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与牡丹亭

白先勇又来了。
白先勇的《牡丹亭》也来了。
今年7月，白先生从台北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我：青春版昆剧《牡丹亭》在台北和香港演出时一票难求，造成前所未有的轰动，大陆的首演在苏州大学，他希望我通过媒体让大陆观众了解他的《牡丹亭》。
之后几个月里，白先生为了《牡丹亭》来过上海几次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认识白先生好多年了。为了出版他的书，白先生只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而为了《牡丹亭》，白先生则打了无数次电话。白先生为自己的作品从来没有这样操心过。过去，都是我劝他希望他在新书出版时接受媒体访问，而唯有这次，是他主动找我，希望媒体采访他。他过去不愿上电视，这次他对我说，为了《牡丹亭》，只能破例了。
过去，我只知道白先生为推动振兴昆曲在两岸间奔波。这次，我真正明白了，昆曲在白先勇生命中的意义和重要性。
后来，我听说，白先生为了《牡丹亭》，在台湾四处化缘，募捐到1000多万台币，完全投入到制作中，又完全凭借他个人的号召力在台湾组织了一个近乎义务的制作团队，包括牡丹亭研究专家、一流的舞台美术和服装设计师等等。这个团队尤其是白先勇本人的殚精竭虑，保证了这个戏不同凡响的品质。进入排戏阶段后，他不停地在苏州和台北之间飞来飞去，一年间几乎没有回过家。
20年来，白先生一直是振兴昆剧的鼓吹者和推动者。
20年后，白先勇破门而出，亲自制作昆剧《牡丹亭》，是想圆他的梦。这梦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还是在上海。
前几个月，有朋友在岳阳路“白公馆”请他，我作陪。白先生说这“白公馆”不应叫白崇禧公馆，因为他父亲从来没在这儿住过，而是住在虹口。当年这栋小楼只住他一个人，他因为生肺病，单独居住，在寂寞的生活中，印象最深的是看了梅兰芳先生的戏，那时他才八九岁。梅兰芳给他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文革”结束，他第一次来大陆，有人请他看昆剧折子戏。虽然刚刚恢复演出，但演员功底还在，他很惊讶“文革”十年大革文化的命而没有把这古老的剧种灭绝。他又一次想起了梅兰芳。说到这件事时，他感叹昆剧的魅力和传统的生命力。
从此，他与昆剧结下不解之缘。他几乎与大陆每个昆剧团都合作过，但最后选择苏州昆剧团来实现他的梦，是因为他选中了两位初出茅庐的新秀，在他看来是两块未经雕琢的璞玉，经过他的精雕细刻一定可以大放异彩。果然，他们没有辜负白先生的一番苦心。在苏州大学首演时，我赶去看戏。演出的盛况和谢幕时观众的热情简直可以与天王歌星相比美。
记得几年前在台北，谈到昆曲，白先生告诉我，台湾的观众平均年龄35岁左右。我说大陆的观众平均年龄在55岁左右吧。我问白先生：为什么昆曲在台湾拥有这么多年轻观众？白先勇想了想说：大概和教育有关。台湾中小学教材中古典文学比重很大，许多大学都有昆曲兴趣小组和研究小组。因此，昆曲在台湾年轻一代有广泛的基础。他说，大陆要保存昆曲，必须从学校做起。所以，白先勇把《牡丹亭》的首演选在苏州大学，自有他的道理。而且他成功了。谢幕时，白先勇上台讲话，学生们长时间鼓掌，不让他下台。我看白先生热泪盈眶，被年轻人的热情感动了。
那天我与白先勇一起住在苏州宾馆。我祝贺他演出成功，白先生长吁一声说，他实在太累了。他说他已经把这个戏打磨好了，很希望有人能接手去经营这个戏。
我说，您放心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人家？
他说，我没有任何个人要求，只要求这个戏能够演下去，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演下去，让世人了解昆剧这个中国瑰宝。
我说你应该保留一点自己的权利。他说，我真的不要一点利益，如果要说权，就是监督权，监督这个戏演出不能走样。
我理解白先生。他是个传统的书生，一个追求完美的文人。他只要圆他的梦，没有任何一丝杂念。在商业社会里，这样纯粹的文人越来越少见了。
在昆曲被联合国确认为必须保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白先勇努力的价值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而白先勇的这种精神与昆曲一样，同样是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东西。

（摘自 《新民晚报》2004-11-15）