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戏缘
文光焕八斗 哲理通九州
——两访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
近年，台湾的中国戏曲研究搞得热火朝天，各大学的中文、艺术系科和研究所，都有为数不少的从事戏曲特别是古典戏曲研究、学习的师生。各种类型的戏曲学术研讨会、戏剧之旅、观摩和学唱戏曲等活动，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发表、出版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当可观。
作为台湾学术研究机构“大哥大”的台北“中央研究院”，也不甘落后，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推出了一个为期二年（1995.7-1997.6）的研究项目，叫“明清戏曲主题计划”。“计划”研究范围包括以下五方面主题：（1）明清戏剧现象专题；（2）明清剧作家及作品；（3）明清曲学与中西戏剧理论；（4）中国妇女与明清剧坛；（5）明清戏曲表演艺术。
“计划”的主持人是两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来的年轻女士：伯克利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华玮和耶鲁大学哲学博士王瑷玲。小丫扛大旗，牛犊不怕虎。一般人不太敢想的事，两位年轻女博士全给办成了：不仅向有关部门申请到了“计划”的全部经费，还把分散台湾各处的十几位研究戏剧的顶尖人物，全都搜罗到“计划”旗下，成为“计划”成员。
大陆的学者怎么办？至少也得有两位参与“计划”的代表成员吧。“中研院”经过调查了解，物色了两个对象，一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叶长海教授，再一个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我。
按照“计划”安排，二年内有两次“计划”全体成员参加的大型学术研讨活动。于是，我和叶长海教授分别于1996年4月和1997年6月，两度去台北访问“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两次去台身份略有不同：第一次是“访问学者”，第二次是“会议代表”。
那时，海峡两岸关系不像后来这么密切、开放，大陆人士去台很不容易，关卡与禁忌都很多。首先，得取有“国台办”的红头文件批准。其次，必须去香港中转，把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印章的港台通行证，拿到香港“力宝”大楼四层“中华旅行社”实际兼做台湾当局驻港办事处，换成“青天白日旗”印章的 “台湾旅行证”，并凭它取得邀请方购寄的飞台机票。再次，邀请方不可是台湾某单位，像“中央研究院”这样敏感的机构名目，更需回避禁用，只能用文哲所筹备处负责人戴琏璋教授的个人名义邀请。另外，在台湾公共集会场合，如果遇到唱“国歌”、向某领导人“鞠躬”、“致敬”一类礼节时，得赶快退避三舍。政治家们设定的这些“原则”，谁也不敢随便违犯，不然要招上大麻烦。
第一次去“中研院”，我在那儿逗留了半个来月（1996.4.17-5.1），除参加文哲所举办的“计划”学术讨论会外，还在所内做过两回与计划相关的专题学术演讲。第一回讲题是《中国南戏研究十年——续<中国南戏研究之检讨>》，后来刊出，改题《中国南戏研究再检讨》；第二回讲题是《明人改本戏文论纲》，后来扩充为长文《明人改本戏文通论》，收入“计划”论文集《明清戏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两次演讲及讨论，都由台大曾永义教授主持。平时空余，就去“中研院”各处和台北市各地走走，期间应高雄师大邀请，去了一趟高雄市。
第二次去“中研院”（1997.6.7-6.15），除我和叶长海外，还另邀请了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周育德、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吴书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齐森华、南京大学教授吴新雷四位大陆学者代表，还有美国高友功（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荷兰伊维德（莱顿大学教授）、日本冈晴夫（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韩国吴秀卿（汉阳大学助教授）、新加坡孙玫（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师）等海外学者代表。美国奚如谷（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和大陆陆萼庭（上海某出版社编审），作为正式邀请代表，提交了会议学术论文，本人均因故未能赴会。正在“中研院”访问的任教美国某大学的原大陆著名学者李泽厚，列席了学术会议，并参加了部分活动。在会议的宴请宴席间，我还碰见美国白先勇（加州圣塔芭芭拉大学教授）、日本大木康（东京大学教授）、法国陈庆浩（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巴黎第七大学教授）等在台人士。感到“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的庙虽然不大，“信客”却相当旺盛。
