲。
十年至二十年前，还有农村非职业的农民剧团于农闲时演唱昆曲，在城市还发现有从农村进城看病的农民知道昆曲。在城市中，还存活着一些把昆曲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部分的人，以及他们作为非职业演员的昆曲活动和昆曲演唱。但是，随着时间的逝去，这样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已日渐减少。
当然，在中国本土之外，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在一些华人之中，还保有作为文化生存的昆曲。在日本，还有人在研习昆曲。但这些都不足以改变昆曲作为一种文化的濒临灭绝状况。
正是在这种情状下，我们应做的工作是：一，记录下最后的活着的昆曲；二，寻找保护作为一种文化生存的昆曲的可行办法：让昆曲回到人们的生活中。而这些，和现在正做着的那些工作并不一样。

（摘自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