台湾方面，参加学术活动的，堪称“人多势众”。“计划”内的成员，如华玮、王瑷玲、曾永义、李殿魁（花莲师院教授）、王安祈（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洪惟助（中央大学教授）、张静二（台大教授）、李惠绵（台大副教授）、林鹤宜（台大副教授）、颜天佑（彰化师大教授）、蔡欣欣（政治大学副教授）等，都是台湾研究戏剧戏曲的中坚，大小活动，都来参加。
“中研院”的学术研讨活动是开放式的，会议海报到处张贴，欢迎各界踊跃参加。各大学研究所的戏剧专业研究生、本科生中的戏剧爱好者，乃至社会上关心和热爱戏曲的各业人士，都可以到会场参会。“明清戏曲国际讨论会”开幕大会上，“中研院”院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教授莅会致辞。参会人数不少，我粗略数了数，大约有250多人，是我参加过的戏曲学术会议所未见。为了配合学术活动，“文哲所”还特邀大陆著名昆剧演员张继青、计镇华、梁谷音等，为代表做了明清传奇昆剧折子戏的专场演出。“文哲所”华、王两女士筹划的学术活动规模、规格，也足可反映了当前台湾戏曲研究热度之高。
台北“中研院”院长、诺奖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教授莅会致辞
举办如此规模、规格学术活动的台北“中研院”文哲所，为什么要称作是“筹备处”呢？而且从1989年建立迄今七八年来，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并取得相当成绩与影响的研究所，为什么还要一直“筹备”下去？其中道理，需做一点说明。
台北“中研院”现有研究所或中心20多个，其中有的历史相当悠久，是从南京旧政府时期建立相沿至今的，如数学所、史语所等几个大所。“中研院”对建立新所，规定与程序十分严格而复杂。一需有相当数量的“院士”联名提案。如“文哲所”就是1988年由16位“院士”联名，向第18次“院士会议”提议建立。二需经过评议会的评议和论证。建立“文哲所筹备处”，是经过第13届评议会第4次会议评议论证通过。三要呈报“总统府”核准，因“中研院”系“总统府”直属机构。四要在正式设所之前，需有至少十年的临时过渡阶段。在此过渡阶段，研究所的名称后头必须添加“筹备处”三字尾巴，表示尚未“转正”。尾巴何时割掉，需看你十年过后状况如何。如果规模、体制、实力等条件符合，特别是学术成果和影响得到公众认可，才可以“转正”为“研究所”。不然，对不起，尾巴继续留着，直到哪一天认为真正可以割掉为止。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文哲所筹备处离可能“成婆”的日期已经不远，现在所内上下同人齐心协力，正为实现“成婆”做出种种努力。所的学术活动十分频繁、活跃，学术影响日益显著。近五年间，他们先后推出中国词学、台湾当代文学、孟子学、当代儒学以及这回的明清戏曲主题计划研究等研究项目，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不断邀请大陆和国外学人来所做访问学者或参会。据我了解，在我和叶长海之前，先期来所的大陆访问学者，就有王水照、刘梦溪、徐朔方等多人。
据说，文哲所的门槛很高，想进去做名正式研究人员，并不容易。筹建八九年间，五个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经学文献、中国哲学、比较哲学，仅“延揽人才”18名。编制宁缺毋滥，目前余额尚多。综观这18名幸运者，有两大特点：一是年富力强，二是高学历。他们平均年龄40岁半，60出头者仅1人，40以下者4人，多数为40岁上下。全部出自名牌大学研究生，几乎都有博士头衔，为数更多的，是台大文科毕业，到国外著名大学，如美国哈佛、耶鲁、伯克利、哥伦比亚、威斯康辛、英国伦敦、德国波昂、日本东京等校，获得博士学位。先国学¬——后西学——再国学，这种特殊的三元学历方程，造就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研究方法等，跟大陆同龄学人不太一样。比如研究方法，他们好爱“比较”，说“东头”的，喜欢看“西头”；道古代的，偏好使用现代观念和方法。
“筹备处”设主任一名，负责全所日常工作。而所的研究规划、重要决议等，则由“学术咨询委员会”决定。“学术咨询委员会”由15名“咨询委员”组成，除“筹备处”戴琏璋主任外，其余都是外聘，由台湾及海外各地著名中国文史哲学者组成，他们是：“中研院”史语所陈槃、张以仁，台大曾永义、吴宏一，政大王梦鸥，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刘述先、劳思光，美国哈佛杜维明、李欧梵，普林斯顿余英时，斯坦福王靖宇，伯克利丁邦新，马来西亚王叔岷，主任委员是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杜维明。阵营实力，堪称豪华。
这个咨询委员会对文哲所筹备处的规划、经费、人事等各方面，都实实在在起着“咨询”、实际等于直接领导、管理的作用。咨询委员会不仅定期举办会议，商讨、决定所内有关事宜，主任委员还经常到所了解、过问具体工作。据说，杜维明主任到所，经常会找每位研究人员做个别谈话，听取各人一小时的研究状况汇报，故而他对全所学术动态了如指掌。台大曾永义教授在戏曲研究方面造诣很高，他既是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又是“明清戏曲主题计划”成员，参加了“计划”全过程的所有活动及组织、指导工作。
文哲所筹备处这种外向、开放性的运作机制，使它与外头学术界保持着经常而密切的联系。参加所内举办的每次学术活动，我经常会看到在座者中总有一些别的所和别的大学人士赶来参加。国外学人闻讯来参加的，亦不乏其人。一回，我在所内做《明人改本戏文论纲》专题演讲，见到西班牙籍哈佛大学博士生雷安娜小姐也在座。她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南戏，博士论文选题《张协状元》研究，当然对我的讲题发生兴趣，故来参会。在文哲所进修或做访问的国外学人来听会，更是屡见不鲜。在文哲所可以帮你结识更多来自五洲四海的同行朋友。
文哲所有相当优越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竣工不久的研究所新大楼，庞大而标致，坐落在幽雅宁静的南港院部“四分溪”旁。18位研究人员，拥有十几万件研究图书资料和数百种海内外期刊。每人都配备一间宽敞、明亮而考究的专用研究室，从主任、研究员到刚分配到所的年轻博士，标准统一，一视同仁。专用研究室内，网络电脑、书柜、桌椅、沙发等设备，配备一新，明窗净几，清丽考究。所内有与研究人员数量大约对等的资料管理与行政办事人员。他们明确职责，一切为研究者服务，有事召之即来，来而能办，办而不怠，十分敬业。
“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室明窗净几，清丽考究
（站立者为王瑷玲研究员，现文哲所副所长）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中研院”给各研究所创造了一个人人不愿留在家中，喜欢天天来研究所，有似强大吸引力的磁场一般的环境和氛围。创造这种环境与氛围，跟“中研院”有较充裕的经费支撑有关。我曾在图书馆内看到一份李远哲院长的讲话材料。材料透露：90年代初，下拨“中研院”的年资金为30亿新台币，相当当时人民币10亿元。李院长仍感不足，正为争取年拨45亿而努力。“中研院”总人员2600余名，比中国社科院要少，比我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略多。若以年资金的人均值来比，我们两家都没法跟它相比。
参加“中研院”文哲所的学术活动，有两件事使我颇感新鲜：一是好“繁文缛节”，二是爱跟人“较劲”。
研讨会未开始，先给你送上一大包印制考究的大大小小的文件。大如会议手册、论文集、议程表、演出观摩手册、邀请函，小如演出节目单、戏票、座谈要点、饭局请柬、专用信笺、铅笔，等等。事无巨细，一概包罗。有些实属重复和多余。譬如：既有内容详尽的会议手册了，何必又印会议议程表？既有介绍很具体的观摩手册了，又何需再添节目单？代表既已到会了，为啥还得向你发函邀请，期盼“惠允与会”？代表一日三餐不能少，有饭局自然不请自至，干嘛还要向你发个请柬，敬希“恭候台光”？其实，这并不是主办者的有意繁琐和爱讲排场，而是显示活动的规格和礼节。这是台湾学术活动向来具有的郑重，它似在营造一种令所有与会者都不敢随便怠慢的氛围。
会内如此，会外亦然。“中研院”的院大门口悬挂起会议名称的巨幅红布横额，套色印制的会议海报四处分发、张贴，主会场“学术活动中心”房檐上的大型电脑显示屏幕，昼夜不停地显示活动信息，滚动播放会议活动内容和发表论文学者的名单，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凡此种种，在外界确实也产生一些宣传效果。访台期间，我曾去参观台北两个票房活动，票友们也大多知道“中研院”的这个活动，可见“繁文缛节”产生的社会效应。
文哲所的大小研讨会开法，类似于我在国外研讨会见到的模式。学者代表大会发表论文，需有一位来自各方、具备一定学术地位的主持人，由他介绍论文发表者身份、学术成就及发表的论文题目——但切不可介绍职位、官衔之类，那样要贻笑大方。论文发表者讲解本人论文要点之后，由主持人组织大会提问与讨论，主持人也可以同时参加提问与讨论。所不同者，台北的大小研讨会争辩风气很盛，尤其一些时间比较充裕的小型会议，有时简直针锋相对，提问者包括主持人，会毫不留情面地跟论文发表者叫板、较劲。一回，一位主持人发现大陆某学者论文引文不合“国际规范”，竟在大会上当着众人的面，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指责。对于这些，参会者如果习惯了，就不会感到尴尬、别扭，反而会因为别人的坦诚而感激。
“学术活动中心”显示屏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两访“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使我深深感到，海峡两岸学人隔离近半世纪，尽管彼此学术观念、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等都有很多差异，但在许多大局方面又是相通相应的。比如，双方都很看重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价值与地位，都很挚爱自己的文化传统，都强烈希望这种传统得到弘扬和光大；大家都主张在大量占有材料基础上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作风，允许和提倡不同思想、观点、结论的自由争论；对富有创见和求实作风的论文作者投以敬佩、赞赏的目光，而对马虎、取巧者感到遗憾；双方都感到两岸学人加强交流、携手合作、取长补短的必要；共同意识到，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大显身手的时刻；共为炎黄子孙的两岸学人，应该具有共同的历史使命感……。人同此心，人通此理，两岸学人隔离至久，走到一块，丝毫不感陌生，亲似一家，道理就在于此。
诚挚、友好的文哲所同人，在我们离别台北前，拿来题词簿，要大家题词留念，我给写了“文光焕八斗，哲理通九州”十字。前半句是我对文哲所同人多年努力创造成绩的赞扬，后半句表达了我两访“中研院”文哲所的上述感受。
（原载《戏文》双月刊1998年第4期，内容有增删）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